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9日晚上七點，繁榮寧靜的台北市仁愛路，數百名警察突然來勢洶洶，在永豐餘集團總裁何壽川住處集結，拉起蛇籠，不讓民眾通過。當時在永豐餘集團總裁何壽川家門前，有張小小的桌子，鋪著全白的桌巾，上面擺著兩根蠟燭及一盞香爐，插著、擺著幾根祭祀用的香，香爐的後面，立著一幅莊嚴肅穆的遺像，韓國工人裴宰炯頭戴紅色布條、身穿紅色背心、眼神柔和而堅定，這就是他為Hydis工人挺身抗爭時的模樣，而他在這場抗爭中，在無奈和悲憤中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在一旁陪伴裴宰炯的，是他遠從韓國渡海來台的妻子李美羅，以及和李美羅一同前來的工會幹部們，在警察強制驅離和清場以後，他們都遭到了逮捕，現場祭拜用的香散落一地，又一場工人在黑暗中掙扎的悲歌悄悄落幕。
他們要抗議的對象是台灣的大財團永豐餘和其總裁何壽川，這場艱難的跨海抗爭，所對抗的是什麼，本文以下將提出觀察。
只要專利不要工人的元太科技
這一切的引爆點，源於今年1月Hydis公司的最大股東台資元太科技（E ink），在董事會上決議關閉Hydis在韓國利川的生產線，並且計畫日後要陸續關閉全韓國的生產線，讓Hydis成為一家沒有生產線，只靠專利技術授權獲利的公司。元太科技關閉生產線這一措施，根據韓國金屬工會的統計，將造成多達800名工人失業，其中400名為Hydis公司的既有員工，另外400名為在Hydis外包廠商工作的員工，此決定對工人的衝擊之大可見一斑。
然而元太科技在做成此決定前，完全沒有和工會進行協商。為什麼元太科技會做出關閉所有生產線的決定呢？是因為沒有訂單？還是因為生產線的經營產生虧損？事實上兩者皆否，當元太科技決定關閉生產線時，Hydis公司仍有訂單，因此停產的決定讓Hydis的外包廠商蒙受巨大損失，但是元太科技寧願挨告也要關閉生產線，而根據工會表示，Hydis的年度盈餘仍達新台幣29億元，那麼，究竟元太科技在打什麼算盤呢？
Hydis公司這十幾年的歷史談起，Hydis公司原屬韓國現代集團，是一間擁有TFT-LCD液晶顯示器、EPD電子紙技術，以及廣視角專利技術（Fringe Field Switching, FFS）的半導體公司，Hydis公司在全盛時期，曾一度擁有多達近2,000名的員工，年度營業額更高達新台幣288億元。但好景不常，自2003年中國面板廠京東方（BOE）買下Hydis公司之後，將部分廣視角專利技術賣給同業，並且在經營Hydis的三年多期間，從不投資更新生產設備，也不投資技術研發，無心永續經營只圖販賣和授權專利技術的收入，這樣的做法，當然讓Hydis公司大受其害，營業額暴跌至僅剩新台幣52億元，隨後中國京東方便宣告破產，Hydis工人首當其衝，當時造成了600多名員工失業。破產後的Hydis公司積極尋找買主，終於在2007年，台灣永豐餘集團投資的元太科技表明有意願接手，有了之前中國京東方的前車之鑑，Hydis工會擔心元太科技會重施「吃了技術就跑」的故技，因此元太科技也做出「會好好經營公司」的承諾。
根據韓國金屬工會Hydis支會，在永豐餘集團和元太科技買下Hydis公司這段期間，靠著專利技術總共賺得了新台幣上百億元的權利金，但用在生產設備上的投資卻微不足道，僅佔公司收益的2％，僅足夠支應故障零件的修理。這樣的經營方式讓Hydis公司的生產設備逐漸落後競爭對手，最後導致元太科技在專利授權和產品生產的營收比重，不斷向專利授權一方傾斜，因此縱使Hydis公司至今仍持續獲利，卻仍然作出了關閉生產線的決定，這種行徑簡直就是複製了中國京東方的做法，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將員工全部甩開，卻繼續佔有專利技術，對Hydis工人而言，這樣的行徑就像是在寒冬之中，將勞工拋到大街上一樣殘忍。工會在韓國要求元太科技出面和工人協商，但元太科技卻表示，決定權在永豐餘集團手上，於是韓國工人便開始了漫長的跨海抗爭之路。
資本的貪慾對抗工人的生計
這場Hydis工人與台灣永豐餘集團之間的抗爭，從今年2月開始就一直持續至今尚未完結，在台灣工運界朋友的熱心幫助下，成立了「台灣聲援Hydis工人連線」，Hydis工人在台灣歷經了散發傳單、三步一跪遊行、向勞動部、總統府陳情、親至何壽川家和永豐餘股東會表達訴求，要求「撤回關廠」、「何壽川別落跑」、「撤回解僱」、「何壽川出來面對」，希望保住工人的工作權，永豐餘集團好好經營Hydis公司。
在抗爭之中，還發生了工會幹部裴宰炯因受到資方對工會以民事賠償相逼，而壓力過大上吊身亡的悲劇，除此之外，Hydis工人和台灣聲援者不只一次遭遇了警察的驅離和逮捕，大部份的韓國工人還遭到即刻遣返，這場抗爭可謂困難重重，舉步維艱。
韓國Hydis工人在台北街頭散發的傳單上寫著：「我們以為台灣的企業和中國大陸不一樣」，以及「一間真正的國際級企業應當要有社會責任」，但是很遺憾，為什麼不只在韓國，甚至在台灣、中國大陸沿海等地，廠商惡性關廠的事件層出不窮？
當類似事件如此浮濫，我們實在很難再歸咎於少數無良企業的個別行為，承認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工人必須有所警惕和防範，不論經營者平常看起來多麼「有良」。就以元太科技為例，董事、股東會甚至銀行團，這些對公司的資本有決定權的人，如果你試著去瞭解他們的思考方式，你會發現，他們最終在乎的只有：提高利潤，並順帶關心削減成本和市場競爭。握有資本的人，總是想著以最小的不確定性、最低的成本賺取最高的利潤，當有兩種不同的經營策略供他們選擇時，工人的生計重要性遠遠排在利潤之後，企業形象偶爾受損也無所謂，只要這對資本的獲利沒有太大影響。
這就是為什麼元太科技就算持續獲利，也不願意投資更新生產設備，反而想要靠已經開發出來的專利技術賺錢就好，問題不在於是否獲利，而是把資本投在哪個用途上，可以用最小的成本獲得最大的報酬，至於失業工人受到的衝擊，很抱歉，這不會列在企業的財務報表上，所以董事顯然不是很重視。
但這是站在董事和股東的角度看企業，企業非得這麼運作、非得按照利潤最大化的目標行事嗎？當然不是，對工人來說，企業存在的目的不僅僅是營利和滿足資本的貪慾而已，最重要的是，企業藉由生產能夠滿足社會需要的產品，為工人提供就業機會和收入，這才是企業存在的意義。
然而，企業經營者卻不是這樣想，例如元太科技，寧願任由生產設備老化、捨棄訂單不接、讓800多名員工和他們的家庭承受生活頓失所依的痛苦，也要選擇坐收權利金的經營方式，經營者和工人對企業的認知有根深柢固的衝突，就是Hydis工人抗爭的深層原因。
失靈的政府和缺席的工會力量
不論是韓國或者台灣，企業所有者都享有至高無上的「關廠權」，一條能養活上千名工人的生產線，生死存亡全在資本寡頭一念之間，這種極不平等的權力結構，就是我們每日生活其中的經濟現實，政府和法律能否發揮制衡的作用？從這次Hydis工人的抗爭中，我們也可以窺見一些端倪。
韓國《勞動基準法》規定，雇主須有「經營上的急迫必要性」或「防止經營持續惡化」方可解僱勞工，然而Hydis工人也批評道，這樣沒有明確判斷基準，模糊不清的用字，使得理應保障勞工的勞基法，反而成了資方得以濫權解雇的漏洞。今年3月，當Hydis工人到台灣勞動部陳情時，勞動部的回答是，由於本案涉及台灣企業跨國投資，本國法律並不適用，只能要求事業單位應遵守當地法令，姑且不論這個法律見解正不正確，勞動部只想把問題踢回韓國。面對企業所有者橫行無阻的「關廠權」，法律只是徒有其表而已，政府制衡資本的功能，已經完全失靈。
如果要為勞工運動展望未來，也許工人還是要回到勞動制衡資本的著力點上。在這場抗爭中，我們看到許多熱心的勞工團體和民眾相挺，但是我們沒有看到永豐餘集團旗下的公司有工會出來發聲，沒有看到有工會出來監督資方，提醒基層會員要警惕、要從Hydis工人跟永豐餘的抗爭中吸取教訓。事實上這不只是永豐餘的問題，台灣勞工的工會組織率和工會意識普遍低落，這個弱點總是在每次的抗爭中暴露出來，然而只有一步一腳印的努力，才能扭轉這個頹勢。我們也沒有看到，目前熱衷2016大選的諸政黨中，有哪個願意投入這場抗爭，提出將資方獨攬的「關廠權」還給工人的政策。
不只對韓國而言，對台灣和整個亞洲的工人來說，都是場值得記上一筆的戰鬥。它向我們揭示了今日工人的處境，在大型企業經營日益國際化之下，面對著跨國資本的肆虐濫權，唯利潤是圖，工人如何掙扎著捍衛自己的權益、如何對抗不同國家的資本、和不同國家的工人們並肩作戰。不論今日韓國Hydis工人抗爭的結局如何，這絕對不會是最後一場類似形式的抗爭，而且也絕對不會是一場跟台灣工人的命運無關的抗爭，我們務必記得，在資本全球化的年代，發生在Hydis工人身上的事情，完全有可能發生在每一個台灣工人身上。Hydis工人已經用他們的行動，暴露了問題，而我們該做的，就是牢牢記住他們的經驗，尋思今日該如何積蓄力量，以求未來發動更有效的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