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市政府日前（8/13）不顧各界反對，照常舉辦「塞納河上的特拉維夫」（Tel-Aviv sur Seine）慶祝活動，這屬於第十四屆「巴黎沙灘節」（Paris Plages）活動的一部分。每年夏天，巴黎市政府將塞納河岸裝飾成海灘，讓民眾在忙碌之餘可以就近體會海灘之美，而新上任的市長安妮‧希達爾戈（Anne Hidalgo）這次決定在13日舉辦「塞納河上的特拉維夫」，來向「以色列這座著名的海邊城市致敬」。
不過，不是所有人都認同這場歡慶活動。7月底，在約旦河西岸發生巴勒斯坦民宅疑似遭猶太極端份子縱火，造成幼童身亡，此事件爭議未解，部分巴黎市民因此反對市府舉行有關以色列的慶祝活動，然而，巴黎市政府決定活動照常舉辦。13日當天，親巴勒斯坦團體也在塞納河的另一端高舉「加薩海灘節」抗議以色列長期對巴勒斯坦的侵略行為，參與抗議的「歐洲巴勒斯坦」組織成員塞爾日‧博納爾對媒體表示，特拉維夫不同於其他普通城市，它是「砲轟平民的殖民主義國家首都」。
巴勒斯坦性少數組織ASWAT發表聲明
今年（2015）3月份在北非突尼西亞首都突尼斯舉行的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上，由巴勒斯坦女性性少數組成的組織「ASWAT」舉辦一場工作坊，向人們說明他們的組織宗旨，ASWAT的成員來自於巴勒斯坦被佔領區以及以色列，而「ASWAT」在阿拉伯文指的是「聲音」（voices），他們以此命名。ASWAT提到，他們的社會對於多樣的性別以及非社會常規的女性特質缺乏容忍度，因此他們集結，提供性少數女性安全的居所，並且讓社會知道女人有權選擇、有權活著。
跨性別人權鬥士、《藍調石牆T》作者費雷思（Leslie Feinberg）在ASWAT的第一次大會上發表演說，對這個立基在巴勒斯坦性少數的組織面對的複雜問題提到，巴勒斯坦從1948年開始面臨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所造成的「軍事、文化與經濟的統治行為」，以色列至今仍侵略並佔領巴勒斯坦。由於ASWAT關注性少數族群的權益，然而費雷思反對因此就把ASWAT從巴勒斯坦人民的抗爭中獨立出來，只討論性別認同問題。
費雷思認為，殖民與帝國主義不斷嘗試引起衝突，以利「分而治之」，他引用黎巴嫩LGBT團體「Helem」的話：性少數者的權利不應該與巴勒斯坦人為了權利自決、返回家園、反對種族隔離與侵略土地所做的長期鬥爭，處於競爭的位置。亦即，兩者都是重要的，反對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侵略行為，不代表就同意任何對性少數的壓迫。
對於此次巴黎的慶祝活動，ASWAT以一則聲明表達強烈譴責，ASWAT指出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政治與現實控制、以及對巴勒斯坦人進行的殖民與種族隔離並未結束，以色列不僅違反人權規範，也違反國際法。因此，ASWAT強調，以色列造成的反巴勒斯坦人的人權行為不應該被慶祝；以色列對加薩走廊造成的封鎖以及殘忍罪行不能受到鼓勵；以色列對巴勒斯坦性少數造成的壓迫，以及它的「粉紅清洗」（pinkwashing）計畫更使慶典蒙羞。
以色列侵略加薩走廊 巴勒斯坦人無家可歸
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衝突可以回推到1967年的六日戰爭，當時以色列與鄰近的埃及、敘利亞和約旦等國開戰，戰火持續六天後，以色列獲勝並開始佔領當時由埃及控制的加薩地區以及其他國家一共6.5萬平方公里的領土，數十萬阿拉伯人逃離家園成為難民。
雖然同年度聯合國安理會通過《242號決議》，該決議闡明禁止藉由戰爭奪取領土，也責成以色列承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自決權利，要求以色列歸還六日戰爭非法佔領的巴勒斯坦領土，後續國際法院與聯合國大會也重申，國際法禁止藉由戰爭奪領土，以及以色列須歸還領土等裁定或決議，然而，以色列對巴勒斯坦進行佔領的戰火從未中斷，並對上述國際共識視而不見。
以色列軍隊從2008年開始，對巴勒斯坦加薩走廊的哈瑪斯組織進行空襲，而哈瑪斯為了反擊以色列的攻擊行為，也向以色列境內發射火箭彈與迫擊炮。以巴衝突結合了民族主義與國家利益衝突等錯綜複雜的仇恨因素，兩國間漫長的對峙使人民長期生活在戰亂之中，許多巴勒斯坦人無家可歸。
以色列的侵略行為，於去年（2014）7月8日三度展開後（三次侵略分別發生在2008、2012與2014年），有數千名巴勒斯坦人遭到殺害，死者中有八成為平民，並有一萬多名巴勒斯坦人受傷，死亡人數遠超過2008年的第一次侵略行為（相關文章），以色列明擺在眼前的侵略行為，美國卻從1948年至今援助以色列2,337億美金，用於購買美國武器。
文明化的殺人機器：粉紅清洗（pinkwashing）
特拉維夫、以色列的第二大城，自1998年開始，是中東地區第一個舉行同志遊行的城市，圍繞著同性戀消費圈產生的「粉紅經濟」勢不可擋，特拉維夫的同志驕傲遊行每年6月固定舉辦，香港學者游靜將此形容為整體國家試圖經營的「品牌以色列」，把特拉維夫包裝成「國際基佬渡假勝地」，儼然是中東最「現代」、「文明」的國度，並以此合理化以色列繼續佔據巴勒斯坦。
以色列這種透過支持同志打造的文明先進表象，以掩蓋對巴勒斯坦侵略行為的不公義本質，達成「粉紅清洗」（Pinkwashing）的效果，在台灣或許更為人所知的是企業藉由宣揚對環境保護盡心盡力，實際上卻創造更大量污染的「漂綠行為」（Greenwashing），粉紅清洗在以色列發揮了充分的效果，如酷兒理論學者加絲比‧普爾（Jasbir Puar）所指出的，以色列透過粉紅清洗作為一種策略，「重新描述」它對巴勒斯坦的佔領行為：以色列是文明的；巴勒斯坦人是野蠻的、恐同的、不文明的、是自殺炸彈狂熱份子。
此外，加絲比‧普爾更以「同性戀國家主義」（Homonationalism）的概念，說明同性戀由於長期忍受來自媒體、家庭、工作、政經制度的污蔑及歧視，受全球化現代性日益要求規訓身體與性向的壓迫尤烈，所以特別容易被國家機器收編的狀況，在 "Rethinking Homonationalism" 這篇文章中，他提到同性戀國家主義透過擁抱性向的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來正當化國家的干預行為，同時也鞏固美國帝國主義結構，他以著名的阿布格萊布（Abu Ghraib）虐囚案為例，包含美軍強迫伊拉克戰俘互相口交、雞姦的相關照片，便是將穆斯林男性（異性戀）性向中的東方色彩視為既怪胎又危險的前現代產物，並透過破壞這個堅固的異性戀認同來達成「懲罰」的效果。
當我們有了文明、現代化的特拉維夫做對比，巴勒斯坦人不單單是指涉單一國家的人民，還指涉了一種「落後的」伊斯蘭人民信仰與性傾向，甚至以色列能夠高舉粉色的人權旗幟，合理化以國對巴勒斯坦人民長期侵略導致大量難民無家可歸的慘痛經驗成為一種「民主」行為。這是侵略者的計謀與謊言。
穆斯林的另類聲音
然而，伊斯蘭世界對於同性戀議題的討論並不如西方想像的那麼單一。除了前面提到的ASWAT，2001年由穆斯林LBT女性所開始進行的「Safra Project」深入了解跟英國的穆斯林女同志相關的議題，2002年，參與者與一些提供服務者和穆斯林LBT女性會面，了解如何提供社會與法律服務，並進行以「性、性別與伊斯蘭」（Sexuality, Gender and Islam）為主軸的研究計畫。
而在「Safra Project」的網站上也不乏針對伊斯蘭信仰與男性之間同性性行為的不同詮釋。部分伊斯蘭國家根據《可蘭經》教義對同性戀訂出了輕重不一的相關罰則，然而「Safra Project」指出《可蘭經》當中並不存在「同性戀」（homosexuality）一字，而是源自於魯特（Lut）的故事。關於魯特的故事可以參考另一篇文章所提到的，在《可蘭經》第七章中有這麼一段文字「......魯特，當時他對他的宗族說：『你們怎麼做那種醜事呢？在你們之前，全世界的人沒有一個做過這種事的。你們一定要舍婦女而以男人滿足性欲，你們確是過分的民眾。』」這段經文在傳統穆斯林的解讀之下被認為是指「同性戀行為」，並在先知穆罕穆德的跟隨者所編《聖訓》（Hadith）中，出現「當一個男人跨在另一個男人的上面時，阿拉的寶座都會震動」、「男人不可以進入別的男人的身體」以及「如果看到有人做魯特的族人做的事，殺了那個主動跟被動的」等經句。
「Safra Project」進一步提到已經有學者對這些帶有「異性戀偏見」的詮釋有不同的見解，他們認為在魯特的故事中，族人的罪性包含許多形式的非法並與性相關的行為，例如淫亂、獸姦、戀童、惡意對待客人、透過權力、強暴和恐嚇來對他人施虐......等，並不特定指同性戀的行為，也有學者認為，魯特的族人是因為拒絕了先知而受罰，並非人們現在認為的是因為同性的性行為。
宗教學研究背景的學者游謙更進一步對此提出一種經典研究的「替代性觀點」，認為先知魯特就是猶太經典中的先知羅得（Lot），當時伊斯蘭信仰之父亞伯拉罕得到上帝允諾，看在十位義人的份上，饒恕當時可能遭到毀滅的索多瑪與蛾摩拉兩個城市。上帝差遣兩個陌生人到索多瑪，由羅得接待，然而，索多瑪人卻包圍羅得的房子，要求交出這兩位陌生人，並且「任我們所為」更要脅要攻破房門，而是在這個脈絡之下，才有了《可蘭經》中魯特對族人的責罵「捨婦女而以男人满足性欲」。游謙認為，這樣才能瞭解阿拉所痛恨的是索多瑪人凌辱過路人，要把他們「肛交強暴」的惡劣行為，游指這「跟兩情相悅的同性戀毫無關係」並且「強說《可蘭經》禁止同性戀，是對經文的誤解」。
再詮釋《可蘭經》
不僅如此，「生而為閹人」（Born Eunuchs）網站的創辦人，同時也是出櫃男同志的穆斯林Mark Brustman也在對《可蘭經》和《聖訓》的分析中提出不同的看法，例如，他認為在《可蘭經》中，阿拉描述了一種「非生殖取向」（non-procreative）因此非男亦非女的人，而他認為從經文裡可以發現由阿拉按照他的意旨所創造出來的，性傾向與性別的多樣性。
而另一個討論伊斯蘭與同性戀議題的網站「Queer Jihad」，點出穆斯林酷兒面對的社會處境：如何面對阿拉所創造的自我，以及如何看待廣義穆斯林對穆斯林酷兒的理解。網站中提到一般被翻譯為聖戰的「Jihad」這個字，對於穆斯林而言，最重要的「聖戰」便是面對真正的自己、面對慾望、面對如何把宣稱要奉行的信仰與價值付諸實踐，因此「酷兒聖戰」（Queer Jihad）則是接受並面對自己的性慾特質，的一種過程。正如關注穆斯林同性議題的學者Junaid Jahangir 所說，不少穆斯林酷兒運動者持續在推動各種行動計畫，透過工作坊討論如何面對恐同，無論這些參與者是來自阿富汗或者巴勒斯坦，例如來自於「BDS」和「Al-Qaws」的巴勒斯坦酷兒，他們即便同時面臨恐同與以色列佔領的問題，仍然堅持表達自己的意見，拒絕被視為「被壓迫或者失去權力的受害者」。
而就在美國最高法院通過全美同性婚姻合法的消息發布之時，知名穆斯林代表Reza Aslan和Hasan Minhaj就發表一封公開信，要求美國的穆斯林異性戀者與穆斯林同性戀站在一起，並支持同性戀婚姻合法，他們並且生動地描述戴著頭巾的穆斯林女性與留鬍子的穆斯林男性在商場與機場中是如何被人觀看，形容這就是LGBT穆斯林同伴的每日感受。當穆斯林的酷兒社群已經有相當豐富的同性戀論述以及對《可蘭經》的不同描述時，主流媒體又是以何種腔調來描述這群他們心目中的「恐同者」？
恐伊斯蘭與新的世界秩序
以色列塑造出來的文明形象對照的不僅是巴勒斯坦，更是整體的伊斯蘭世界與穆斯林。例如，穆斯林女性在西方媒體的傳播下，長期呈現一種受害者的形象，無論是頭巾議題、身體議題，或者如今年4月，馬來西亞宗教領袖所指出的，女性穆斯林「必須無條件服從丈夫的性要求」，又如惡名昭彰的武裝組織「伊斯蘭國」傳出，拿雅茲迪族「性奴」當獎品的新聞，把男同性戀從屋頂丟下，透過這些訊息的傳播，我們能輕易地在媒體中看見充滿性別壓迫與女性／同性戀受害者的伊斯蘭世界。
在這樣的媒體形象裡，「穆斯林男同志受害者」仍然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關注種族議題的酷兒學者金‧哈利塔沃恩（Jin Haritaworn）等人在 "Gay Imperialism: Gender and Sexuality Discourse in the 'War on Terror' "一文描述了這種狀況，並以在英國建立個人基金會的同志人權鬥士彼得‧塔切爾（Peter Tatchell）為例，說明「穆斯林對照出來的西方文明」，彼得‧塔切爾是英國主流男同志組織「Outrage」的成員，他不僅在英國社會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更是主流男同志的代表人物，在一段他人為其撰寫的募款文字中提到「彼得‧塔切爾被來自世界各地行動者的求助與要求給淹沒，為了達成這些要求，他必須每天工作16個小時、一週工作7天，而如此大的工作量已經對他的健康造成傷害，因此不可再繼續下去......」金‧哈利塔沃恩等人批評這段文字不禁令人想起白人的殖民隱喻：我願意放棄個人需求，只為了拯救窮困且無力自救的受害者。
此外，金‧哈利塔沃恩提到，在「恐伊斯蘭」（Islamophobia）的脈絡下，白人得以將自己放在「全球文明化、現代性與發展性領頭羊」的位置，而這當中，穆斯林男同志與女性成為這個認同的最新符號，他們成為意識形態上的受害者，急需被從原始的、落後的社會中，以政治或者軍隊暴力來加以解放，也因此，「解放」穆斯林男同志與女性給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為提供了正當性。
他們把這樣的狀況描述為一種「新的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正在形成，指的是伊斯蘭與穆斯林被認為「不文明」、「前現代」的「文化」，取代了由蘇聯領導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組成的「東方集團」（Eastern Block），而成為最新的「全民公敵」。
無論是支持「塞納河上的特拉維夫」活動的猶太民眾所說「一旁的抗議沒什麼，只要是在和平的前提下，每個人都有權利發表意見。」，或者只把特拉維夫看成同志大城及巴黎市長安妮‧希達爾戈口中的「著名的海邊城市」，都將遮掩掉特拉維夫作為「砲轟平民的殖民主義國家的首都」，與以色列對巴勒斯坦造成的反人權行為與殘忍罪行等諸多事實，一如ASWAT直指這當中沒有任何值得被歡慶的元素；粉紅色不應洗掉任何血腥的帝國主義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