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15）7月1日起，基本工資由每月19,273元調整至20,008元，時薪從115元調整到120元，勞動部將於明天（8/12）召開基本工資審議會，擬調漲基本工資約1.5%，但日前經濟部及工商團體多方發言表示反對，為此台灣勞工陣線今日上午舉行座討會，分析台灣長年低薪環境已造成經濟與社會等層面的危害，學者呼籲應訂立《最低工資法》，而法定勞動成本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OECD）相比並未過高，反而是「台灣接單海生外產」的經濟問題，應該透過提高薪資提升民間消費內需才能解決。
基本工資調漲時機
對於勞動部擬漲基本工資，全國工業總會常務理事何語日前對外表示，台灣出口已連續五個月負成長，且內需疲弱，經濟情勢並不樂觀，調漲基本工資時機不對。工總在今年的白皮書也指稱：「因為我國雇主每月除了支付員工一般薪資外,尚須為其員工額外，支付的法定勞動成本，將近員工薪資的20%，過度加重雇主負擔，勢必影響產業。」為此經濟部也已召開檢討會議，經濟部次長沈榮津並對外表示，法定勞動成本占比是否合理有討論空間。
「資方發言要做功課」，文化大學勞工關係學系副教授李健鴻指出，工商團體認為日後《長期照護保險法》若上路，雇主負擔法定勞動成本更超過兩成，但台灣若與OECD的32個國家去年相比，目前台灣負擔「社會保險費用佔法定勞動成本」比例為17.6%，排名第15名位居中段，與韓國幾乎，也僅比美、日約多出2個百分點，「無論如何不能說高」，然而台灣「勞工報酬佔GDP比重」為46.1%，卻排名倒數第四。
李健鴻表示，勞資雙方每次在基本工資審議會召開時，都要爭執根據哪些指標做為調整依據，但早在民國25年（1936）曾制定《最低工資法》，但立法後因內戰從未實施，政府來台經過幾十年後主張經濟不佳而予以廢除，現在怕勞工反彈訂立《基本工資審議辦法》，不稱為「最低工資」則是怕工商團體反對，但「基本工資只有台灣自己在叫，台灣喜歡發明別人聽不懂的名稱」。
李健鴻進一步指出，全世界超過110國實施最低工資，有半數實施《最低工資法》，明訂法定指標因素，主要包括勞工生活費用成本支出、勞動生產力成長以及薪資分配比例。
李健鴻分析，美國勞動部在2012、2013年度針對17個先進工業化發展國家比較，台灣「勞動生產力」連續兩年名列第二高，但在勞動生產力與成本比較，薪資是17國之內倒數第二，這是高度不合理的情形。
另從「薪資分配比例」觀察，李健鴻指出「低薪勞工」人數是許多國家調整最低工資的指標，而依多數OECD國家「低薪勞工」的定義，是低於「薪資中位數」乘以三分之二。若以主計處2013年公布薪資中位數為31,000元，低薪勞工即為所得低於20,670元，而台灣去年62萬5千名勞工所得低於20,000元， 佔受雇人數為7.3%，已比2008年金融海嘯時期56萬人還多，反而相對較差。
林向愷：基本工資兩萬七不打折
「合理的基本工資應該就是27,199元」，台大經濟學系退休教授林向愷表示，先進國家選舉會討論國內分配問題，但台灣選舉來看是「統、獨右傾兩黨制」，兩黨對勞工權益並不重視，而是在乎工商團對的觀感。民進黨用「貧窮線」計算基本工資為27,199元，卻再以「就業扶養比」指扶養人口有共同支出而打八折，顯示民進黨沒有根本解決問題、討好財團，「大家被主流意識弄得很卑微，以為稍微多一點就反商。」
林向愷認為，相較於增稅、政府舉債擴大內需等作法，調漲基本工資是最溫和的擴張財政政策，「加薪四法」其實都是假的，唯有適度調整基本工資，透過民間消費，經濟才能成長。而政府採取「台灣接單海生外產」，即將超過「台灣接單台灣生產」比重，當企業可自由出走，為何要幫員工加薪。
前國發會主委管中閔曾反對基本工資調漲，並表示經過幾年台灣薪資就變成亞洲最低，屆時外資、台商就會回流，林向愷對此說法則批評，如此仍是以低廉工資創造企業利潤，但到今年經濟成長「保三」不可能，這是縱容台灣接單海外生產的結構性問題。
林向愷分析，下游台商在中國生產所需的原物料、中間材與機器設備多從台灣出口，投資帶動貿易的效果在過去十年出現，然而早在90年代台灣與韓國的出口金額相近，但在2011年台灣僅有韓國的六成，現在可能僅有五成，因為中國也會學習「進口替代」策略發展生產鏈在地化，取代台灣所有中間材出口，而現在台灣出口已連續六個月衰退。因此現在台灣必須靠內需，讓基本工資調漲，民間消費力才會起來。
林向愷說，過去幾年馬政府經濟成長率（GDP）約在3%多，但同時所得最低20%家可支配得成長是-0.17%，所得次低20%所得成長0.1%左右，可見所得分配出問題，一個社會分配不平均，各種激烈改革聲音就會出現，要求政府採取激烈措施導正所得分配，反而損害經濟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