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一度使得馬克思主義從歷史的角落再度走到台前，甚至引發資本主義或新自由主義是否已然破產的議論？可惜的是，在素來最堅守市場放任主義的美國政府介入幾家「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機構以後，人們發現只除了自己的稅金被用來大量「補貼」那些捅出蔞子的機構以外，一切並沒有太大的變化。
事實上，根據樂施會（Oxfam）引述自瑞士信貸的全球財富報告和富比世的億萬富翁排行榜數據所做出的研究資料更是顯示，金融海嘯過後富人的財富不減反增，從2009年到2014年，全球「最有錢1%富人」的財富比重，佔全球財富比從44%增加到48%，而剩餘的52%中，又有46%是由前5分之1富有的人掌握，剩下的6％才由80％的多數人分享。樂施會並且預估到了2016年，最富有1％的人將擁有全球超過50%的財富，而這些財富又多會成為政治遊說的工具，並進一步增進富人的利益。
這自然令人聯想到佔領華爾街運動的政治口號「我們就是那99%的人」（We are the 99%），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也曾就此寫了一篇《Of the 1%, by the 1%, for the 1%》，痛批美國在貧富差距日益擴大，且金錢遊說可以影響政策的情況下，根本已經是「1%所有、1％所治、1％所享」。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莎士奇亞．薩森（Saskia Sassen）在《大驅離》（Expulsions：Brutality and Complexity in the Global Economy）提出一個新命題，即，薩森認為自1980年代以來，全球的社會、經濟系統有加大驅逐、社會排除的動力的傾向，越來越多的人或者被以各式各樣的手段從社會、經濟生活中驅逐出去，或者只能暫居在系統邊緣，他認為這已非既有的詮釋工具所能解釋，我們需要新的詮釋視角、語彙以去理解發生在我們這個時代無所不在的驅逐形構。
然而，現有的詮釋架構，如新自由主義的解釋模型真的過時了嗎？用另一套新的主義來加以解釋，又能帶來什麼改變？卻不無疑問。
驅逐的動力：掠奪性的形構（predatory “formations”）
Sassen明言，《大驅離》一書所要探究的是「系統邊緣」，以及在此邊緣的關鍵動力：「驅離」，即人、事、物如何被從經濟系統、社會系統及生物圈系統中驅離。而其核心的假設是：「我們由凱恩斯主義轉向全球，這對某些人來說是民營化、去管制化、開放國界的年代──而此中涉及動力的轉換、由納入人民轉向逐離人民。」（p.290）亦即，Sassen認為1980年代之後與之前是「斷裂」的，在1980年代之前，無論是奉行凱恩斯主義或共產主義的政治經濟類型，「儘管存在著各種形式的社會排除，系統傾向還是納入人民，特別是工人」，但「1980年代以來，將人們驅離經濟、社會的動力有所強化，而且這些動力已嵌入經濟、社會領域的正常運作之中。結果之一是經濟的萎縮。」（p.103）
亦即，Sassen認為，相較於「傳統的市場資本主義」，「今日的先進資本主義」積累的樣態更為複雜，並且加上技術的演進，遂導致了如今十分殘酷的驅離態勢。舉凡極端的失業、貧窮、自殺、被迫離開家園與土地，甚至目前民營監獄的關押，都是Sassen所謂的「驅離的樣態」。
進一步，Sassen認為，西方政府、央行、IMF等國際組織在做的，其實是縮減國家經濟空間的工程。即政府一方面縮減支出，如在社會服務的支出大為減少，另一面放寬管制，使得資本能更自由地在全球移動，抬高了跨國企業的議價空間，同時也導致小康以及小康之上的中產階級遭受大規模的驅離，不只遠離工作、社會及醫療服務，也有越來越多人的住家不保，他甚至稱發生在希臘的情況為一種「經濟清洗」（economic cleansing）。（p.292-293）
簡單地說，Sassen在此主要是以「凱恩斯主義時期」為對比，就他看來，「2006、2007年大多數國家的GDP年成長率在4％以上，大大高於先前幾十年的數值。隱藏在這個成長數字背後的是極端形式的富裕與貧窮正在成形，以及原本地位穩固的中產階級遭受摧殘。與此成對比的是，在凱因斯年代，4％的GDP成長率所描述的是廣大中產階級的成長，」（p.189-190）
而他之所以說凱因斯時代的「系統邊緣」納入人民，「不是因為凱因斯年代是個理想的時期，而是因為構成該年代的系統性關乎大規模生產和大規模消費。今日的情況卻並非如此。」（p.303）
被Sassen視為斷代的1980年代，約莫就是全球化弱化福利國家，且在雷根、柴契爾攜手打造下，新自由主義基底已十分穩固。在全球化時代，資本外流成為常態，然而資本流出必然導致稅源減少，從而減損了福利國家最基本的運作機制，不僅如此，廉價勞力的引進加上產業外移，也使工會失去談判能力，於是即便在歷史悠久的高度開發國家，經濟空間也被重組、甚至萎縮：公司更少、工人更少、消費者也更少，由大規模生產與大量消費支撐起來的經濟系統因此受到挑戰，連帶地，經濟空間的萎縮導致「自由主義福利國家在推行上的弱化與劣化」，由於利益積累的機制改變，從早前依靠大規模製造業和公共基礎建設發展，轉向金融創新和1980年代後的企業形式，使先前至少可以確保某種程度社會經濟重分配的基礎發生崩解，導致越來越多人處於系統邊緣，甚至被驅離到系統以外。
原則上，Sassen的故事和新自由主義的故事，並沒有太大的不同，只不過他是從「驅離」的視角切入，並觀察到驅離的「規模更大」、「幅度更廣」，也正是在規模的強度與廣度上，讓Sassen認為舊有的詮釋系統已經不敷使用，有必要使用一套新的理解系統以方便我們更精準地去認清問題。
例如土地掠奪，Sassen認為現在的問題並不只是土地商品化，同時土地此一商品的金融化亦是，而且也不再只限於一國之內。事實上，土地收購的規模已經廣及全球，大量的小農、村落遭到驅逐，「越來越多人遷徙流離，越來越多農村住民移居至都市的貧民區，越來越多村落與小農經濟被摧毀，而從長遠來看，越來越多大片的死土產生。」（p.115）
誠如Sassen指出的，榨取的地理本來就是經濟發展的一部分，但到了21世紀，除了因為IMF、世界銀行的重整計畫，導致全球南方的都市家庭和小企業滑落至系統邊緣，現在更多是外國政府與公司的土地收購計畫，亦即土地掠奪已經形成了全球土地市場的規模。譬如眾所皆知中國在非洲的土地交易，以及可口可樂等跨國企業在巴西、柬埔寨的大規模圈地，對當地的影響均十分深遠。
一方面，對大規模土地收購的投資會排擠到其他的產業，例如目前外人直接投資（FDI）流入大規模製造業的比重劇減，而資金從製造業移向開採、土地，對國家的經濟發展其實沒有好處，因為大規模的製造業能創造好工作，並提振中產階級。（p.144）二方面，外資大量掌握一國的土地所有權，也會大幅改變在地經濟的特性，甚至消減了國家對領土的主權。「大規模的土地收購合起來創造了一個全球運作空間；此空間有部分嵌入於國家的領土。它們在民族國家深處引起了局部的去國族化（denationalization），而這成了國家主權領土組織結構上的破口。」（p.155）
一言以蔽之，現在企業的經濟空間無限擴張，有力的企業體極盡所能地利用政府、資源、勞工，以確保企業經濟的成長，同時還將全球限制降至最低。Sassen所謂的「掠奪性形構」，即是由有力的行動者、市場、科技、政府共同組成的，而在全球企業增能的另一端，是在地民主的衰退，目前現存的治理機制顯然對此束手無策。
掠奪背後的系統邏輯 vs. 新自由主義
焦點事件記者孫窮理在導讀〈驅離者隱匿於地下〉亦提問，Sassen不用既有的「新自由主義」或「帝國主義」去指認她所謂複雜而隱蔽的驅離動力為何，認為目前處於「資本主義新階段」，這個觀察無可厚非，只是：「新的和舊的提問跟回答，是不是就不具連續性，而讓我們得鑽到地下去重做設想呢？這一點我是存疑的。」（p.7）就此而言，筆者也是置疑的。
Sassen撿拾了發生在各個領域裡的社會排除 ― 從失業、農村或礦場人口因土地被收購而被迫移動，乃至目前因為監獄關押民營化，監獄成為了新產業，從而導致刑罰系統更有關押犯人的動機 ― 進而從這些樣態不同的各式排除中，歸納得出了我們處於資本主義的新階段，而此階段的系統動力是驅離，到此為止並無太大問題，甚至還可說帶有幾分有趣的洞見，但，驅離動力背後的系統邏輯果真不能用新自由主義或帝國主義理解嗎？又或者說，新自由主義無法回答大規模的驅離是如何發生的嗎？
Sassen在第二章提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在80、90年代時，在很多國家實施的重整計畫，結果最後都造成「經濟」的定義遭到緊縮，而不符定義的人事物遭到驅離。但有關IMF以推動劇烈的市場去管制化、削減政府補貼、公部門私有化及移除貿易壁壘等方式，試圖解決發展中國家的債務，且世界銀行將發展計畫的貸款加上許多附加條件，強制市場自由化，以及世界貿易組織藉由要求撤除貿易壁壘以換取進入西方國家市場等等，這些本來就都是新自由主義的教條，也都發生在1980年代之後，即Sassen所謂的斷裂點，例如Naomi Klein在《震撼主義》裡所指出的，實行在俄羅斯、東歐各國的休克療法（shock therapy）便是顯著的例子，而休克療法即是新自由主義的重要經濟政策。
凡此種種，不禁令人思考，儘管量變會帶來質變，但在現階段，系統或許還是同一個系統，「驅離」只是一個面向或系統動力之一，Sassen確實繪出了一幅驅離的剖面圖，又或者說，指出了「掠奪性形構」為系統動力，然則，這幅以掠奪為動力的驅離圖像仍然是新自由主義的系統邏輯所能詮解的，未必已經質變出一個新的邏輯在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