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銀行2015年的報告指出，由於通膨影響，國際貧窮線的標準從每天收入低於1.25美元（約台幣39元），調高至1.9美元（約台幣59元），這同時也表示全球「極度貧窮人口」（extreme poverty）一口氣增加1億4800萬人。不過，世銀也指出，2015年極度貧窮人口約有7億200萬人，佔世界總人口的9.6%，是首度跌破總人口10%；儘管如此，要達到2030年以前終結貧窮的目標「仍有重大障礙」，全球赤貧的問題仍然嚴重。
不同於常見的發展經濟學高談闊論「大問題」，班納吉（Abhijit Banerjee）和杜芙若（Esther Duflo）在《窮人的經濟學》，以隨機控制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田野方法以及行為經濟學，深入地了解、探究「窮人的經濟生活」，一方面藉此檢視、評估目前的國際援助計畫的有效性，二方面也挖掘問題的癥結點以更有效地解決貧窮問題，亦即，「藉由窮人的生活與選擇告訴我們如何對抗全球的貧窮問題。」（p.5）
貧窮陷阱？或時間不一致性？
首先，先簡單地解釋何謂「隨機控制實驗」（以下簡稱RCT）。可先將RCT想成一般的科學實驗，其基本方法是將研究對象隨機分成「實驗組」還有「對照組」，對不同組別實施不同的干預，以對照效果的差異；RCT常見用於新藥實驗或臨床研究，但也可以運用在各個領域，包含社會科學、經濟學及政策研究，例如將實驗的標的改為某項公共政策（如扶貧），然後隨機選取不同的人參加「實驗組」與「對照組」，透過小規模的政策試辦過程，評估該政策的效果如何。
其次，研究發展中國家的貧窮問題，及國家或社會要如何才能從落後進展到進步狀態的發展經濟學，大略可分為兩個對立的陣營，一是主張外來的國際援助對於第三世界貧窮國家擺脫貧窮是有必要的，另一陣營則是自由市場的擁護者，認為外來援助無濟於事，不如開放市場，在資訊透明的情況下提供民眾動機、誘因即足以使人們改善貧窮狀態。
兩者的差異主因基本預設不同，前者認為有「貧窮陷阱」（poverty trap），如Jeffrey D. Sachs在《終結貧窮》所言，極度貧窮的國家需要外來協助好踏上「發展階梯」的第一階，以免深陷在結構性貧窮中動彈不得，但後者不以為然，例如William Easterly就以中國崛起為例，稱貧窮陷阱只是個幌子。
本書作者Banerjee和Duflo則認為爭論這種涉及世界觀的「大問題」並無實益，「援助對或錯永無止境的辯論常常模糊焦點，重點不在錢從哪來，而是錢往哪裡去」、「然後釐清這些計畫怎麼做才是最好」（p.12）。他們認為透過科學的方法RCT去蒐集資料，進而找出哪種發展政策有效、哪種無效的證據，從而使改善貧窮的政策奠基在科學證據的基礎之上，是比較關鍵的；因為要回答貧窮陷阱是否存在，就必須知道真實的世界究竟是怎樣。
可想而知，以這種方法論研究窮人和貧窮陷阱，很容易得出以下的結論：不是所有時候都有貧窮陷阱，有些地區在有些狀況下會陷入貧窮陷阱，但有的時候貧窮陷阱並不存在。也因此，Banerjee和Duflo會認為只有真正了解貧窮者的具體處遇，才有可能提出具體有效的扶貧策略。
舉例而言，飢餓與貧窮的惡性循環是常見被假定的貧窮陷阱之一，然而根據Banerjee和Duflo的調查，以印度為例，窮人覺得不夠吃的百分比已經逐漸降低，「從1983年的17％下降到2004年的2％」（p.37）。與此同時，「當真正的窮人有機會多花點錢買東西吃，他們不是把全部的錢都拿來增加熱量，而是買比較美味、價格較高的食物」（p.34），亦即，在食物消費上，窮人並不是以熱量或營養為優先考量，「吃得美味才是第一位。」（p.35）換句話說，倘若大部分窮人並無吃不飽的問題，那麼營養所造成的貧窮陷阱是否還成立？即有所疑慮。
再者，窮人陷在健康狀況的貧窮陷阱也常被提出，但根據Banerjee和Duflo的實驗，以在飲用水裡加入氯為例，如此可減少48％的幼童腹瀉，而一個月一瓶的Chlorin（氯）也只要800克瓦查幣（0.18美元），相較每個禮拜要花4800克瓦查幣買食用油，算是相當便宜，但只有10％的尚比亞人願意購買。因此Banerjee和Duflo在實驗組發送優惠券給部份家庭，想看看價格是否是影響關鍵，結果確實是提高了購買意願，但也只有約50％的人想買，即便把價格壓到300克瓦查幣，也還是有4分之1的人壓根不買。（p.65-66）
蚊帳的問題也是如此，雖然購買蚊帳可以降低感染瘧疾的風險，並可能提高年平均所得15％，相較15％的年平均所得，一頂蚊帳的價錢應是十分划算的投資，但增加15％年平均所得的人購買蚊帳的比率只比其他人多5％；就算發一次免費蚊帳，也只讓比例從47％增加到52％。（p.67）亦即，政策干預確實有效，但效果不大。
不過，這並不表示窮人不重視健康，只是他們沒把錢花在比較便宜的預防，而是用在昂貴的治療。「赤貧家庭之中，大人平均每兩個月看一次病，其中到公立機構的不到4分之1，到私人診所的超過2分之1，其餘則求助傳統的治療師 ──巫醫，由他們驅除惡靈。」（p.68）
從RCT固然可以對照出，脫離貧窮陷阱的梯子確實存在，雖然效果有限，但還是可以稍微改善部份窮人的生活，只是這還不能讓我們理解窮人的選擇偏好。Banerjee和Duflo因此採用行為經濟學的方法去理解「窮人的生活與選擇」。傳統經濟學假定經濟人是理性人，會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事實上，個人形成經濟決策背後的原因十分複雜，人類的經濟行為常常違反這個預設，甚至看起來很不理性，但實則未必如此。
以健康狀況的陷阱來說，Banerjee和Duflo發現，窮人不上較便宜的公立醫院，是因為公立醫院的醫護人員脫班嚴重，長途跋涉去到醫護站，結果醫護站可能根本沒有開門，或即便有開門，看診也是草草了事。而私立醫院又有許多根本沒執照的「醫生」，在醫療可近性如此差的情況下，選擇傳統醫療的巫醫，並不算太難以想像的選擇。
至於為何窮人不採取事先的預防？Banerjee和Duflo提出「時間不一致性」（time inconsistency）以為解釋，即，人在不同的時間點，對行為的影響和感受相當不同，「針對當下，我們相當衝動，大部份是由情緒和眼前的欲望所支配」，也因此人們傾向把現在的痛苦或享樂放到很大，而將未來的回報和付出想得很小，是以會低估未來要承擔的後果。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就很容易會不斷地拖延現在要支付的成本，總想著明天再說，明天復明天，而窮人又容易有很多突發狀況需要用錢，凡此種種都有可能使窮人將有限的金錢挪作他用。（p.83）
當然，採用行為經濟學解釋何以窮人不總是能從「拉一把」的扶助中脫貧時，要特別小心污名、標籤化的問題。以時間不一致來說，並不是只有窮人才有這種現象，這其實也會發生在我們每個人身上，例如我們都知道運動有益身體健康，但上健身房這件事卻也總是推給明天。
改變只能循序漸進
貧窮問題真正的關鍵其實是，貧窮墊高了每樣東西取得的成本。對銀行來說，微型金融幾乎無利可圖，因為無論是借款或存錢，窮人交易的金額都很小，但相關的行政成本卻不會因此而減少，並且，「貸款金額減少，監督與審核成本佔貸款的比例就越高，加上這些成本必由利息支付，因此利率也越高。」（p.203）加上銀行怕窮人違約不還，因此就導致越窮的人借錢越難，即便借到了要支付的利息也越高。微型貸款即因應而生，不過後來卻被批評演變成另一種「新高利貸」；相關討論已極多，在此表過不提。
同樣地，雖然在銀行開戶儲蓄有助於窮人經濟好轉，但窮人要在銀行存款也很困難。根據Banerjee和Duflo在18個國家中的資料顯示：「位居中位數的國家（印尼），農村貧民中的9％與都市貧民中的12％有正式的存款帳戶，而在巴西、巴拿馬、秘魯，這些數字都低於1％」（p.228），但這並不表示他們不儲蓄，事實上，窮人之所以用複雜且耗費成本的方式（諸如互助會、旋轉木馬、養老儲金）儲蓄，主要是因為銀行不喜歡管理小額帳戶，銀行從小額帳戶賺到的錢很有限，行政成本卻一點也不少，而且相較於高額的取款手續費，對小額儲蓄的窮人來說自然也不划算。
從這個角度來說，窮人的某些難以想像的行為與選擇，其背後的原因是貧窮本身就侷限了窮人的選項，使他們要應付許多我們一般人不需要煩惱的事。如果我們沒有這點認知，就很容易覺得他們的行為或選擇不合理、不理性。
例如 Banerjee和Duflo就發現了一個十分弔詭的例子，海德拉巴一名貧困婦女「為了存錢而先借錢」。她先跟微型貸款Spandana借了1萬盧比（621美金），並且把這筆貸款轉存到另一個帳戶以作為女兒日後的嫁妝，由此，她每年要支付給Spandana 24％利息，但只能從存款帳戶賺到4％的利息，為什麼她不直接存錢就好了呢？她說這不可能，「因為一直會有其他事情需要用錢」（p.240）。換言之，為了強迫儲蓄，她每年多支付了20％的利息。
這行為乍看下無比荒謬，但這種「時間不一致性」的問題也時常發生在我們一般人身上。雖然計畫未來要儲蓄，但卻在現在就把錢花掉了，因此為了避免因為時間不一致性，而有缺乏自制力或怠惰延遲的現象，人們的「決策行為常會伴隨自願的束縛（commitment）。例如剛才提到的自動從薪水扣款的強迫儲蓄，或自願進煙毒勒戒所、強制仲裁契約，甚至自願簽下健身中心缺席罰款的契約等，都是顯著的例子。」1
整體而言，Banerjee和Duflo認為，對處於極度貧窮的人來說，他們很難看到改善的可能，而眼下的干擾、誘惑又太多，「當你追求的每件事都看起來遙不可及，就難以維持追求的動力」，因此關鍵是如何幫他們把球門（目標）移近一點。（p.248）「改變只能循序漸進，但可以一直支持下去並形成良性循環，成為一場寧靜革命的起點。」（p.318）
對於消除貧困，RCT真的有用嗎？
貧窮行動實驗室（The Abdul Latif Jameel Poverty Action Lab，J-PAL）是Banerjee、Duflo及Sendhil Mullainathan在2003年所成立的，目的是「嚴格檢驗各種協助窮人的發展計畫」，迄今RCT已經被用於小額貸款、藥品、教育工具……等各式各樣的干預措施研究，從政府機構到慈善組織，現在制定政策幾乎都會要求要有「證據」和「評估」，而RCT又被視為是所謂的「黃金標準」。簡之，在過去十年來，J-PAL 和其採取的RCT蔚為顯學，蓋茲基金會就相當支持。
儘管如此，RCT並不是沒有遭到批評。例如諾貝爾獎經濟學得主迪頓（Angus Deaton）、Lant Pritchett、Dani Rodrik等人都曾提出批評。或者如倫敦政經學院的顧拉加尼（Nilima Gulrajani），雖表示讚許，但也擔憂RCT被過分上綱。
簡單地說，Deaton質疑RCT的外部有效性，因為RCT聚焦在很小的干預研究上，即便它在特定脈落下有效，也不能保證能適用到其他脈落。舉例而言，對瓜地馬拉的貧童而言，補充微量營養是有效的，但這無法推演到其他地區去，不是所有地區的貧窮都可用同一個方式解決。
此外，他也質疑RCT做出來的結果代表性不足。人們假設實驗「隨機」選擇能排除偏見，但事實上選擇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研究人員從總人口中選出一部分人來，然後再隨機分為兩組做研究，第一階段其實並不算真的「隨機」。因為挑選的標準可能取決於便利性或基於政治，總之，無法代表全體；而且實驗規模也太小，相較於未被挑選到的人口眾多，代表性不足可能會讓實驗結果失真。
最重要的，Deaton質疑RCT在因果關係上的問題，他認為RCT只能釐清特定脈落的因果關係，卻無法當作普遍原則應用到其他狀況；在不同的脈落下，可能導致很多不同的結果。而且RCT也沒有解釋為什麼會出現特定的結果，RCT或許回答了某政策是否有用的問題，卻沒有回答為什麼。2
其他對RCT的批評還有，RCT實驗的過程緩慢，一次也只能設定兩、三個設計，但現實生活中的社會干預有各種各樣的可能性，結果又取決於他們之間複雜的變化關係，將RCT應用到社會政策上，難免讓人質疑。例如在《財富大逃亡：健康、財富與不平等的起源》，Deaton即以製作麵包為例指出，一個可口的麵包不只需要麵粉，還需要蓬鬆劑、蛋和奶油等，但RCT受限實驗規模，常聚焦在扶貧的單一因素是否行得通，可是可以發揮助力的因素有太多搭配組合的可能了，Deaton因此認為，整體而言，RCT評估無法告訴我們，何者行得通，何者行不通。（Angus Deaton，《財富大逃亡》，p.294-297）
另外也有人認為有研究倫理的疑慮，如研究人員何以有權力決定誰該當控制組被援助？誰又該當對照組而失去免費帳篷的機會？
整體而言，RCT確實可以告訴我們，在某某國家的某些地區，某某政策被「科學實驗」證明是有效的；但也如之前所述，就算有效，效果也都十分有限，除了無法應用到其他地區，更重要的是也無法給出什麼洞見。而以行為經濟學來解釋貧窮者的選擇，又容易跌入對貧窮的污名和偏見的陷阱。
此外，《窮人的經濟學》避談如貧窮陷阱、大制度改革（受扶助國家應先進行政治改革，如從獨裁轉型民主體制）等「大問題」，雖結論認為援助有效，唯抗貧是一場「寧靜革命」，難以期待大幅度的改善。然而，據《衛報》去年引用「中國家庭收支調查」3所進行的數據報導為例，內容指出聯合國之所以能達成千禧年發展目標4，主要是中國脫貧人數大減，中國脫貧人數在全球所消滅的貧窮人口中佔了近75%，而這主要是拜中國經濟發展之賜。除中國外，印度的極端貧窮人口比重從42％降至21％，這兩個國家堪稱是全球貧窮大幅減少的引擎。（Angus Deaton，《財富大逃亡》，頁255）
亦即，不論聯合國15年來為了「千禧年發展目標」共投注2千億美元給低收入國家，還是Banerjee和Duflo在《窮人的經濟學》用RCT檢視出來的援助成果，反而都微小到讓人懷疑，究竟國際援助是否真的有效？
事實上，Deaton即稱「認為只要富人或富國捐出更多金錢給窮國，就能消除全球貧窮」的論點，是一種「援助幻象」（aid illusion）。援助的效益有限，而且援助很少真正用在減貧上，轉移用途的現象十分普遍，援助方也難以監督。此外，援助那些獨裁、貪腐政權，只不過使統治者有更多金錢購買軍火去維持他們的政權，或讓他們變得更富有，對於窮人脫困反而沒有成效，也使得內部改變更為困難。Deaton甚至說，恐怕援助越多，傷害越大。
當然Deaton並不是全然否定富國具有協助的義務，也同意援助及某些專案做了很多好事，只是質疑援助的成效。或許最值得點出的，是Deaton直視國際援助與政治的關係，「為了建立對抗共產主義或恐怖主義的聯盟，而扶植壓迫人民的政治人物或政治體制，這樣的援助會讓窮國的一般人民為了我們的利益而更窮困。我們假裝正在幫助他們，只是在傷口上撒鹽而已。來自外國的大量援助，甚至會腐化潛在的好領袖及良好的政治體系。」（p.315）
在思考RCT的評估成效、如何更好地擬定扶貧方案外，某些國際政治現實也是我們思考全球貧窮問題時，應該放在心上的。
- 1.見：陳恭平，〈人非聖賢：簡介行為經濟學〉，p.24
- 2.以上參考：Deaton v Banerjee，及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 3. China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 CHIP
- 4.關鍵評論網：〈聯合國「千禧年發展目標」最終成果報告：10億人脫離赤貧，性別平等最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