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煦陽光穿過潔白窗簾灑落在同樣潔白的餐桌上，少女妮亞用憐愛的口吻描述自己的每一個家人，忽然，血紅色的玫瑰花重重摔落在桌上，「我們的快樂裡有一點悲傷」少女如是說，「因為這個家並不完整，我們少了一個人。」
妮亞的大哥戴維是派遣勞工，第一天上工的一個半小時便因職災身故。《非典型死亡事件簿》描述美國派遣勞工的就業環境危機重重，派遣勞工往往在未經完整訓練的狀況下就必須上工，戴維在被要求清理兩千磅壓力的壓瓶機之前，只看了15分鐘的工作說明影片，而原本說好的工作內容是「檢查裝瓶標籤是否正確」。
臨陣磨槍不亮也光——光亮的是美國的失業率看似下降、派遣公司從中飽賺、要派公司省去了人事的繁瑣庶務與支出，槍枝走火的風險則由勞工個人承擔。根據調查，派遣工因工傷截肢的機率比起一般勞工高出三倍，而2008年時美國每六工人就有一人是派遣。「這不是一個派遣工死亡的案例，而是『派遣』就是死因」，《非典型死亡事件簿》這樣定性，一方面社會保險費用由派遣公司支付，導致要派公司根本不在意工傷問題；二方面派遣的人力源源不絕，罰金對派遣公司毫無威脅。
派遣僅是非典型雇傭中的一種。在日本，兼職工作、臨時工、派遣等非終生全職工作者，被統稱為「飛特族」（近來也有人稱之為「斜槓青年」）。飛特族既是「低薪零工、無法養家成家的魯蛇」，也是「不願被終生雇傭制束縛的年輕人」，《東京自由打工族》有著彷彿日劇的典型場景，嚴肅的父親面對飛特兒子無奈表示：「放任主義導致年輕人隨心所欲而變得軟弱......如果他們能夠振作，日本社會會比較光明。」
飛特族現象的成因眾說紛紜，在個人主義的解釋中，年輕人不受管束、渴望自由生活，但同時日本的就業市場中有34%是短期臨時工作，往往由低學歷、缺乏「競爭力」的年輕人被擠壓至此。或許回頭看看「飛特族」一詞如何被發明，會較清楚是誰從中獲利——八○年代人力仲介首先使用「飛特族」描繪自由反叛的年輕人，並打造其正面時髦形象，然而九○年代日本經濟緊縮，「飛特族」不是失業，就是墜入低薪地獄。
有些飛特族說，這是「對抗那個控制我們的社會」的生活方式，沒礙到誰，拒絕被社會評價；有些飛特族說，感覺自己就像隨時可以被丟棄的勞工，只是要正常的工作、生活。《非典型死亡事件簿》和《東京自由打工族》擱置了當代勞動彈性化的結構成因與制度基礎，迴避了對資本主義的尖銳詰問，而用貼近勞動者的焦慮與困惑的視角如此提問：或許我們無法定性飛特族喜不喜歡、是否自願走入、想不想脫離這樣低薪與不穩定的勞動處境，而是倘若我們接受「部分工時工作」是生活樣態的一種，那便應當與「全職工作」享有同樣的勞動保障，因此勞工保險、社會福利、分配機制就變成了主要的戰場。
另外，兩部片都強調家庭是重要的勞動力再生產單位，是在國家與企業之外，勞工的第三層保護傘，然而派遣職災與飛特族的社交失能都可能導致家庭破碎失和，甚至難以延續，造成生育率降低。在這樣的描述中，家庭被再現為非典勞動下的受害單位，而不再是與非典勞動同樣作為資本主義生產與再生產循環中的助力角色。
在《東京自由打工族》尾聲，飛特族的工作與生活模式迫使世界去尋找「新的平衡點和財富分配的方式」，建議世界將生產方式的變化，用分配的方式解決。而《非典型死亡事件簿》結尾則介紹了一家小規模、口碑良好的派遣公司，該創辦人自己曾在派遣工作中受害，因此成立公司為其他派遣勞工尋找適合的工作，他自問：「這是理想的狀況嗎？可能是，可能不是，但如果這是大經濟環境下可能的現實......。」創辦人的行動已經答覆了自己的提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