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勞工運動誕生之日 1886芝加哥乾草市場悲劇記事

1889年7月14日在法國巴黎召開的第二國際（II. Komintern.）代表大會中，與會代表決議，訂每年的5月1日為全世界工人運動的戰鬥日及慶祝日。之所以選擇這一天，主要是為了要紀念三年前的5月1日，美國的工人在全美各地為爭取每日8小時工時而同步遊行示威，結果在芝加哥的遊行中，警察動手槍殺示威的工人，逮捕領導者，在隨後的審判中有數人被判處死刑。

在那個時代，許多來自歐洲、特別是從德國來的移民，將他們在母國所受的社會主義薰陶一起帶到了新大陸。隨著美國工業的急速發展，對抗無窮剝削的工人運動也隨之萌芽，其中主要的目標之一就是要求每日的八小時工時。歐洲來的各國移民，雖然大都是為了經濟方面的理由，在自己的祖國已經沒有生存的空間，但亦有些是基於政治或宗教的緣故，德國後裔的情況最為明顯，許多人是在1848年的革命夢想破滅之後，攜家帶眷前往美國尋求一充滿著公平正義、能夠實現他們革命理想的天堂國度。隨著十九世紀中葉的經濟及社會危機，大量失業、飢荒及痛苦，既然也降臨了新大陸的工人家庭，我們可以說，許多歐洲工人移民的美夢正式破裂。此時，美國境內興起的無政府主義及社會主義運動，不但給這些瀕臨絕望的工人及其家人們物質上的支援，也帶給了他們新希望，但是，1886年5月的事件，歷史上所稱之「1886芝加哥乾草市場悲劇」（Haymarket-Tragödie in Chicago 1886），摧毀了這些美國工人的最後一絲幻想。這一場悲劇顯示了所謂的法治國家是何等的脆弱，而現實的階級鴻溝又是怎樣的難以超越。國際工人運動，向美國的同志們展現了他們的團結意志，也使得這一事件遠遠超越了它的地域性，展現了國際性、世界性的意義：因為這正是五一精神的誕生時刻。以下就讓我們走回記憶的長廊，一起重溫這一段沉重的歷史。

悲劇的誕生

在芝加哥乾草市場上所發生的悲劇，開始於1886年5月3日的下午。這個時候，芝加哥警察無預警的掃射一群在McCormick農機工廠前罷工的工人，造成數名死亡，許多罷工者受傷。芝加哥的無政府主義者團體，震驚於這樣血腥攻擊無武裝之勞動者的暴行，選在隔日（5月4日）夜晚於芝加哥乾草市場前集會，宣布並鼓動群眾進行示威抗議。就在最後一名演講者要結束的片刻，一批警察突然衝進會場，要求這一場其實人數不多、又非常平和的集會立即結束。就在演講者Samuel Fielden與帶隊的警官Bonfield協商，同時表達對警方之介入抗議時，突然有一顆小型炸彈丟入警察堆中，這也是美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的甘油炸彈。在火熱的炙焰中，警察陷於驚慌，突然拿出手槍亂射。這個意外雖然只維持了片刻，但後果卻是嚴重的：一名警官被炸彈引起的火焰活活燒死，六名警察經歷數週痛苦而難以言喻的燒傷，旁邊殃及池魚的死亡及受傷平民無以計數。幾天後，八名無政府主義者被逮捕，遭檢方控以故意殺人、意圖叛亂的陰謀罪行。經過一年半的審訊，其中四人遭吊刑處死，一人於獄中自盡，其餘三人則被判終身監禁。這一場法庭大戲被稱為當時美國歷史上最大的司法審判，但是這些所謂的「十惡不赦」的罪犯，在美國民間被視為工人運動的英雄與殉道者。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悲劇呢？在分析芝加哥乾草市場悲劇的成因時，必須注意兩個當時美國工人運動的發展情況：一是為爭取每日八小時工時，另一則是社會革命及無政府主義路線的工人運動之崛起。而且在分析此一歷史事件時，亦不能忽視當時生活在芝加哥的德裔移民之生活處境、勞動條件，以及他們在舊大陸祖國所形成之抗爭文化。

在十九世紀的60年代末期，美國各地的工會都不約而同的提出每日八小時工時的訴求，隨著議題的串聯，許多工會開始結盟與合作，所謂的「八小時聯盟」（Eight-Hour-Leagues）成立，到了1866年，第一個全國性的工會聯合組織「全國工人聯盟」（National Labor Union）誕生，而它的最重要運動目標之一，就是要求縮短每日工時為八小時。1868年，美國參眾議院通過第一個保障八小時工時的聯邦法案，受惠者是聯邦的公務員，而伊利諾州更早在一年前就通過該州的「八小時法」。為了慶祝這樣的成就，伊利諾州首府芝加哥的工人們就開始發起一連串的五月遊行，這也是歷史上的第一次。在1868年五月的這一次芝加哥遊行中，長達數公里的遊行隊伍，吸引了數萬名的芝加哥市民圍觀，工人們手持布條，上面寫著「團結讓我們壯大、分裂讓我們渺小」、「八小時 – 一項法律的成就」、「我們尊重本州的法律」。遊行隊伍中的德國佬支隊最引人注目，因為他們把平日勞動的成果與產品直接裝置在車子上，不但陣容狀盛，而且光彩奪目。諷刺的是，直到十年後的1876年，「八小時法」不但形同廢物，被企業主們嗤之以鼻，而且還遭伊利諾州最高法院宣布為違憲而廢止。

1860年代經過短暫的經濟榮景之後，隨之而來的是七十年代的大蕭條，這也是當時美國歷史上最嚴厲的一次經濟危機。1873年9月，許多銀行宣布破產，數十萬名工人瞬間丟掉工作，流落街頭，幾百萬人只得打零工或忍受條件惡劣的就業來糊口。到了1877年，情況不見好轉，失業人口已逾三百萬人，飢餓與痛苦的陰影籠罩著工人及他們的家庭，在工人居住的地區街道上，只看到難以計數的遊民，等著領取好心的慈善機構分送的麵包湯汁裹腹。

雖然幾乎沒有一個工會能安然度過1860年代的嚴峻考驗，但是受難的工人及失業者們卻非毫無動靜的忍受如此的悲慘處境。越來越多的人們選擇越來越激進的抗爭路線，所謂的「飢餓行軍」、「麵包抗爭」（Bread-riots），各式各樣的示威與遊行，每天都在許多的美國大城市，特別是紐約及芝加哥上演著。群眾們的呼聲與吶喊越來越響亮，「我們要立即的協助」、「我們馬上需要工作」，而各個大城市的市政府及大企業主們的觀感如何呢？他們覺得厭惡，這些無能窮人們的所謂痛苦實在令人深感噁心，但是他們也同時覺得懼怕，社會怎麼可以如此動盪不安呢？於是，警察部隊又出現了，經常出現的工人示威遊行，到了最後，總是以警察暴力的強制驅散收尾。

工人們的運動及抗爭，逐漸累積為1877年的「大罷工」（Großer Streik）浪潮。1877年，由於鐵路業的惡性競爭，許多鐵路公司單方強迫壓低工資，不然就大量的裁減工人，進行所謂的企業合理化措施，在這一波衝擊中，工人們的工會組織被鐵腕摧毀，幹部們被列入黑名單，廣發各企業周知，不讓這些工運份子們有另謀生計、「趁機謀亂」的機會。激烈的措施，長久的積壓，終於引發了至今美國歷史上最大的罷工潮。1877年的「大罷工」開始於西維吉尼亞州，但一下子就蔓延到全美各地，雖然起初是鐵路公司工人的罷工，但如滾雪球一般，越來越多被強迫降薪或被威脅將壓低工資的工人們不斷的加入，一開始被認定為所謂的全國鐵路工人罷工，轉眼間即將變成遍及各行業的總罷工。政府部門與企業主的回應，又是運用警察暴力的鐵腕鎮壓，單單在芝加哥，每日就上演著如內戰般的巷戰火拼，工人們面對的，不只是警察，還有州的民兵以及聯邦的部隊。在芝加哥，工人的罷工在兩天內就被平息，許多平民死於巷戰，無數的工人負傷，而警察也逮捕了三至四百人入獄。

雖然全美的罷工潮沒有帶來任何經濟或社會方面的改善或承諾，但它對美國的工人運動卻影響深遠。資本家、政府與警察的緊密攜手，合作無間的運用暴力來鎮壓罷工，使得許多奮起的工人們體認到，唯有團結組織才能對抗自己的敵人。在如此的風潮下，工會運動大幅躍升，許多工人爭相恐後加入工會，新的工會及工人政黨漸次成立，特別是所謂的「工人黨」（Workingmen's Party），在許多大城裡，也包括芝加哥在內，都變為地方政治的領域中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大企業家深感威脅，極力向政府施壓及遊說，要求重組軍事部隊結構、增強武裝力量，必須研擬新而有效的鎮壓暴動方法與武器，以應付即將到來的挑戰。1877年的事件真正的撼動而搖醒了所謂的美國夢、新大陸天堂的奇想，美國也無法自外於激烈的階級鬥爭，而且是最赤裸裸的暴力與武裝衝突。

十九世紀末的芝加哥工人

激烈而血腥的衝突會發生在芝加哥，其實非事出偶然。在金錢的大都會中，沒有一個美國城市像芝加哥這樣，資本的積累如此迅速，賺錢的遊戲如此高漲，投機、賄賂、貪污腐化如此盛行，也沒有一個大城像芝加哥這般，一般工人及平民的貧困如此嚴重。1834年建城的芝加哥，50年後已迅速成長到八十萬人口，1910年就快速的超越兩百萬的大關。芝加哥的擴與成長，運輸與公眾交通網絡的發達，加上人口的不斷移入，隨之而來的是驚人的工業進步與發達。在短短數年之內，芝加哥成為鋼鐵生產的重鎮，機械及糧食、木料的交易中心。除了高技術性的大規模工業生產外，這裡也聚集了無數的中小型企業及商家，紡織、成衣、家具、菸草、皮革，形成了許多家族型企業的事業產品及發跡的希望。

芝加哥的工業發達與經濟的蓬勃發展，吸引了成千上萬的歐洲移民，而事實上，沒有這些來自舊大陸的勞動者的辛苦貢獻，芝加哥的榮景也是無從萌芽的。在1880年代，大批前往芝加哥的歐洲移民，多半來自英格蘭、愛爾蘭、德國及斯堪地那維亞的諸國，以此時為例，芝加哥市有41%的人口是直接來自於歐洲的移民，還不包括他們在美國所出生的後裔。許多的舊大陸移民選擇與同胞們比鄰而居，以母語溝通，上自己人的教堂，只閱讀母語書寫的報章雜誌，而且只參加同胞們組織的各種俱樂部及團體。這些移民的夜晚及週末，大都在同胞們開設的街角酒館買醉。芝加哥就像美國各地的小縮影，不同民族的文化獨立在各自的領域中發酵與制約，也儼然成為排外與區隔的堡壘。

1890年，芝加哥市慶祝人口超越百萬大關，在所有幾乎佔一半比例的外國移民中，德國佬又佔有35%强，是所有移民中的最大宗，假如也算入他們的後裔，整個芝加哥就有將近30萬的德裔美國人。在芝加哥的德國族群中，他們也一併承繼了母國慣常的階級結構及文化：德裔的企業主及資產階級有自己的俱樂部，自己的足球聯誼，參加自己階級的同胞所舉辦的活動，也只閱讀同一階級所寫的德文報紙。「伊利諾國家報」（Illinois Staatszeitung）專為有錢的德國佬服務，而貧窮的德裔工人則只會看自己人辦的「芝加哥工人報」（Chicagoer Arbeiter- Zeitung）。

在1850年，工人階級仍佔德裔美國人中的五分之四，但是到了1900年，就只有三分之二的德國移民是勞動者，這雖然顯示第二及第三代歐洲移民的稀釋，以及所謂階級階層往上流動的結果，但無疑的，工人階級仍然是德國族群的最大多數，在接近十九世紀末的幾年內，德國後裔也同樣是所有芝加哥工人階級的最重要族群，平均都要接近四分之一強（如1890年底的22.5%），特別是在重工業及手工業的部門，德裔工人的影響力更是明顯。

1873到1878年的經濟危機一過，工資呈現略升，但好景不常，1882年開始的五年中，工資就又急速下降，平均倒退了5.7%。這一次的工資危機，卻是所謂結構性的：不只是工廠中的低技術工人，既使是較純熟或一定技術的工人、手工業者，如木工、鞋匠、烤麵包師傅，都嚴重的受到新型機器的威脅，工資水準不斷的面臨挑戰。這個前所未有的所謂結構性失業 – 1884年在芝加哥已有三萬人以上波及 -，加上季節性的就業市場波動，嚴厲的衝擊工人的家庭生計，工資與收入不斷的下降。以伊利諾州勞動部1884年的報告為例，40%的工人家庭支出遠高過於收入，而雖然同時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家庭是兩個人以上在賺取家計，「working poor」這個美國二十世紀末的寫照，其實早在百年前就悲劇性的出現了。就算還有工作可以做，工廠中充斥的，也只是伴隨著最低工資的每日十六小時工時，辛勞苦難的揮汗灑淚工作，工作能力的淘汰，以及下工後看到的家徒四壁與惡劣的居住生活環境，而家中任何一人的意外，不論是疾病、工殤或死亡，就足以輕易的將這個工人家庭推入痛苦而無望的深淵。

1883、1884年的冬天，芝加哥的工人處境已經糟糕到一個令人無法忍受的程度了，既使是生活在不同世界的資產階級們也看不下去，跑出來作一個研究工人勞動條件的調查，希望了解工人鄰居們的真正情況。「芝加哥工人報」的隨行記者Paul Grottkau，只跟著調查的公務員作一天的訪查，就作嘔的要求退出：大家都震驚於極端惡劣的工人居住環境，過度擁擠如蟻窩的大雜院公寓，缺少最起碼的廁所及衛生設備，光線及通風極差，瘟疫及傳染病隨時有流傳的可能。

這就是一個美國大城市的真實面貌，一個對移民來說充斥著期待、夢想、希望與幻覺的美國夢所在。如果我們閱讀一位來自德國、後來也在乾草市場事件中被逮捕之無政府主義工人的日記，就可以略為領悟當時許多工人們心中共同的失望：想要在美國作個小生意，當個獨立快樂又有錢的小老闆，機會是微乎其微的，而手工業及技術工人的被排擠及失業的機會，倒是與祖國德國的悲慘情況不相上下，假如相較於生活的支出水平，我們在新大陸反而還比逃離的舊大陸賺得更少。

既使在德國，社會的貧困與悲慘也從未達到此時美國大城市的規模，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很容易就能理解期待夢想與現實的落差，所帶來的德裔工人逐漸不耐與激進的結果，特別是美國警察踐踏人權的強制與暴力鎮壓，更是直接將德國工人階級推入激進的社會主義陣營的主要動力。

芝加哥——無政府主義運動的中心

在十九世紀的六七十年代交替時，芝加哥的德裔工人就組織了自己的政治團體，而且組織結構上完全仿照母國，理念及鬥爭理論上完全習自祖國的導師馬克思（K. Marx）及拉薩爾（F. Lassalle）。由於德國佬在許多手工業及重工業部門中佔多數，特別是在技術性的工人方面，也因此在德國人的領導下，許多部門成立了工會組織，第一波高峰是1874年由昔日「國際工人聯盟」（Internationale Arbeiter Association）成員所組織成立的「伊利諾工人」（Workingmen of Illinois）。1876年，以這個組織為班底，再結合其他美國大城（特別是紐約）的同志們，共同成立了「美國工人黨」（Workingmen's Party of the U.S.），也就是後來「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Labor Party）的前身。在如此之社會主義路線的工人運動蓬勃發展的背景下，也伴隨著日漸升高的經濟及就業危機，芝加哥的德裔工人們創設了「芝加哥工人報」，也因為這個工人資訊及理念媒介的誕生，使得後來乾草市場事件的領導及殉道的先驅們，開始接受社會主義理想的衝擊及薰陶。數以千計的芝加哥工人們，參加由社會主義工人黨所辦的群眾大會，而且爭相加入許多的結盟團體，在1879年春天的選舉中，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候選人施密特博士（Dr. E. Schmidt）獲取極多的選票，也大大振奮了工人的政治運動。

好景不常，社會主義工人黨此時竟面臨了意想不到的組織危機：1879年，同一年秋天的選舉，社會主義工人黨流失了60%的選票，到了年底，黨員大幅退黨，人心浮動，揆其緣由，失業問題的緩和是主因，但是成員間不斷的路線衝突，以及領導階層的爭辯與不和，應亦難辭其咎。一個重要的衝突導火線是所謂的「武裝問題」。1875年，一小部分的芝加哥社會主義工人，幾乎全為德國移民，成立了自衛團，他們的目標是在軍事上及政治上武裝自己的同志，以在遊行時對抗並還擊警察及民兵的攻擊。在1877年7月的事件後，這個自衛團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工人加入，漸漸的，社會主義工人黨中主張用武力來實現社會革命的呼聲越來越高，但這卻與黨內其他地區領導者的路線相左，因為許多其他大城的工人運動者認為，暴力對他們的政治目標而言是有害的。在這樣的衝突下，1880年，多位芝加哥地區的黨員，特別是August Spies、Albert Parsons、Oskar Neebe、Paul Grottkau，紛紛被開除黨籍。

芝加哥的這些工人運動領導者，必須在社會主義革命理想高漲的運動中，重新另起爐灶。在芝加哥當地，Spies及Parsons漸漸獲得領導權，在紐約，Johann Most透過著作及演講，吸引了許多工人支持他的無政府主義路線。1883年，社會主義工人黨在匹茲堡召開代表大會，進而另行組織「國際工人聯盟」（International Workingpeople's Association, IWPA），這也是歷史上第一個無政府主義路線的國際組織。Spies、Parsons及Most聯合起草了該組織的成立宣言，所謂的「匹茲堡宣言」（Pittsburgh Manifesto）。

但是在一個關鍵的問題上，芝加哥的同志們無法與紐約的Most達成共識，就是組織路線與工會的關係：Most認為應該完全拒絕與工會合作，而Spies與Parsons卻把工會看作是階級鬥爭的重要角色及未來社會秩序的核心基礎。經過冗長的討論，芝加哥派的看法佔了上風，他們對於工會角色及功能的描述寫進入最後的宣言中。

在匹茲堡大會及後來的乾草市場悲劇的三年間，國際工人聯盟發展極為迅速，連帶的也使得芝加哥成為美國無政府主義運動的中心。國際工人聯盟在芝加哥設立了聯絡處，也在這裡成立了聯盟內最大最多人的支部，同時支援由Spies掌控、以德語發行之「芝加哥工人報」、「先驅週刊」（Der Vorbot）、週日特刊「火炬」（Die Fackel），以及由Parsons擔任總編輯之英文刊物「警報」（Alarm）。芝加哥工人報每日發行六千份，當然，真正閱讀的人口遠超過此數，每一個德國移民居住地區的酒館內，都有這一份報紙的蹤跡，它已成為芝加哥無政府主義運動的資訊交流及傳遞媒介。

1883-1886年，經濟危機再度降臨，失業與飢荒又無情的籠罩芝加哥。貧富差距的懸殊，階級的衝突對立，加入貪污而又血腥暴力的警察，隨著準備無情的用棍棒鎮壓工人的權利，在在都使得無政府主義的思想蔓延開來。1884年，在Spies及Grottkau的領導下，「進步菸草工人工會」（Progressive Cigarmakers Union）改組為一無政府主義路線的工會聯合組織「中央工人聯盟」（Central Labor Union, CLU），短短的一年多，1886年初，中央工人聯盟的勢力就大大的超越了它主張修正主義路線的對手，所謂的「職業與工人組合」（Trades and Labor Assembly），而中央工人聯盟的核心幹部，大都是來自德國的移民後裔。
無政府主義的理念不只存在於宣傳的冊子或演講當中，也不只存在於酒館煙霧迷漫的熱情對話中。對於許多的工人及其家人而言，無政府主義其實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是有生命的文化，充斥在日常的行止、休閒、野餐、跳舞、音樂會、慶典及許許多多的遊行之中，不論任何的演說、戲劇或朗誦，無政府主義的思想都隱藏在其中。在極短的時間內，無政府主義傾向的各類團體紛紛成立，合唱團、足球體操俱樂部、戲劇社、文學團體等，吸引著無數的有志者、旁觀者、局外人、婦女及兒童，無政府主義的思潮並非隱藏在人們的心中，藏私於門下床地，而是大剌剌的進入人們的生活領域，制約著他們的行動與思考。

當然，無政府主義的運動並非都是這麼平和的，也許在遊行及示威的行列，在高舉的旗幟、耀目的花車、引人的諷刺劇（tableaux vivants）中，在高聲許眾人一個美好的未來，嚴斥那些造成社會貧困的始作俑者的時候，芝加哥的無政府主義運動才真正展現它的影響力。透過遊行，無政府主義者向對手展現實力，向支持者展現團結的力量、凝聚意志與情感；芝加哥無政府主義運動的最大特色，就是以帶有政治內容的娛樂與歡娛方式，將階級鬥爭與慶典儀式結合，用傳統的社會活動來企圖實現革命的目標。芝加哥的節日，不管是七月四日的美國國慶，感恩節，或是巴黎公社的紀念日，街道都上演著無政府主義式的遊行與慶祝。無政府主義的工人文化，不只出現在這些耀目的遊行示威中，芝加哥市內可供人飲酒、跳舞、作運動的無數小公園，每逢週末，就變成無政府主義工人們的天下。工人居住地區的沙龍與聚會所，不管是Zepfs Halle、Neffs Halle還是North Side Turner Hall，都一起代表著這個城市激進生活的一面。

芝加哥1886年5月1日與5月4日的乾草市場事件

這個時代美國工人運動的主要訴求仍是縮短工時，所謂的「八小時工作日」。1884年，美國「職業與工人工會聯盟」（Federation of Organized Trades and Labor Unions），也就是後來「美國工會聯盟」（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FL）的前身，在年度的大會中，通過接續1860年代以來縮短工時的要求，並且決議「1886年5月1日開始及以後，一天的勞動工作時間必須僅為八個小時」。

秉持無政府主義路線的「國際工人聯盟」（IWPA），雖然在起初仍將這項決議視為所謂的改革路線的產物，但仍然決定支持這項工人運動的訴求，特別是在芝加哥地區的領導者，而他們，包括Spies、Parsons、Fielden及Schwab在內的芝加哥工運幹部、也同時成為這個議題之後的主要推動者。1886年，「推動八小時工時」的宣傳運動達到顛峰，在芝加哥，幾乎每個星期都有相關的群眾大會，傳單不斷的散發，演講不斷的舉行。在宣揚縮短工時的同時，無政府主義者不忘同時提醒所謂的武裝問題，也就是要求工人必須自己武裝起來，對抗並推翻資本主義的剝削體制，「工人武裝」（Bewaffnung der Arbeiter）的呼聲日高。1886年4月25日，也就是在要求實踐八小時工時的最後通牒的前幾天，「中央工人聯盟」（CLU）再度舉辦盛大的遊行示威，從芝加哥北區的街道，一直延伸到密西根湖畔，總共有超過兩萬五千名的群眾聚集，聆聽所景仰的無政府主義運動的領袖們演說。這次遊行是美國歷史上公認的工人運動的典範，但在當時，芝加哥商界的反應卻是無比驚恐，大拉警報，因為工人階級所展現的團結及力量使他們深感威脅。幾天後所發生的乾草市場事件，其實正是芝加哥資產階級畏懼感受的延伸，資產階級的感觸及決定是：這再也不是跟強而有力的工人運動之間的實力拉鋸問題，而是必須要根本的將它摧毀及連根拔起。

1886年5月1日到來，全美各地有三十萬名工人走上街頭，單單在芝加哥就有四萬人，來自工業及手工業各部門企業工廠的勞動者，丟下他們的工作，進行罷工與遊行示威。當時的一家報紙記述著，芝加哥市呈現著星期日一般的寧靜，煙囪停止冒煙。工人在街上遊行，不停的吶喊訴求，不斷的用英語、德語與捷克語嘶聲演說，在「國際工人聯盟」（IWPA）及「中央工人聯盟」（CLU）的領導下，有八萬名工人帶著他們的家人及孩童，沿著密爾瓦基大道唱著歌曲。芝加哥的媒體反應激烈：帶頭的Spies與Parsons被嚴厲咒罵，這些唯恐天下不亂的人必須為芝加哥數十年來的不安負責，我們美麗的大城隨時將爆發暴動與騷亂。讓這些媒體很失望的是，5月1日當天，芝加哥平靜的像密西根湖的湖面。

兩天以後，5月3日，星期一，媒體引頸盼望的騷亂開始了：為了支援八小時工時的運動訴求，芝加哥各角落越來越多的工人加入罷工行列。下午時分，有數千名的工人聚集在惡名昭彰的McCormick農機工廠前。McCormick是美國工人運動史上一個很重要的地點：在1877年，它的資方用極殘暴的手段壓制罷工，使這裡一舉成名。在1886年，幾個月來工廠不斷引進新的機器，不但因而解雇了許多工人，也強制的壓低了勞動者的工資，工人雖組織罷工來對抗，但資方的鎖廠及引進替代勞力，尤其是在臭名遠播的Pinkerton警官的保護下，使得罷工無甚成效。5月3日下午，在許多的演講過後，輪到Spies講話，他沒有客套的開始，直接指出McCormick工廠的情況，進而要求在場的工人們要武裝起來。Spies演講方歇，工廠的計時鐘正好響起，下班時間到了，約兩百名在場的工人立即脫離群眾，奔向工廠的大門，怒罵破壞罷工的替代工人。幾分鐘後，雙方動起手來，居中的警察也被丟石頭攻擊。一轉眼，警察掏出左輪手槍，往混亂的群眾中射發，工人們四散奔逃。總計有許多工人受傷，兩人被當場擊斃，警察雖無人死亡，但均多少受了輕傷。

Spies在震驚之餘，立刻跑回「芝加哥工人報」的辦公室，馬上用英文及德文製作煽動的海報，要求工人們立即武裝起來，向屠殺他們同志的階級敵人報仇。這張海報的標題是：「工人們，拿起武器」（Arbeiter zu den Waffen），一名排字工人在沒有經Spies的同意下，擅自在標題內加上了「報仇」。這張海報後來成了美國工人運動史上著名的「報仇通令」（Revenge Circular）。

現在，暴亂與事件越滾越大。5月3日當天晚上，大概有一千五百份的海報在城內散發，約莫同時，有一群包括Georg Engel及Adolph Fischer在內的德裔無政府主義者，正在西北區的「Greifs Halle」聚會所的小房間內集會，他們同屬無政府主義運動中最激進、最不妥協的暴力派。這些人正在商議如何利用八小時工時運動中將發生的工人與警察之衝突，進行自己的計畫。毫不意外的，會議中熱烈討論這一份「報仇通令」，最後大家決定，在隔日（5月4日）的晚上7時30分，在可以容納兩萬人聚集的乾草市場廣場，舉行抗議的活動。但是，會議中並沒有提到要利用這次機會進行武裝暴動。

Fischer被指定準備這項集會，要去印製海報、安排演講者，而包含英德文的海報的最後必須有這些文字：「工人們，武裝起來，一起上戰場」（Arbeiter. Bewaffnet Euch und erscheint massenhaft）。Fischer希望能爭取到Spies來演講，但是Spies卻興趣缺缺，經不起再三的請託，Spies終於答應出席，但附帶一個條件：必須將海報中要求武裝的字樣刪除。Fischer馬上同意，命令排版工照辦，同時將先前已經印好的海報全部銷毀。但是百密有一疏，數百張已印好的舊版本海報仍然流出，這也變成了後來控訴審判這些無政府主義之「罪犯」的關鍵證據。

1889年5月4日下午，芝加哥市長Harrison知道了乾草市場即將舉行群眾集會的訊息。基於全城歇斯底里的懼怕不安的氣氛，Harrison市長急於想扮演一個居間協調的角色，希望不要讓衝突擴大。市長決定，由於集會及言論自由的權利應該加以保障，因此不宜禁止舉行，但是政府方面必須嚴防可能的暴力衝突，於是他指定Bonfield警官，帶領一個警察中隊在乾草市場附近的警察局待命，另外也應安排一些便衣混在人群之中。

晚上7點45分，Spies與他的弟弟離開家裡，直赴芝加哥乾草市場。由於一般的大會都習慣以英語的演說來起頭，因此準備以德語來演講的Spies還可以靜候一些時間。半小時後，Spies來到會場，出乎意料之外的，竟然只有約三千名的群眾在場，而且活動也根本還沒有開始，因為該講英文的人沒有一位出現。大家推派了一人去尋找Parsons，於是Spies只好打鴨子上架，先用英文來開場演講。一開始，Spies就字字清晰的強調，今晚的集會主要是為了控訴前日的警察暴行，不是要來製造暴動。到了9點，Parsons跟Fielden一起來到會場，Parsons隨即向大家講了約一小時的話，相對於幾天來的不安與焦躁，Parsons的語氣其實十分和緩。Parsons不斷的拿芝加哥的警察暴力，來比擬俄羅斯、西班牙或德國的獨裁專制政權。

Parsons演講結束後，在旁觀察集會的芝加哥市長Harrison鬆了一口氣表示，不論現場群眾的反應，亦或演說者的內容，都不足以引發暴動，而據在場的便衣警察事後的追憶，他們當時也都同意這項觀察。芝加哥市長於是發令給在警察局待命的Bonfield警官，「建議」他可以散隊回家，Bonfield雖然也贊同情勢很平和，但堅持應繼續待命，保持警戒狀態。

最後一名演講者Fielden踏上作為講台的大卡車，在平靜的氣氛及語調中，開始了他的演說。進行到一半時，天空突然烏雲密佈，許多早已不耐的聽眾終於選擇離開會場，不是信步返家，就是直奔Zepfs Halle聚會所去等待同志。現場只剩下不到三百人還在繼續聆聽Fielden的講話。但是等到Fielden準備結束，一隊警察突然衝了進來，而一顆炸彈卻從天上掉了下來！

在接下來的混亂中，Fielden跟Spies的弟弟都受了傷，但是他們還能倉卒而逃，得以跑回Zepfs Halle去驚魂甫定。不到五分鐘，這場所謂的「乾草市場暴動」就劃下休止符了，一名警察的當場死亡顯然是因為炸彈引起的傷勢惡化，但其餘六名接下來數週與命運搏鬥的重傷警察，卻大都是因為被他們同僚的左輪射傷所致，當然，在隨後展開的歇斯底里的審判及控訴中，這一事實在也沒有人提及。許多平民也受傷，但一直沒有明確的數字，只能確定的是，廣場附近的藥房幾天內都擠滿了要求療傷的病患。雖然沒有官方公佈的數字，但根據私下的了解，工人方面大致有七或八人死亡，三十至四十名受輕重傷。

審判

從客觀事實來看，雖然丟擲炸彈的元兇始終沒有抓出，但是必須為這場所謂的「暴動」負責的，其實還是芝加哥的警察，因為至少人們始終無法理解，為什麼警察最後還是選擇介入，理由及警察所要防衛的危害到底在哪裡。

接下來的數週內，芝加哥城充滿了恐怖的氣氛：輿論大聲韃伐熱心政治的異議份子及外國人，不論你是那一派別，那一國的後裔移民。輿論要求嚴厲制裁這些壞份子，為了公平正義，為了人道及法律尊嚴，人們咒罵及仇視這些搗亂危害社會的人。工會及移民所組成的團體，特別是德國裔的團體，都聲明與這些無政府主義者沒有關聯，因為當時顯現的「民氣」是：誰同情這些暴徒，誰就要準備上審訊台。

警察非常盡職的持續暴力搜捕無政府主義運動的「暴徒」：雖然沒有搜索票，警官們仍然費心的搜索嫌疑犯的住宅，逮捕了數百名男男女女的無政府主義者，而且以刑求、威脅或利誘等文明或不文明的方式進行審訊，謀求他們所要的公平正義，或至少是起訴與判罪所需要的證詞。1886年5月27日，事件三週後的一天，Albert Parsons、August Spies、Michael Schwab、Samuel Fielden、Georg Engel、Adolph Fischer、Oskar Neebe、Louis Lingg、William Seliger及Rudolph Schnaubelt等一干人被提起公訴，罪名是故意謀殺警察。

Spies、Schwab、Fielden、Engel、Fischer、Neebe、Lingg，在起訴後幾天內被警方逮捕，他們從來都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罪，也自然從無逃亡的念頭，Engel、Neebe跟Lingg甚至在乾草市場事件發生後幾天，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而Schwab在當天炸彈丟擲出來的同時，正在芝加哥的另一個角落的聚會中演講。換句話說，這些人至少應還有不在場的無罪證明。Seliger後來改列證人，於是不需要逮捕，因此只有Parsons和Schnaubelt適時的離開芝加哥，躲藏在安全的處所。在接下來的審判程序中，由於無政府主義者所聘請的辯護律師Captain Black，主張唯一的「純正」美國公民Parsons應該主動出現，以博取法官的同情與好感，因此Parsons自己跑回了芝加哥，跟同志們一起坐在被告席上，而Schnaubelt就從此無影無蹤。當然，Schnaubelt此舉也要付出代價的：從今以後，所有談到真正丟甘油炸彈的罪犯，就毫不遲疑的指向他的頭上。

這場審判是美國司法史上有名而史無前例的一場戲，因為被告幾乎沒有任何主張自己無罪的機會。法官Joseph E. Gray主持審判，訴訟開始後沒多久，所有的人都清楚的看出，對於被告們丟擲炸彈的謀殺指控是無從證明的，既使冠上陰謀犯的罪名，也找不出足以支持的證據，但是整個氣氛顯示，對於法官、陪審團跟輿論而言，事實歷歷在目，這些「法律的細節」跟「發現真實的過程」是毫不重要的，關鍵的是，我們要定罪這些被告，我們要定罪這些無政府主義的運動，我們要讓工人及群眾永遠不再受這些思想的荼毒，要讓他們恢復平和而善良的本性。陪審團閉關幾個小時後就作出裁決：Parsons、Spies、Schwab、Fielden、Engel、Fischer與 Lingg判處死刑，Neebe判處15年有期徒刑，輿論熱烈的贊同這項遲來的正義。判決宣告後，辯護的律師團再接再厲，繼續奔走，到了1887年3月，本案終於向伊利諾州最高法院提起上訴。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輿論對於所謂乾草市場事件的無政府主義者的態度，突然呈現急轉彎。看看本案所拋出的問題及現象：這些人被控丟炸彈、蓄意謀殺，被判處死刑，卻幾乎沒有一個人在場，檢察官所刻意挑選的、本來就對這些人深懷敵意的陪審團，可信度令人存疑的、態度無比激昂的證人證詞，處處表達最大心願就是將被告吊死的法官，以及被告所一再強調的，他們是因為確信、因為良心、因為主張，而不是因為暴行而站在這裡接受審判，云云種種，都牽動了美國自由主義者的心弦及法律感情：這是一場公平而正當的法庭審判嗎？

這群漸漸同情無政府主義者的自由派中，以William Dean Howels最為活躍，開始推動力促將整個案子重審。而同時，許許多多的工人及他們的團結組織，都興起警覺的意識，直指這場審判是針對他們而來的殺雞儆猴。慢慢的，逐漸形成一股聲援這群無政府主義者的團結運動，工人運動的同志們也募集了大部分的律師費用及支援基金，以實際的行動來挺這群英雄受難者。

在這段時間，監禁的被告都待在庫克郡立監獄，等候執行。他們每天可以有兩次會客，親人、朋友、政治同志們絡繹不絕的到來。受刑人們每天忙著寫信及自傳，也不忘為「警報」及「芝加哥工人報」等刊物報章撰寫獄中的札記，當然，這些稿件要靠朋友的私下夾帶出監獄，而且也只能匿名發表，其中多數都是用「芝加哥工人報」現任編輯的名義刊出，也正是藉著這樣的方式，Spies繼續掌握報紙的主要內容。所有的訪客，既使是初次認識這群無政府主義者的陌生人，都一致的對他們之沉靜、鎮定、甘於受難的態度留下深刻印象，同時，沒有一人曾表達悔恨，或對無政府主義運動敬而遠之的冷漠。

1887年11月2日，伊利諾州最高法院駁回再審的聲請，法院執行官員同時定同月11日為行刑日。聲援的團結組織再度動員，希望敦請伊利諾州州長Oglesby能夠下達特赦令，其中只有Spies、Fielden及Schwab在朋友的百般勸說下，不情願的簽下自己的特赦聲請狀，幾個小時後，Spies堅持撤回，不願再與州長打交道，而Fischer、Engel、Lingg及Parsons始終拒絕笑納這項好意，他們心意已決，自己要當殉道者，正大光明的迎接死亡，決心為社會被剝削欺壓的人犧牲。
輿論要求州長重新考慮的壓力與呼聲日高，越來越多的社會人士呼籲務必要特赦這些無辜者，州長最後決定，再聽聽芝加哥商界領袖的意見。他敦請了五十位大企業主前來州長府一坐，不假辭色的，Pullmann、McCormick（5月3日事件現場苦主企業的擁有者）及Marshall Fields三位大老闆，馬上將拇指朝下：他們要吊死這七名罪犯。行刑的前一天，Lingg在獄中吞甘油自殺，幾個小時後，伊利諾州州長宣布他的決定：Spies、Parsons、Fischer及Engel，因為罪無可憫，仍然處以吊刑，Fielden及Schwab改為終身監禁的無期徒刑，這是官方所能做的最大寬容。Spies等四人在1887年11月11日11點鐘，於行刑場吊死，劊子手刻意不讓他們「享受」比較沒有痛苦的斷頸吊刑。

送葬的行列變成一場宣揚無政府主義運動的大遊行。表達出來的訊息是：這些受難者不是孤獨的獨行俠，他們是整個社會主義運動、也是整個美國德裔工人運動、美國本土之工人運動的一部分。

當然，不容否認的，雖然最後的吊刑引發許多同情受難者之人的憤怒與失望，但一般的社會輿論卻是肯定行刑的。如報紙所言，「這是對芝加哥乾草市場血腥暴行的一次正當復仇」，許多所謂的知識份子及社會精英也非常樂意的看到，無政府主義運動應該已受到了致命的打擊，媒體中對於如此的不正義，只見極少的批評與遺憾。

對於他們的家人及運動同志而言，這八個人成為殉難的英雄，在許多的美國大城，也遠在舊大陸的歐洲許多地方，都舉行了哀悼及紀念的儀式，而11月11日亦成為芝加哥工人意義深遠的一個紀念日，接下來數年中，每逢這一日，芝加哥地區的工人們都要舉行示威及憑弔遊行，不同派別的工人團體及工會也不忘舉辦紀念的集會，藉著演說、朗誦、歌唱與默哀，工人們不只懷念殉難的英雄，也同時繼續專注於現實的社會及經濟問題。在許多的演說場合中，Spies的遺孀Lucy經常出現，而這些活動也通常會在最後發起募捐，作為遺族們的經濟後盾。每年的11月11日總是特別的一天，芝加哥的同志們甚至為此組成一個爾後非常知名的團體「援助先鋒社」（Pioneer Aid and Support Association），專司負責活動的籌備及支援受難者遺族的事宜。

對於仍在獄中服刑的Neebe、Schwab及Fielden三人，外界希望能特赦他們的奔走一直沒有停歇，但是要等到John P. Altgeld就任伊利諾州州長時，特赦的希望才露出一線曙光。Altgeld是在德國出生、美國長大的歐洲移民後裔，一般評價為自由派及難得一見的正直政治家，他仔細的審閱有關本案的所有卷證，特別是審判中許多人士的證詞，他花費了許多時間研究，所得到的個人印象及直覺判斷也越來越鮮明。Altgeld州長最後發表看法：審判程序有諸多地方違法，法庭內充斥著個人式的報復心態，採證過多虛假而有偽造之嫌的事實，特別是主審法官Gary的蓄意偏頗及不公正，而最重要的是，當時無政府主義者及其辯護律師所提出的所有證據及說詞，事後看來都經得起考驗。於是新任的州長決定，依然在監禁中的三人加以無罪釋放，不是特赦，而是完全撤回之前對他們的控訴及審判。

芝加哥的大企業主們大為吃驚，他們認為Altgeld一定要為他的荒謬決定付出代價，讓他丟掉州長的寶座還只是一個小小的教訓。Altgeld退位了，伊利諾州政府陷於群龍無首，補選遙遙無期，雖然社會輿論漸漸認為特赦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普遍卻仍以為，暴行的確是事實，只不過有所偏失、被傷害美國人對司法崇敬的法庭鬧劇所搞壞罷了。

芝加哥乾草市場事件的影響及歷史意義是深遠的：芝加哥地區的無政府主義運動從此一蹶不振，「八小時工時日」的抗爭也在隨後的數年中消聲匿跡，以後只要出現工人的抗議或是要推動對工人有利的政策，都會在意見市場上被冠以「外國人或非美國人的外患作亂」（out-side agitator）。對於許多人而言，芝加哥乾草市場事件也正式宣告了美國民主體制及法治國的偽善及壽終正寢，它的階級本質凌駕於一切，人人平等的美國夢只是幻覺一場。

對於美國的德國移民而言，芝加哥乾草市場事件也留下不可泯滅的傷痕，不只是對芝加哥當地的德裔而言。對於晉升為中產階級的德國佬來說，對於這些無政府主義者的態度，也成為他們是否對美國社會忠誠的試金石：唯有選擇明白而清楚的譴責這些德國同胞的荒唐，他們才能得到社會的認同，對於德國後裔而言，從此只有階級的界限問題，不再有超越階級的民族認同的可能。

乾草市場事件審判的受難者

August Spies
起訴時31歳，出生於德國Landeck，職業家具木匠，1872年移民美國，1884年起為「芝加哥工人報」編輯，英語及德語均甚流利，與 Parsons同為芝加哥工人運動的知名領袖，不論是理論或行動、組織及演說方面。與母親、妹妹及三個弟弟住在芝加哥市的西北區，所有的家人都一起經營小型手工店舖。

Michael Schwab
34歳，職業書本裝訂工，出生於德國Kitzingen，1879年移民美國。未移民前便加入德國社會民主黨及工會，曾受良好的教育，1881年起擔任記者及「芝加哥工人報」的助理編輯。Schwab以冷靜和善著稱，其認真與熱情均極受推崇，與太太和兩名孩子住在芝加哥市的北區。

Adolph Fischer
25歳，排字工，出生於德國Bremen，1873年移民美國，1883年起定居在芝加哥。在「芝加哥工人報」擔任排字的工作，從小父母就授以社會主義的思想。在芝加哥是無政府主義運動中的所謂自主派的成員，亦加入自衛團，極力主張工人應武裝與運用暴力。1881年結婚，育有一名子女。

Georg Engel
51歲，是所有受難者中最年長者，職業油漆工，1873年帶著太太及家人移民美國。他跟Fischer一樣隸屬所謂的自主派，智識不高，但以無政府運動中的「激烈士兵」的名號著稱，為人熱情、激昂，但長年消耗於內部與Spies及Parsons的內鬥。與太太、女兒住在芝加哥西北區的密爾瓦基大道，並由太太經營一家賣玩具的小店舖。

Oskar Neebe
37歲，職業白鐵工，與其他同志很不一樣的是，他出生於美國紐約，卻是在祖國德國長大，直到14歲時才又隨父母親回到美國。在芝加哥與弟弟一起經營專賣酵母發酵劑的店舖。在無政府主義運動中不是受人注目的人物，但以組織工作見長，例如在籌組「中央工人聯盟」的工會組織時，就佔有極重要的份量。已婚。

Louis Lingg
22歲，出生於德國Schwetzingen，1885年，也就是事件前一年，才移民至美國。因年輕時在德國的經驗，使其激烈的反資本主義體制，但個性上以玩世不恭、輕佻隨便著稱。與Engel和Fischer一樣，也是毫無妥協的暴力主義擁護者。由於在德國的革命經歷，他主要在芝加哥負責「國際木匠工會」（International Carpenters' and Joiners' Union）的組織工作，其成員大都是德國後裔。在所有的受難者中，他是唯一知道如何製造甘油炸彈的人。

Samuel Fielden
40歲，出生於英格蘭Lancashire，1868年移民美國。家庭有濃厚的民權主義傳統，在年青時代就極關心反奴隸的運動。與Parsons及Spies一樣，因為他溫暖而和善的個性，同為芝加哥無政府主義者中受人愛戴的幹部之一，亦是相當積極的演說家及組織工作者。職業是卡車工人，主要在幫街道施工運送石頭。

Albert Parsons
37歲，職業排字工，出生於美國新英格蘭，成長於德州，1873年偕太太Lucy定居在芝加哥，活躍於工會運動、「社會主義工人報」及後來的「國際工人聯盟」。擔任英語發行之「警報」刊物的編輯，太太也在其中幫忙。他可說是乾草市場事件中唯一所謂「純正」的美國人，使得他在這場事件中的地位十分特殊與引人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