為什麼要紀念「抗日勝利」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的小英教育基金會創辦的「想想論壇」，最近出現一系列討論「終戰70周年」的文章，高分貝地宣稱中華民國和中共的「抗日史觀」皆不符合台灣人的二戰歷史經驗，並企圖用日本帝國投降時的字眼「終戰」來取代「抗日史觀」。「台灣終戰」的說法，與主張「台灣戰敗」看似有別，實則是同一種論述的不同變形。接下來我將分析「終戰」論述中的兩篇文章，揭示此論調的盲點及背後所隱含的右翼意識形態，並闡明為何我們必須從「抗日勝利」的角度紀念二戰。

「抗日」的，和作為「幫兇」的殖民地台灣

史努比的文章標題〈「皇民」紀念對日抗戰70週年，該吃藥了〉，很清楚地表達了作者的立場，文章主要論點是，二戰時的台灣人是日本帝國統治下的「皇民」，台籍日本兵是「國軍的敵軍」，台灣又遭受盟軍的轟炸，所以「舊中華民國史觀」的「抗日」角度，對台灣人而言是荒謬且不符史實的。台灣的戰爭紀念不應該是去慶祝「抗日勝利」，而是不要遺忘「無數命葬南洋叢林與中國大陸的台灣英魂」並且「省思戰爭對台灣的歷史意義」。文末的結論寫得模糊不清，說台灣難以歸類為「戰勝國」或「戰敗國」，但整篇文章卻又分明是藉著否定「抗日史觀」，將讀者引導到「台灣終戰／戰敗」的立場。

史努比的文章的一大盲點，是對日據時代的理解過於片面，他把「台灣」和「台灣人」打包成一個沒有內部矛盾的整體，彷彿台灣既然是日本殖民地，就理所當然成為日本帝國的一部分，而台灣人也就理所當然地成為了日本「皇民」和中國人的「敵人」。然而，除了少數勾結殖民者的買辦階級，台灣人民從來就不曾如此認命地接受日本的侵略和殖民。從乙未割台之際全島各地的誓死抵抗，到之後20年間前仆後繼的武裝抗日行動，1920年代又出現台灣農民組合、台灣共產黨等帶有左翼色彩的階級和民族解放運動，即使是日本為動員台灣人投入戰爭而發起的皇民化運動時期，也有堅持抗日的作家楊逵寫下〈怒吼吧！中國〉，以及許多像吳思漢一樣奔赴大陸抗日救國的台灣青年。一心想把殖民地的「台灣人」和對岸的「中國人」切割開來的史努比，卻解釋不了台灣人民面對日本的政治高壓、經濟掠奪、民族歧視、文化同化的暴政，「抗日」不輟的決心，而這個「抗日」的集體心態所蘊含的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精神，恰恰是和1945年抗戰勝利、光復祖國的喜悅之情相互連貫的。

史努比的論述最弔詭的地方在於，他試著提出一個不同於抗日史觀的「殖民地台灣的二戰歷史」，卻給了我們一個既沒有「殖民反思」也沒有「二戰視野」的台灣觀點。首先，1937年台灣進入戰時體制後，在皇民化運動鋪天蓋地的洗腦下，確實有些台灣人自認是「皇民」，有的台籍日本兵官拜飛官、有的參加神風特攻隊，有的犯下屠殺、虐殺罪行而在戰後國際戰犯審判中被處以死刑。問題是，難道我們就這樣接受台灣存在「皇民」的事實，而不加以反省和批判嗎？所謂的「皇民」，絕非一個值得自豪的身分，台灣作家陳火泉在皇民化時期寫下的長篇小說《道》，描寫一個生來沒有大和民族的「血液」而痛苦不堪的台灣人，他自問，「做為島民的我，終究會成為皇民嗎？終竟也是個人嗎？」膜拜殖民者的民族文化，厭憎自己的民族文化，甚至把自己貶低成不是人，日本殖民主義在台灣人內心所烙下的深層扭曲，在史努比「不抗日」的史觀下，都成了無關緊要的問題。

另一方面，史努比舉出盟軍轟炸台灣和台籍日本兵的戰爭經驗，將中日雙方的悲情等量齊觀，卻刻意不提日本作為法西斯侵略者的角色，企圖混淆戰爭的前因後果。究其根本，若不是日本帝國主義在19世紀末向外擴張，哪裡會有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而若不是日本法西斯勢力從1930年代開始瘋狂地向中國東北、中國全境、東南亞和太平洋地區擴張，又哪裡會產生志願參戰和被強制徵調為軍伕、軍屬、軍人的台灣人，以及因應而生的抵抗日軍入侵的盟軍和亞洲人民？當殖民地台灣在戰時成為日本的南進基地，為日本侵略全亞洲的戰爭暴行流血出力時，史努比不但不促使我們去追究日本的殖民行徑和戰爭責任，還要我們莫忘「無數命葬南洋叢林與中國大陸的台灣英魂」，試問，我們有何顏面面對所有為了保衛家園而死於南洋叢林和中國大陸的當地士兵、被拐騙到亞洲各地慰安所的慰安婦（包含台灣在內），以及被屠殺、殘害的千千萬萬個無辜民眾？

歷史地來看，抗日戰爭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一部分，「抗日」不是也不可能是專屬於中華民國或中共的史觀，而是亞洲人民為了抵抗日本侵略而自然發展出來的政治共識。如果我們真的有心「省思戰爭對台灣的歷史意義」，就必須承認殖民地台灣在二戰期間，既是日本帝國主義極盡所能地剝削壓榨控制的殖民地，也某種程度上充當了日本法西斯侵略擴張的幫兇。而戰時的台灣人的處境或許其情可憫，但若是以此去合理化日本帝國對台灣人在戰爭上的動員和利用，那就是為法西斯的侵略暴行擦脂抹粉。

紀念抗日勝利是為了反制右翼勢力的復甦

如果說「抗日」是戰時亞洲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共同立場，二戰勝利作為這個立場的結果，自然也就是全亞洲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共同解放，換言之，也就是殖民地台灣人民的解放。然而，傅星福在〈二戰70週年，台灣要有新思維〉一文中，卻表明台灣不應該以「戰勝國」的姿態紀念二戰，因為這既不符合「台灣本位的歷史邏輯」，也不符合「人類追求和平的普世價值」。他指出，相對於歐洲已不再和德國計較二戰恩怨、美國已不再強調打敗日本，中國和韓國碰到二戰責任問題或日本自衛隊的擴權行為，卻還是嚴正抗議，中國方面無非是要藉此煽動民族情緒來獲得人民支持。在作者眼中，各國「都是戰爭的受害者」，故應以「戰爭受害者」為本位紀念戰爭的結束。

傅星福訴求的新思維是什麼呢？除了和史努比一樣把殖民地台灣割離於中國歷史脈絡之外，其主要特點是將亞洲目前的局勢去政治化，空談廉價的和平，掩蓋二戰當中不同意識形態力量的鬥爭，以及這些鬥爭如何持續到現在。舉例來說，美國之所以不談日本的二戰罪行，還在最近公然支持日本擴大自衛隊權限，就是因為這有利於美國帝國主義在亞洲的利益，而美國的庇護和縱容，不但阻斷了日本社會對二戰侵略暴行的全面反省，更明顯威脅到當下亞洲的和平和各國人民的福祉，這個事例卻被傅星福當成一個普世價值的典範。而「人人都是受害者」的說法無異於主動放棄了對二戰本身的思索，例如日本法西斯政權的「反共」本質，日本軍國主義尋求擴張背後資本帝國主義的動力，等等。唯有深刻地、批判性地討論這些問題，才可能阻止以進犯他國土地、壓迫他國人民為動機的戰爭再次發生。但顯然，傅星福的「終戰」新思維，是終結而非開啟了思考的契機。

總的來說，我們之所以有必要紀念二戰的「勝利」，而非日本帝國角度的「終戰」或「戰敗」，乃是因為在軸心國與同盟國之間，在法西斯陣線與反法西斯陣線之間，在侵略者與被侵略的人民之間，沒有任何模糊的空間。二戰的勝利不僅止是同盟國的勝利，更是當時所有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和反法西斯陣線的人民的勝利，戰後從日本帝國的殖民統治解放出來的台灣人民，沒有理由不和過去被日本鐵蹄蹂躪的亞洲人民站在一起。更何況，在日本政府仍不承認諸多證據確鑿、令人髮指的罪行，日本右翼人士依然故我地參拜供奉二戰戰犯的靖國神社的此刻──我們如何能夠以「終戰」一詞粉飾太平，而不去彰顯「抗日勝利」的進步意義？

日本小說家村上春樹今年（2015）4月受訪時，呼籲安倍政府向二戰時侵略的鄰國道歉，「日本需要一直道歉，直到這些國家說，『我們無法完全忘記過去，但你的道歉足夠了。我們讓它過去吧。』」身為日本人的村上春樹尚有此等歉疚之心，持著「終戰論」和「戰敗論」的台灣人，卻搶著為前殖民母國發動的侵略戰爭辯白開脫，真是何等悲哀。這也證明了，如果我們不能正視並徹底清理自己身上的殖民情結和帝國慾望，如果我們不能堅持站在反對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復甦的一方，那麼右翼的亡靈恐怕將在台灣的上空盤桓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