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幌馬車練習曲】我不只是一個人，而是所有的人

差事劇團邀來林靖傑執導《幌馬車練習曲》，根據藍博洲《幌馬車之歌》的部分文本，演出鍾浩東與蔣碧玉的故事。開場時，演員以暴露在觀眾面前的換裝過程，一邊介紹自己，一邊套上角色服裝，讓觀眾有種從現實往歷史中走去之感。這部分恰好突顯了導演強調的，要演員把握自身特性來貼近角色，進而建構出符合當下語境又不悖離文本的展演模式。但弔詭的是，《幌馬車練習曲》除了在這一幕讓演員追尋自我，之後並未持續為他們創造與文本、與觀眾對話的空間。尤有甚者，《幌馬車練習曲》所帶出的，與其說是引領觀眾再度凝視白色恐怖，應該說是重現了當下的主流論述怎麼看待白色恐怖。

現象是容易理解的。五○年代曾有大批起身對抗政府的青年，有些在獄中犧牲了半輩子的青春，有些甚至犧牲了生命。即便當下的我們無從經歷當時的情境，卻不難感知蔣介石的高壓統治所造成的惡行。於是，《幌馬車練習曲》所提出的，「白色恐怖是什麼？左翼是什麼？轉型正義又能是什麼？」便成了狀似有跡可循的發問。

白色恐怖不是鐵板一塊，當時期的人們並非以相同的思想型態存在著，即便因白色恐怖而遭到逮捕的犧牲、受難者們，也不全然具備同樣的理念。那麼，如何理解白色恐怖就勢必得勾勒其時代樣貌才足以全面。

《幌馬車練習曲》在投影意象特地加上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以保衛安全為由將第七艦隊駛入台灣海峽，自此形成反共的第一島鏈，穩定了蔣介石政權在台灣的清共力量。這個意象雖不在文本中，卻是構成白色恐怖的重要背景。正是如此，《幌馬車之歌》的兩個序裡，並不針對鍾浩東的事蹟有所鋪陳，卻著重在歷史走向和全球局勢的分析，而因此立體地鋪展了鍾浩東與蔣碧玉在生活、在志業等選擇上的脈絡。

白色恐怖的大規模肅清並非台灣一島之事。冷戰架構下，以美、蘇兩國分別領導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與社會主義陣營，在世界範圍內進行著意識型態鬥爭。美國透過各種性質的援助在世界各地鞏固親美勢力，同時支持反共獨裁政權對各地民眾進行恐怖肅清。在階級利益上與美帝站在同樣位置的國民黨，便是由美國所扶植的反共親美政權。延伸在全球範圍的反共思維早已內化人心，恐怖政策所遺留的效應則至今持續地擴散在人們的意識裡。

在台灣，白色恐怖逐漸被世人所關注，但以情感投射方式來解讀這段歷史的主流論述，讓這些犧牲受難者，僅能以悲苦敘事出現在大眾面前。直到現在，他們對祖國的情感、他們為了社會主義理想而起身革命的意志，依然被當年壓迫他們的恐怖思維以同情之姿遮掩著。順著美帝深植於人們意識型態中的普世價值與反共思維，這一段被湮滅的歷史，帶著廣泛公開的姿態，再一次被更徹底地湮滅了。

選擇以《幌馬車之歌》來呈現白色恐怖的《幌馬車練習曲》，試圖發出有別於主流的聲音。比較可惜的是，對於白色恐怖的認識仍無法跳脫反共意識型態窠臼。深受西方普世價值潛移默化的人權思維，使得《幌馬車練習曲》的問題意識與台灣主流價值觀並無二異。要想在與主流一致的思考模式中，提出有別於主流的左翼思考，似乎頗有矛盾。

鍾浩東與蔣碧玉的故事之所以有代表性，不只是出於他們的革命情懷，也不只是出於他們的動人愛情。他們作為在白色恐怖歷史脈絡中的台灣人，正是因為深陷在帝國主義壓迫中，有了民族情感和階級解放的深刻認識，才有了不畏犧牲、割捨親情以追求人類幸福的大我精神。遺憾的是，《幌馬車練習曲》未用該時期人們的精神樣貌來塑造鍾浩東與蔣碧玉的角色，反倒以沈重和哀傷來強化觀眾感受。在這種情況下，劇場中響起的槍聲、一幅幅受難者的遺照、基隆中學案的判決書，其實隨時可以被汏換而將《幌馬車之歌》敘述成另外任何一段時空中的淒美故事。

有鑑於此，《幌馬車練習曲》與其急於和觀眾對話，不如暫將對話對象設定為文本與角色。同時作為帶著自身思維狀態的演員以及自我認知下的角色，清楚地告訴觀眾，如何看待五○年代白色恐怖、如何看待自身與角色的意識型態落差。譬如，開場提到參與318經驗，同時飾演國民黨軍統特務谷正文的演員。他一方面以自身身份表達了對抗國家暴力的革命情懷，一方面卻飾演明確說出「我製造了白色恐怖」的國家暴力代言人。讓人好奇的是，在這麼衝突的兩個形象當中，劇團成員與觀眾會怎麼揣想這個角色。如此鮮明地對立於「正義」的谷正文，若是以318欲對抗的國民黨政權來框架，該從何種角度理解他亟欲搜查追捕的居然是共產黨呢？又或者，帶著共產黨身分的鍾浩東的確就該是被肅清的對象？但怎麼說明當下台灣的「我們」與鍾浩東竟同樣具有的、對抗國家暴力的革命情懷呢？在反覆提問中，勢必得不斷重整主觀上對角色與時代背景的認知，這個角力的過程或許能較立體地輪廓出白色恐怖與當代在本質上所存在的差異，進一步讓觀眾更為貼近鍾浩東們、蔣碧玉們的思想狀態。

白色恐怖與當中的人們，在長期以來的政治鬥爭中，被主流意識型態刻意選擇不說，進而扭曲、斷裂了歷史。然而，釐清歷史與邁往未來的道路息息相關，如何詮釋歷史的空白處便顯得彌足珍貴。歷史詮釋權的取得是政治鬥爭的環節之一，從來就不具有客觀性。既然是政治鬥爭就不能僅將方向放在對政權翻轉的期待上。現階段，當白色恐怖被置於主流論述，須留意以追討正義之名將白色恐怖作為利益鬥爭工具且順勢讓這段歷史終結的敘事方式，主動在相關議題上建立讓台灣民眾認識的可能性，才有機會為被迫噤聲的歷史拉回詮釋空間。

最後必須再次強調的是，白色恐怖所含括的絕不是只有眼淚與悲苦的沈重，重要的成分該是當年的台灣青年們為了實現社會主義理想所投身的熱情。既然還有因階級意識反省而與他們的世界觀相對接近的我們，歷史就不會有斷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