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星期前我在立法院採訪了一場婦女團體召開的記者會，主題要求未來蔡英文的內閣「女性閣員比例不低於三分之一」。特別有意思的是，記者會現場，婦女團體成員一字排開，每個人在講到主訴求（女性閣員比例）之後，緊接著一定要加上一段「八字箴言」：「性別平等、多元平權」，甚至在記者會現場的布條上，你也看不到「女性」二字，看到的會是「性別平等、多元平權」等字樣。唯一出現「女性」的，還是以一種隱形的方式，那是另一個海報「蔡總統兌現承諾」，什麼承諾呢？原來是2012年蔡英文競選時曾提出「女性閣員及各委員會不低於三分之一」的承諾。
（多元）論述的去政治化
這裡有一個現象是，其實真正的主張跟訴求對象是關乎「女性」的，要保障的利益主體想像也是「女性主體」，但卻又以一種消極跟被動甚至隱形的方式呈現，如果非得談到「女性」不可，後面則必須接上「八字箴言」（性別平等、多元平權），但是，從開始到最後所真正要提出的訴求，又不見跟這「八字箴言」有什麼具體關聯。
回顧台灣性別論述的發展歷程，也是在一代代層層疊疊的關係中進展，早一波的兩性與女權論述，傾向本質化地理解男／女兩性，在異性戀假設與「男強女弱」的預設中要求提高女權。後來多元主體與多元性別的話語湧現，又使得原來的兩性論述遭遇挑戰、發生衝突。最常見的提問就是，難道女人（的經驗、的利益）是一致的嗎？或者——只存在一種女人嗎？於是也才有了「多元」的提法，去挖掘性別當中也有各種差異，例如強調女人內部也有包含性與階級等種種差異，並且鬆動過去二分法的兩性想像跟假設。
但是，這種「性別多元」今日也暴露出了明顯侷限，一種「掛羊頭賣狗肉」的侷限。「羊頭」是運動論述，而「狗肉」則是政策提案或主張，所謂的「掛羊頭賣狗肉」，就是「論述」跟「主張」的脫離或斷裂，我們也可以把它表述成兩種同時並存的狀況：政治（主張）的去論述化，以及論述的去政治化。
關於政治（主張）的去論述化，過去比較常被人談及，也就是人們所說的「反智」，只要操持挪用一些政治正確的進步口號跟術語（多元呀、平等呀、民主呀…），不必去深究這些口號之間的假定與背後整體世界觀，便可自以為義、疾言厲色地進行說教，這點批評者甚多，以下我不多展開。但除了政治主張的去論述化，它也同時表現出了論述的去政治化，這裡被凸顯出的特別就是「性別多元（論述）」被收編（以至於去政治化）的狀況。
就好比，剛剛講的「男女兩性二分」的本質化圖像，跟「性別多元」的圖像之間，其實是齟齬不合的，而「政治（鬥爭）」原先往往就是發生在這些齟齬不合的縫隙以及論述衝突的邊際上頭，要重新去挑戰商榷過去運動與論述的框架跟假定，以及（利益）主體想像，但是現在這樣的衝突跟挑戰卻沒能展開。
舉個例吧，毫不意外地，該場記者會也邀請了同志團體（同志諮詢熱線）的代表，所以前面其實說漏了，現場是婦女團體一字排開然後加上一位男同志，這種「N+1」的局面。當然，同志團體在現場會講述一些關乎「LGBT」的訴求，但是基本上並沒有與當天「女性閣員三分之一」的主訴求有太多直接關聯，而另一位在發言時提及「看見LGBT」的則是勵馨基金會，所以在一個婦女團體的場子裡，我們可以說，至少從表面上來看，最具有「性別多元」眼界的就是同志團體，以及勵馨基金會了。
但是問題顯而易見，「看見LGBT」說起來是容易的，但到底怎樣叫看見，特別是當中的「T」。從跨性別政治的眼界來看，跨性別浮現在性別運動當中，帶來最尖銳的挑戰莫過於置疑了原先的男女二分預設，從而鬆動了過去的身份認同政治想像，重新在運動中劃定邊界。那麼我們怎麼同時「看見LGBT」，但是又拒絕去挑戰跟商榷「女性」內部的差異，以及假想女性閣員一定可以代表女性利益呢？一個不去逼視「女性」之間利益之不一致的運動跟主張，又怎麼可能「看見LGBT」呢？
理論上是不行的，可是現實上就發生了，說得更具體一點，在現實上的記者會現場就是發生了。於是在實際的狀況裡，論述只剩下過場的字面，成了「八字箴言」，最後都還是萬流歸宗地用以推導向「女性閣員比例不低於三分之一」這個主訴求，從而「性別多元」論述不再具有引起任何「政治衝突」的潛力，這就是為什麼我將這樣的狀況稱之為「論述的去政治化」。
多元身份沒有「性」
性別多元的第二道侷限，簡單講就是「多元」往往也成為了掩蓋真正權力關係，特別是掩蓋「性」的權力關係的公關與妝點話術。正如上述記者會中「同志（團體）」的「在場」，成為了婦女團體爭取女權的一種樣板跟門面，看似成就了其「多元」，但充其量只是公關，並沒有改變不同主體之間承載污名與社會位置的差異。
在上面我都是用「LGBT」表述，同志團體在現場講的是「LGBTI」，對照現在普遍的「性別多元」論述，這些說法其實都還不夠多元，還可以更多元！現在大家都說「LGBTQQIAAP...」，問題在於我們把這些不斷湧現無限增生的身份持續擴展下去，讓人看得眼花撩亂，到底是讓性的污名與權力關係更清晰或者更模糊了？
何春蕤2012年在世新大學演講時曾分析這種多元性別身份爆發的現象，她說：
這一串名詞都是以「性別」上的多元來思考，而非「性／別」的多元，因為這些被列出來的身分主要還是依著她們在對象選擇或自我認同上的「性別」定位來區分，這樣一來就淡化了她們在「性」軸線或其他社會軸線上可能具有的差異面貌，更抹去了所謂多元主體本來就很容易因為其「性」而承受的污名和歧視1。
沿著「性」的權力操作，究竟產生了怎樣的污名和歧視效應？舉一顯例，Selina跟彎彎，前者自責「沒能扮演賢妻角色」而選擇離婚，後者則是結婚隔幾天就劈腿外遇。以「改良家庭」為己任的女性主義者，或許可以在Selina說自己不能扮演賢妻的時候大書特書，批判女性怎樣又怎樣受到父權與家庭價值的壓迫，替Selina說話等等，必須強調，她們說得真的都很不錯，可是一旦面對彎彎——當她以自己的「性」，更直接地破壞或抵觸了家庭（價值）時，大部分人就噤聲了。女性主義者什麼時候選擇安靜，比起她們開口的時候，其實往往透露了更多事。
身份的增列，從來都很有可能不是讓權力關係更為清晰，而反而是轉移與模糊焦點。族群政治上，90年代開始由民進黨提出後來蔚為主流的所謂「四大族群」的說法，也就是主張台灣有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等四大族群。趙剛過去曾批評，這四者之間真正的階級切線其實只存在於前三者跟後一者之間，說到底，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都是漢人，他們在當今台灣的階級位置、工作、收入、教育機會、醫療資源、或者是生命機會等等各方面其實都差不多，而真正的差異是存在於漢人跟原住民之間的巨大鴻溝，可是，透過身份的增列，把「漢人」增生為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化一為三，那條真正的鴻溝就顯得細小多了2。
同樣，現在的「性別多元」論述樂於增列性身份，但其中又有多少是真正的關於「性」權力關係與社會污名的分析？我們談女性Free the Nipple——普遍只肯認原就不受污名的健康自然身體，淫蕩勾人的色情女體仍遭鄙夷；談同性戀——避談婚姻家庭中產同志與用藥愛滋性工作同志的差異；我們說跨性別——想到的就是靈魂裝錯身體的真愛跨性別，但另一方面那些看到鄰居女性內衣覺得很興奮、大衣裡穿著蕾絲女裝的「怪叔叔」，就還是被指認為性變態，被媒體與司法揪出來大肆羞辱。現在不只是化一為三，而是化一為百，身份超級多元了，可是性的權力部署與階層化不僅沒有被揭露得更清晰，反而可能更加鞏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