撼動台灣和兩岸神經的24天
2014年3月18日晚上9點，二、三百名學生衝入立法院議場，隔日凌晨，場外聚集群眾多達數千名，和警察成分庭抗禮之勢，導致為期24天的「佔領立法院」，亦稱三月學運或「太陽花運動」。衝入議場的行動，很快佔據媒體焦點，除了立院「場內」和「場外」，全國間接參與者不計其數，這場學運經常被拿來與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做比較，可見，太陽花運動的規模自1990年以來罕見，以抗爭強度而言（佔領），放諸全球亦不可小覷，對國內甚至國際政治局勢的影響，更不在話下。
然而，與野百合學運事隔25年，太陽花運動的積極參與者過半為大學生，這些人多在1990年代後出生，而台灣的社會發展在這些年裡改變甚鉅，整體政治經濟面貌與以往頗為不同，甚至「大學生」身份的社會意義也大幅滑落。2015年至今，由於太陽花運動的衝擊，台灣政壇大有重新洗牌之勢，執政黨中國國民黨在地方首長選舉中大敗，標榜「台獨」、「中間偏左」的新興政黨相繼崛起，隱約可以看出太陽花運動的餘波。與運動相關的思想爭論也方興未艾，有褒有貶、有支持有批判，但正如哲人斯賓諾莎所言：「不要哭，不要笑，但要理解。」
作為一個反對資本主義、無條件支持民主和自決權的馬克思主義者，同時也作為太陽花運動的同一代人，筆者相信自身的這些條件，對於深刻理解太陽花運動無非是助力，絲毫不會影響認識的客觀性，更甚者，筆者認為，唯有對後太陽花的社會政治做出左翼的分析和理解，才能夠深入運動內部並真正回應之。
政治：從軍事獨裁到資本主義民主
在進入太陽花運動本身，對其過程進行爬梳之前，應該先分析當前時代的政治經濟背景，下述背景除了是引發運動的客觀條件，更重要的是，這些條件在過去漫長的時間裡，逐漸塑造了行動者的主觀意識。社會條件無疑會制約行動者，行動者的意識也無非是社會條件的反映，但這不代表兩者直接等同，如果不獨立的探究行動者的意識，將無法解釋為什麼人們會用這種行動、而非另一種行動予以回應。
台灣社會這二、三十年來的發展，可以大致劃分為「政治」、「經濟」兩個範疇。政治方面，台灣於1987年解除長達38年的戒嚴令，黨禁報禁也漸次開放，長期被禁錮的政治自由和言論自由，在人民大眾及反對黨對統治者前仆後繼的挑戰下不得不放鬆；以1996年的總統全民直選為標誌，象徵著50年來以軍事獨裁手段統治台灣的中國國民黨開始民主化與本土化；2000年民主進步黨贏得總統選舉、實現政黨輪替。
台灣經歷1980年代以來堪稱劇烈的社會轉型期至此，政治體制逐步確立為兩黨制的資本主義民主制，人民得享有一定程度的民主自由，各階級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然而上述權利與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並行不悖，薪資勞動者階級雖曾在此波民主運動中扮演一定的角色，但最後在政治上仍未形成鮮明的政治力量，再加上被反對國民黨的黨外運動收編而終致消散，予人曇花一現之感，甚為可惜。1990年前後出生的這一代，也就是現今正值青年時期的行動者們，即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成長，戒嚴統治對他們而言，彷彿是遙遠而模糊的記憶，隱藏於幕後，難以辨認卻不時影響著人們今天的生活。
更重要的是，這段時期資本主義民主制的形成和鞏固，塑造了我們對「進步」這個概念的認知，社會衝突對立的兩造是「公民社會」和「國家」，不同「階級」的矛盾被有意無意忽略了，對民主理念的堅持和嚮往，既是台灣人民的重要資產，同時又有極大的侷限。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基本上不是缺席、就是透過隱蔽的方式部分表達，也因為這樣，台灣薪資勞動者和青年的意識裡留有一片空白，難以直接反映社會真正的矛盾所在。
經濟：從殖民體制到壟斷資本主義
除了政治外，在經濟面向上台灣社會經歷的轉型也不可謂不大，長期統治台灣的中國國民黨，自中國大陸時期伊始就是地主和資本家階級的政黨，對民眾的壓迫自不在話下。國民黨敗逃台灣以後，先是接收大量日本殖民時期留下的國營經濟部門，後又確立了在美國軍事保護下，仰賴美國和日本資本的經濟發展模式，可謂「國家資本主義」的典型，又集「極權資本主義」的特性於一身，用高度經濟成長和產業發展來鞏固自身統治的正當性，打壓工人運動同時又高舉收入分配政策，以維繫社會穩定，這種一貫的思維模式至今仍可以在國民黨身上看到。然而，這種發展模式必然遇到瓶頸，尤其是1970年代以降，戰後資本主義繁榮在全球戛然而止，令其更形雪上加霜。
1990年前後出生的青年，從小聽著「黑手變頭家」的故事，更不用說大資本家一個個吹噓自己「白手起家」的豐功偉業，這種種意識形態，自然有偽造的成分，但也相當程度反映了台灣早期資本主義正在發展時，階級界線較為模糊，社會流動可能性尚存的現實。但就在這一代青年成長的同時，台灣資本主義正快速發展，其固有本性益發尖銳，台灣資本在中國共產黨開始明目張膽的發展資本主義之後，突然思鄉心切，趕緊搭上這班剝削中國工農的列車，資本輸出這支避免利潤率下降和降低台灣薪資勞動者議價能力的利器，讓台灣資本如虎添翼。
這個趨勢，對台灣資本主義的發展產生諸多重要影響。首先，由於製造業大量外移，使得結構性失業升高，政府公佈的失業率數據由1990年代初期的低點1％，提高到2009年的高點5.9％；其次，也使得工會組織率下滑，1994年台灣的產業工會會員組織率約為27-28％，到了2005年只剩下15％。上述不利薪資勞動者的變化，對青年的影響又更大，且光看數據還不夠，青年除了失業率遠高整體平均，還特別受缺乏保障的「非典型工作」、「低度就業」之苦，縱使有工作，也很多是缺乏發展前景、不穩定或低薪過勞。由於求職不易所導致的工會議價能力下滑、工會的老化，對一整代的青年勞動者產生了極不利的烙印，很少人會把勞動者的薪資福利、工作條件當作「集體」、「政治」問題看待。
因此，台灣薪資水平不可避免的長期停滯，2009年工業與服務業部門受雇者的平均薪資為40,371元，較12年前不增反減，少了1000元左右，近年來大學畢業生的起薪也僅有26,000元上下。薪資勞動者的處境每況愈下，那麼社會流動的機會又有多大呢？在1985年台灣大企業和中小企業的銷售額各佔一半，且大企業只佔出口比例的24％，到了2005年，大企業的銷售額則突破了七成，出口比例更飆漲到82％，足見台灣資本主義已經漸漸由「自由競爭」走向「壟斷」，薪資勞動者藉由積累足夠的資本翻身成為資本家，也日益不可能了。
上述這種情形無疑與馬克思的經濟理論相符，由於資本的積累來自對勞動者的經濟剝削，除非有社會革命危機或政治力介入，勞動階級的相對貧困化和資本集中，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現象。然而在資本主義民主的體制下，由於政府視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為己任，這些問題不但無法解決，還會進一步惡化。許多青年慢慢發現，上一輩口中那個只要好好努力就能成功的台灣社會，似乎越來越遙遠，茫然無助伴隨著期望落空而來，社會流動這個資本主義安全閥的削弱，更可能給予資本主義的正當性重重一擊。台灣的薪資勞動者，尤其是青年，雖然對資本主義之苦有切身所感，但由於前述諸多結構性的原因，卻呈現出一種對階級批判的失語狀態，將社會不滿的矛頭指向特定的「特權」、「政商集團」，而非資本主義。
國民黨從「反攻大陸」到「兩岸和平發展」
近年來，「中國因素」四個字在台灣社運裡幾乎無役不與，這個字眼泛指北京當局透過國際實力影響台灣政局，其實這絕非什麼新現象，中國因素的淵源在台灣既深且廣，不瞭解中國的政治發展，就不可能了解台灣。
早在1996年台灣首次總統直選時，北京就對台灣文攻武嚇，一時之間台海頗有戰雲密佈之勢，更於2005年制定「反分裂國家法」，將其合法動用武力「解放台灣」的意志形諸條文。早年在美軍第七艦隊保護下的國民政府，如今在台灣已然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但北京在國際上始終戮力打壓，拒絕承認這一點，這種行徑當然有些荒謬，但其實更可笑的是，1949年遷移到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早年對中共的兇惡態度也不遑多讓。蔣介石主張「漢賊不兩立」，否認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對「反攻大陸」念念不忘，還在島內四處搜捕「匪諜」到了濫殺無辜的地步，恐共仇共的宣傳不絕於耳。
但2008年馬英九當選總統後卻尋求改善與中共的關係，國民黨對兩岸關係的立場在這幾十年間從「反共」劇烈改變成「親共」，背後的原因究竟為何？答案關鍵在中共政權性質的轉變，這一點如果不從左翼立場予以分析，是很難說清楚的。
中共從「官僚社會主義」到「官僚資本主義」
包括台灣在內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僅管有忽視階級矛盾等弊端，在形式上仍強調權力分立，人民亦有發表言論或參政自由，而中共至今仍自稱為民主國家，但人民卻不得自由組織政黨發表各種言論。其實以農民軍隊而非工人運動起家的中共，從來就不是民主的，在1949年取得全國政權之後，鎮壓了國內的地主和資本家階級，除了推動土地改革，亦師法蘇聯發展國有工業，新工人階級在國營企業裡，雖然享有就業、醫療、住房等等福利，但對於黨官僚和廠長的命令卻只能服從，也不能在政治上反對共產黨，黨對於內部的異議份子也不遺餘力的打壓。
按照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裡的定義，無產階級取得政權是為了爭得民主，若按此標準，中共當然不能說是社會主義國家。但甫革命成功的中共難道支持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者分析政治，不會採取如此非黑即白的態度，依照革命家托洛茨基的理論，像中共這類的政權應該歸類為「官僚變態的工人國家」（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稱「官僚社會主義」），專指一小撮黨官僚壓制工人，壟斷政治並享受各種特權，並以財產國有制（與馬克思主張的公有制不同）和指令經濟（而非勞動者自治）管理社會。
然而這也不等於獨厚資本家的私有制和把工人當成商品的市場經濟，這就是為什麼冷戰時期西方國家痛恨中共和蘇聯，不是因為他們在乎民主自由，而是因為中蘇兩國確實消滅了資本家階級的特權，只是並非代之以勞動者的民主，而是代之以黨對勞動者的獨裁。但這種制度卻是不穩定的，托洛茨基表示過這樣的意見：如果工人沒有發動推翻官僚的政治革命，共產黨可能會重建資本主義。
很遺憾，自1970年代晚期以來，中共所推動的「改革開放」正是如此，為了提高國有企業的盈利能力，超過3000萬名工人被解雇，至2001年為止，總共有86％的國有企業遭全部或部分的私有化。中國共產黨藉特權之便化國產為私產的同時，也不放鬆對政治的壟斷，成了不折不扣的「官僚資本主義」（托洛茨基主義者語），六四天安門大屠殺，更給中共打上了極權暴政的印記。中共從「官僚社會主義」到「官僚資本主義」的演變，就是國民黨態度轉變的原因，現在不只國民黨，連民進黨政要都經常出入中國，一點也不在乎這個國家動不動就揚言武力犯台，這當然是為了台灣資本家在中國經營事業的利益，在台灣，什麼無聊的話題都可以拿來藍綠惡鬥，真正超越藍綠的只有保護資本家階級的利益。
中共走向資本主義霸權之夢
中國的政治發展影響台灣不僅於此，除了本文所要探討的太陽花學運就是因反對兩岸服貿協議而起之外，其實最近幾年來，就有連串社會運動，以「中國因素」為抗議對象。
例如2008年海協會長陳雲林訪台，國民黨政府動用不成比例的警力將台北街頭淨空，侵害人民言論集會自由，激起學生示威。2012年，在中國累積龐大資本的旺旺集團，繼回台收購中時報系、中國電視公司、中天電視台之後申請的中嘉有線電視系統併購案獲政府機關「有條件」通過，頗有對媒體輿論形成壟斷之勢。但旺旺集團老闆與中共黨政人士關係良好，且曾發表露骨的反民主言論，又有侵害新聞倫理、令旗下記者進行自我言論審查之嫌，因此引發了「反媒體壟斷」的學生運動。雖然規模不及太陽花運動，但這場運動就其性質而言，簡直如同太陽花運動的預演，如今回過頭來審視，足證2014年三月爆發的運動，並非天外飛來一筆，兩岸服貿協議在島內激化的社會矛盾，不但是數年來的累積，更是同一個國際政治情勢所催生的。
中國這三十年來的資本主義改革，殘酷的「資本原始積累」宛如十八世紀的英國，大量農民因為農村的極度貧窮而流向城市，豐沛的產業後備軍和貪污腐敗的官僚成就了資本的盛宴，中國今日早已成為「血汗工廠」的代名詞，工人階級的犧牲成就了中國的經濟發展，一躍而上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官僚資產階級的財富和權力已不可同日而語。
然而，正如革命家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所言，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高度積累的資本勢必不滿足於國內市場，除了市場，還要確保資源和物料的供應，因此政治力在國際上的延伸是必須的。中國想要成為像美國那樣的資本主義霸權，就必須挑戰美國對其周邊國家的影響力，台灣首當其衝。從早期的武力威脅，到近年的經濟收買、政治滲透，實力不若美國的中共持續向台灣的資本家階級招手，彷彿在說：你們想賺錢就得靠我，所以你們必須認可我！
而這招顯然已經產生了一定效果，2012年台灣的總統選舉，許多在經濟上依賴中國的台籍大資本家如王雪紅等人紛紛表態力挺「九二共識」，原本埋頭鑽營的財團突然如此積極干預政治，難免啟人疑竇，懷疑背後是否有官方組織者。另外，中共始終不願放棄武力犯台的可能性，這點從1989年中共處理六四天安門事件的態度就可窺見端倪，中共不能忍受民主，然而台灣社會雖是資本主義當道，但人民卻已習慣了起碼的民主，資本家階級固然可以用利益收買，但有強烈民主意識的人民，對中共而言無疑是塊燙手山芋，還可能對中國人民產生「不良」的影響。
台灣民族主義與太陽花運動
要理解太陽花運動的動力和後續效應，就不能不面對「台獨」或「台灣民族主義」的興起，姑且不論其具體內容為何，台灣民族主義在青年一輩中的吸引力高漲，是不可否認的事實，雖然多少借用了上代人的語彙，但卻是個全新的現象，須要重新認識，其內涵也絕非能以「反動」或「進步」簡單二分。
支持兩岸統一的統派，有些以教育本土化解釋這個現象；支持台灣獨立的獨派，則有以「天然獨」稱呼這一輩青年者，意指生長於台灣當自然而然產生台灣國族意識。很遺憾，兩種解釋都不充分，前者將政治意識化約為教育的灌輸作用，後者將民族主義類比為一種自然現象，而把其社會根源神秘化了，彷彿民族主義不是受具體政治經濟環境影響的複雜產物、而與成長背景有唯一對應關係似的。
那麼，這股台灣民族主義的潮流究竟從何而來？先看看這個數據，自1989年至2005年，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兩岸經貿往來越趨密切，民意調查顯示認同自己是「台灣人」而非中國人的人口比例，從16％大幅上升到63％，如果我們把前面述及的宏觀政治經濟背景納入考慮，就可以發現，這正是中國嘗試走向資本主義霸權的時期。腐敗變質的共產黨，早已喪失了共產主義的理想，然而，不相信共產主義的共產黨，再怎麼愚笨的人也看得出來是自相矛盾，因此中共為了維持自身統治的合法性，除了口頭上不反對共產主義，還必須另闢蹊徑，不料竟召喚出中國最古老反動的「天朝思想」，搖身一變成「大中華民族主義」，鼓動人民盼望一個國富兵強的新中國，正符合中國向資本主義霸權邁步的需要，堪稱古典與現代的和鳴。大中華民族主義在中共統治集團手中，等同壓迫國內少數民族和周邊國家的工具，總而言之，台灣民族主義正是被大中華民族主義激發出來的。
在霸權陰影下捍衛民主和自決權
但是，太快跳到結論會讓我們忽略另一種可能，其實有些統派人士說得並沒有錯，兩岸之間本屬同一個民族，在文化和語言上都非常相近，正是因為後來美國的帝國主義政策才分裂。這種淵源本來完全有可能導致另一種對中國的認同，但統派人士總是氣急敗壞的訓斥青年，而不願看見事情沒有往這一種可能發展的原因。原因就出在中共政權自己，不但太過專制，而且後來更變本加厲，發展資本主義剝削自己的人民，還用軍隊鎮壓學生運動，管控民眾的言論和資訊，其腐爛程度一年比一年更甚，難道有人會心甘情願生活在這種政府的統治下、願意跟這樣的國家統一嗎？不要說台灣，就連香港近年也發展出強烈的離心傾向，這豈不是正好說明了，台灣民族主義的興起不只是島內因素使然，中共政權的倒行逆施才是根源。
那麼，可以說太陽花運動就是獨派人士的勝利嗎？答案是否定的，不能把人民支持「民主」和「自決權」的抵抗行動和「民族主義」劃上等號。民族主義屬於更高層次的意識形態範疇，意指社會各階級團結在民族的旗幟下，消除內部雜音一致對外。抵抗外來強權固然是正義，但這個「對外」有點玄機，你如果抗議台灣資本家剝削其他國家的工人，可能就會有人來指責你不挺「自己人」了。民族主義就是如此，很難說它本身是好是壞，因為在不同情境下，它有時是進步的有時又是反動的。
因此，如果有人在民族主義的名義下捍衛民主，這個行動無疑是進步的，應當支持，但這和支持民族主義是兩回事，不能混為一談。就以太陽花運動為例，在個別運動領袖身上，的確可以看到較強的台灣民族主義傾向，但對大多數群眾而言，真正推動他們前來參與的是對「台灣民主遭破壞」以及「被中國強制併吞」的恐懼，還有對貿易政策「圖利少數大資本」的不滿，這些訴求構成了整場運動的基調。這些問題，可以說跟「台灣人沒有自己的國家」關係甚微，而台灣人民所展現出來的，是對中國發展為資本主義霸權的抵抗，台灣民族主義思潮的吸引力無非反映，如果不是因為運動本身的正義性質，台灣民族主義也不會帶上進步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