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研究生工會運動】系列一 美國大學市場化的趨勢與現況

社會運動最單純的意義，就是透過集體的方式解決個別的壓迫，每一項運動都對應著其意圖改變的社會問題。說到美國研究生運動，就不得不先回到美國研究生工會運動所面對的問題背景：「大學企業化」（university corporatization），這項脈絡也與台灣的「高教市場化」趨勢有著不少相似之處。

營利取向的大學企業化

美國研究生工會運動面對的大學企業化，具體呈現在各部門的擴張速度不均等、教學與研究內容的變化、校內的勞動彈性化、以及學費與學生貸款的增長等問題上。

首先，在資源分配與人事擴張速率上，學術部門與行政部門之間有相當嚴重的落差：在過去15年間，行政部門獲得的經費是學術部門的1.5倍；1985年到2005年間，全職教師人數成長了百分之50，大致與學生人數成長成正比，但以同一個時間區間計算，行政主管人數成長了85%，行政職員人數更成長了240%。換言之，大學的主力已經從學術研究與教學單位，轉而被擔綱行銷、經營的行政部門取代。

大學校長的高薪，以及營利性私立大學（for-profit private university）的存在，都標示了高教企業化的成熟形式，大學終於坦承自己一心向「錢」看齊。日前，公立的加州大學戴維斯校區（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和亞利桑那大學（University of Arizona）的校長Linda Katehi和Ann Weaver Hart，兩人除了公立大學的職位外，另有德福瑞教育集團（DeVry Education Group）這所營利性大學的董事會職位，引發教育界人士與學生不滿。

在公校校長原先已經高達40到60萬美元的薪資外，德福瑞董事會更提供額外的7萬美元薪資，以及10萬美元的股利；此外，加大校長Katehi還是約翰威立學術出版社（John Wiley & Sons）的董事，這也有違利益迴避原則。最後，Katehi被迫道歉並退出德福瑞董事會，並將威立的股份捐出作為加大的獎學金。然而，據統計，全美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公立大學校長同時身兼企業董事，並從企業董事的職務中獲取每年約15萬美元的額外薪資。

相較於少子化風暴迫在眼前的台灣，美國的學生人數仍持續在成長，這是台美高教危機的一個相當重要的差異。在台灣，校方往往以「學術競爭力」、「評鑑未通過或未能升等的教師不適任」、「大學退場」等理由，直接將教師解聘或不續聘，造成教學人力絕對性的減少；而在美國，雖然全體學校職員人數仍能保有相應成長，但校園中教學人力對比於行政人員的人數，仍呈現了相對性的減少。美國校園中行政人員的工作就如同銷售員一般，在大學「校總裁」（president）和其他行政主管的指揮監督下，將菁英私校的「品牌」推銷出去，私立大學就這樣成為了「名牌企業」，學位年年搶購一空。

當大學的名聲一響、招牌閃亮，財源也就跟著來。有些私立大學可能會直接跟校外企業合作、接受企業捐贈，甚至與校內的實驗室合作，要求學生直接進入企業職場，這個過程影響了學術研究進行的方向與內容。另外，在這樣的營利思想驅動下，不太好賺的系所會被逐漸淘汰，例如歷史、英文與哲學這些文史哲學科，就是第一批待宰魚肉。

盈利、創業、領導等資本主義社會中眾人追捧的才能，更是直接影響了學校的授課內容。美國補習與升學諮詢公司《普林斯頓評論》（The Princeton Review）與創業雜誌《企業家》（Entrepreneur）每年都會列出50所創業最佳大學，上榜的學校除了開設創業中心外，還會提供學生客製化的創業課程、到企業實習的機會、創業獎學金等輔助措施，這也讓大學營利的趨勢更加明顯。

培養出有捐款能力的校友，對大學而言也是一項重要的投資。根據美國國家學院（United States National Academies）的統計，從2005年到2015年間，美國大學受捐助的金額成長了1.5倍，到達5,360億美元，而且捐助榜單的前五名長期由哈佛、耶魯、德州大學系統、史丹佛、普林斯頓所壟斷，這五所學校的捐助金額更都超過了200億美元。尤其是哈佛大學一舉達到364億美元，已經超過同年《財富》雜誌（Fortune）統計的全球前五百大企業中的後兩百名企業年營收。

學術勞動彈性化的跨國浪潮

既然大學辦成了企業，校內的勞動者與勞動行為，也有如同台灣一般的「勞動彈性化」（labor flexibilization）的現象。也就是說，企業化的大學傾向聘僱人事開銷較低的非正職勞工、實習生、外籍移工，並以這些非典型勞動者取代了原先的正職員工；還增加工時與工資的彈性分配程度，以減輕其負擔的勞動成本，達成利潤最大化的目標，總之，彈性化並不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什麼新花樣，始終如一的資本邏輯就是會產生這類強化剝削的撇步。

少數的新現象，恐怕就是今日的大學終於也被資本大搖大擺地入侵，比起過去教育中遮遮掩掩現身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以貌似價值中立的方式歌頌勞資和諧、家庭美好、支持以色列；但在今日的大學中，這些說詞都再也掩飾不了與資本主義強力連結的形象。這些在美國由企業與大學合作、甚至大學自己就是企業為營利所開辦的結果，就是在台灣常見的「產學合作」、「縮減學用落差」、「增加青年競爭力」等說詞的國際實作版本。

美國各校校內膳食與清潔工作的委外經營，或台灣政治大學與成功大學的派遣清潔工，都是勞動彈性化的清楚例子；在教員部分，終身職教師（tenured faculty）與終身職候補教師（tenure-track faculty）等專任教師日漸減少，取而代之的是各式各樣的兼任教師（adjunct faculty）的增加，這是台美共通的趨勢，也正是勞動彈性化的病癥。（關於美國的終身職候補制度可參閱這篇文章）

「專任的兼任教師」

雖然過去四十年來美國正職教師人數成長了50%，但兼任教師的成長速度更快。根據研究生工會聯合會（Coalition of Graduate Employee Unions, CGSU）過去的估計，在學生人數特別顯著成長的九零年代，終身職候補教師的人數減少了一成，研究生助理的人數卻成長了四成，並有五成以上的教學時間由助理和非正職教師負責、助理更負責了九成以上的評分工作，顯示了正職人力與非正職人力之間的勞務取代關係。

在七○年代時，美國還有三分之二的教師是正職教師，到了今天已經幾乎砍半，只剩下三成。另外，約三分之一的兼任教師的生活水平低於聯邦貧窮標準（federal poverty level），不然就必須以好幾份不同的兼任教師工作來滿足生活所需的開銷花費，當前美國教師貧窮的現象也很值得憂慮。

在台灣，兼任教師人力約佔高教教師人數的三分之一，是專任教師人數的一半。這些兼任教師中的再三分之一是所謂「專任兼任教師」、「全職兼任教師」，跟美國兼任教師類似，必須奔波數所大學兼任授課，才夠撐起生活所需的花費。在勞動彈性化下的後果，這些兼任教師沒有正常的不定期契約、工資、工時、休假、勞保等保障，也不能申請研究經費，工資更與物價調漲和基本薪資漲幅脫勾20年以上。

在台灣方面，對於兼任教師的勞權問題，教育部一向採用分而治之的方式處理。在2014年雖然調漲大專校院兼任教師薪資16%（相關報導），但又放寬私校可依「學校視財務狀況」權衡是否調整，結果是直到今（2016）年七月初為止，有高達三分之二以上的私立大專校院並未調整兼任教師薪資（相關報導），大專兼任教師的團結依據公私立學校的界線，被割裂了一次。

而關於「兼任教師是否適用《勞基法》」的議題，教育部提出了「切割有無本職」作為適用《勞基法》與否的條件，但「本職有無」並非《勞基法》適用與否的判准，更有可能造成專任的兼任教師對學校而言變得「不好用」，必須負擔額外的勞動成本，動搖三分之一兼任教師的生存（相關評論），這也是法律處處為大學資方著想、刻意差別對待的表現。這些台灣的現象都與美國的狀況遙相呼應，也同時存在於兩個社會內。

學費定價的分割主義

關於學貸和學費的成長，2010年時，全美學貸總額已經超過了信用貸款的總額；到了2012年，總額更超過一兆美元，也超過了汽車貸款的總額，背負學貸的人數至今高達四千萬人以上，美國消費者金融保護局（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Bureau）表示，其中約五分之一的貸款逾期違約，還有數百萬人因經濟能力問題而難以還款，還曾被代表美國消費債務人的全國消費者破產律師協會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nsumer Bankruptcy Attorneys）主席William E. Brewer, Jr稱之為2007年房貸危機後的「下一顆未爆彈」，學貸已然成為2016年美國大選的重要議題。

除學貸外，大學學費也有顯著上升，從2003年到2009年的短短7年間，每年學習與生活開支超過四萬美元的大學間數，從過去的2間成長了百倍，已經超過了200間。此外，根據美國國家教育統計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的資料顯示，在1999年時，公立大學的就學費用約15,700美元、私立非營利大學為30,900美元、私立營利性大學則是20,200美元；過了16年後的2015年，公立大學的就學費用成長為22,750美元、私立營利性大學增長到30,410美元、私立非營利大學更成長到了45,760美元；不論任何大學，學費與生活開支的總和都已成長為16年前的1.5倍，與基本薪資和消費者物價指數的成長倍率大略一致，而不受政府的調控或限制。

另外，美國大學對於不同身份別的學生也有著學費上的收取數額差異。在公立大學方面，對本州生收取的費用與對外州生或國際生收取的費用，後者的數額可以高達前者數額的兩倍；一般的私立非營利大學在求學費用上與公立大學的外州生／國際生差不多，但長春藤聯盟等私立名校可能就會額外再多加個一萬美元才讀得起。

學術帝國的引力

冷戰期間，美國啟動了傅爾布萊特計畫 （Fulbright Program），配合二戰期間開始的國際訪問學人領袖計畫（International Visitor Leadership Program），將二戰剩餘物資變現為獎學金與學術交流基金，吸引第三世界優秀人才流入美國學術機構，培養第三世界的親美知識菁英。

當二戰剩餘物資變現餘額不足後，透過國務院、各國政府與機構的經費，這些計劃仍繼續存續，作為冷戰期間文化戰略的一部份，與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和美國新聞總署（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的文化宣傳深入第三世界社會，提供各國希望到美國留學的優秀學生諮詢與獎助，並延續至今。

透過七十年來文化冷戰所製造的高等教育引力，美國吸收了全球將近七分之一的留學生。在國際教育協會（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提出的2015年美國國際教育門戶開放報告（Open Door Report）中顯示，當年美國國內的國際學生的人數已經來到了97萬人，大約是2000年的兩倍，而且還在持續成長中。學費調漲對所有學生而言都是不利的，代表的不只是當下就學與生活費用的增長，也意味未來攤還學貸所需要的薪資與清償時間都被拉長。

高教學費的差別定價與漫天飛漲、由高學費衍伸而來的高學貸，正是台灣高等教育形成逆分配效應的原因之一：對將近八成的弱勢學生而言，卻只能進入學費是公立大學兩倍的私立大學就讀，畢業之後多數學生必須背負額外的學貸，在還未進入職場前就先被金融資本給剝削一輪，22K的微薄起薪也必須要扣除這筆學貸負擔；而在台灣私立學校比例佔所有教育階段次高的高等教育中，更有高達七成、也就是超過100間以上的大學是私立大學，這些私校與其他企業資本怪獸稱兄道弟，甚至根本就是家族財產，作為家族財團控股鏈、或是家族財團專屬的人力訓練機構而存在。

雖然台灣的學費管制較為嚴苛，但台灣外籍生的學費也如同美國外州生與國際生的學費，有著高於於本地生／本州生的價格；除了外地生的差別定價外，陸生（被特殊化的外籍生）、延畢生、研究生、進修推廣部的學費也不在管制範圍內。不論這些身份範疇學費鬆綁的理由為何，是「本國公民有繳稅」、「使用者付費」、「碩博士生一代不如一代」，或「無法準時畢業的責任應由個人承擔」，就過往英國調整學費的經驗來說（相關評論），「學費差別定價」的策略，事實上就是為「學費全面漲價」做準備。

學術前途茫茫的學生勞動者

在校園中，身份上特別混淆的受雇者，莫非是「學生勞動者」了。所謂的學生勞動者，也就是在就學期間，同時為學校或老師提供勞務的研究生或大學生，包含了提供一般勞務的工讀生、提供教學勞務的教學助理、提供研究勞務的研究助理，或上述幾種勞務的混合。不論是在美國或是台灣，這些學生勞動者們都得面對兩地嚴峻的學術現實與經濟現實。

美國的研究型大學中，博士生的養成與未來的工作銜接性較高，多數博士生有著相當強烈的動機，繼續待在學術圈從事教學與研究工作，網路上可以找到各式各樣的博士生職涯發展指南，甚至有些博士生有難以克服、不得不從事的「從事教職的渴求與焦慮」。

不同於美國，台灣安穩的教職工作更難以尋覓。根據台灣教育部統計，博士班教育人數佔研究所教育人數並不多（只有約三萬人，佔整體研究所人數的一成五），產業界與學術界「號稱」人力市場也已逼近飽和狀態，教育政策面還持續收緊正式教職的職位數目，加上與來自國外畢業的歸台博士的競爭，多重因素造成台灣博士畢業即失業，或是被短期學術勞動職務給吸收，銜接到台灣非正職教師的惡劣處境，並非維持生活所需的長久之計。可想像的是，作為現有學制的最高教育階段，台灣流浪博士們的焦慮與渴望絕不會少於美國的學術同僚們。

根據2013年《壹週刊》公布的「2013職場大調查」，當年七月底人力銀行、大專院校及學術機構需求博士學歷以上的缺額僅有342名，對應當年投入就業市場的6832名博士生，「失業率」高達九成五。上述這份統計並未考慮到博士生「高成低就」的就業方式，固然有高估失業率的嫌疑，但博士生找到合適的就業機會絕非空談，迫使教育部於105學年縮減博士生員額15%，減少近千人。

在變質的學術勞動中 團結的意義

事實上，台美兩地的學生在出社會之前，也早就在「練習」如何被剝削，「練習」著如何習慣艱困的學術環境。就學習的面向來說，因為教學職務向著彈性教師與研究生教學助理的轉移，也連帶影響到學生受教育的品質；而就勞動的面向來說，台灣與美國都有各自的難處。

製表：張宗坤

對美國的學生勞動者而言，合理的薪資待遇與教學份量、幼兒保險基金、關於眼科與牙醫的健康保險都是爭取的範圍，這對應著美國數十年來勞動彈性化造成的勞務轉移、以及在美國社會保險方面的匱乏。有些由學生勞動者組成的研究生工會，甚至會吸收大學工讀生和純獎學金獎助生，並關注獎學金和最低工資議題。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多半是研究生工會運動的成果，雖然也還有懸而未決的問題（例如私立學校的研究生工會），但在部分意義上來說，美國研究生助理們已經在享受工會抗爭的成果。

在台灣，兼任助理運動終於在2008年和2014年獲得部分成果，公立和私立學校的兼任助理納入《勞基法》，但受到教育部的強力干涉與行政指導、勞動部的軟弱無能影響，迄今仍只有半數獲得勞動法令與勞保、勞退的保障（相關評論）。教育部正打算繼續操弄分割策略，將兼任助理是否應適用《勞基法》的問題分成教學助理、研究助理與工讀生三部分討論。切割成不等的數塊差別待遇，讓整體學生勞動者的處境繼續風雨飄搖。

在美國，教職人力總額中將近七分之一就是研究生助理；而根據台灣教育部提供的資料，將學生勞動者人數加算進現有的教師員額中，台灣教職人員總額中將近四分之三的人力是學生勞動者，人數是美國的2.26倍，台灣學生勞動者形同是高教產業的底層人力，承擔了整體高等教育中最大一部分的勞務。

而且，兼任教師的處境應該與兼任助理的處境連在一起看，並與青年勞動者的處境並置思考；台美均有高達50%以上的彈性教師，意味著兩地的青年學者至少有一半的人會被篩選掉，無法獲得公共的教育資源挹注，繼續發展其研究興趣，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公共知識的耗費，以及對下一世代的教育資源流失。

對於大學企業化下的各種現象，美國研究生們在將近五十年的鬥爭經驗中，給出了「組織起來」的答案，在一次次與資本家的政治角力中，被證實是有用的；台灣的學生們或也能夠從中吸取經驗，而這將是學生們與高教產業內所有的勞動者們，跨越各種迷障與艱難，一同克服高教市場化的第一步。

• 1.各項數據之單位均已統一為新台幣。參考資料：教育部（2016）、教育部統計處（2010-2014）、美國國家教育統計中心（2010-2016）、美國勞動統計局（2015）、美國大學教授協會（2016）、台灣高等教育工會（2016）。
• 2.台灣兼任助理占教職人員比例，係將兼任助理、兼任教師與專任教師之總人數作為分母，兼任助理人數作為分子相除所得。目前，教育部僅提供「由學校自行統計、教育部自行加總」的兼任助理總人數，此數據之真實性亦有待考據，此處僅作為參考資訊呈現。
• 3.台灣彈性教師占教職人員比例，係將兼任教師與專任教師之總人數作為分母，兼任教師人數作為分子相除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