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觀看《工廠男孩》前，我原先難免是帶著一種心理預期的，一種在觀看任何有關中國大陸農民工的記述時所經常會看到的「那樣子的東西」之預期。很高興，年輕導演方亮在這部作品中沒有陷入窠臼。
這些年下來，關於中國大陸農民工的討論，無論是依附於報導、文學、創作、甚至學術研究，常難以避免地走向一種類似的、既定的套路。首先在現象方面是無所不用其極地描繪境況之惡；再者則幾乎毫無例外地，透過這境況之惡，明指或是暗示出一套固定解方。更多時候，兩者間的關係可以倒反過來，讓解方決定了病因。例如，當解方是「中國民主化」時，為了推銷這解方，那麼發生在中國大陸的萬事萬物，就必然皆源於共產黨「一黨專政」之惡了。
人們過得不好、不夠好，許是真切的。故事中的幾個九〇後打工仔，到了廣東，帶著希望也感到失望，薪資不如預期般高，機會不如想像裡多，日子沒有夢想中的好過。有人咬著牙繼續掙扎，也有人收拾行囊返鄉。影片中，一名打工仔幾度降低自己的求職條件，從領班到技術員，從大廠到小廠，最後卻仍尋不著工作，只得「回家鄉發展」。
是呀，「回家鄉發展」，這也是中國城鄉二元結構特殊條件下的產物。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全球金融海嘯，長期接單生產的中國東南沿海也受到波動；此外，不少外資企業在中國漸提高基本工資並增加稅收後出走，也導致大量原來的打工仔「返鄉」。在台灣過去的經驗中，我們見識過許多關廠案件，無論是惡性關廠的、老闆威脅出走的，或者資方在經濟環境欠佳下經營不善的，關廠是那樣地活生生、血淋淋，影響著工人的生計，可從來沒聽說過工人在關廠後，還可以「回家鄉發展」的。
2009年，中國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賀雪峰組織團隊到貴州、湖南等地，紀錄「返鄉潮」中返鄉農民工的生活樣態，也調查全球金融危機對返鄉工人的實際影響。賀雪峰認為，中國特殊的城鄉二元結構與土地制度，使中國具備與西方國家不一樣的應變機制。隨著取消農業稅與改善農村基礎建設，農村土地「按戶所有、按人均分」，承接了這些返鄉人口，讓回到農村的打工仔們，擁有起碼溫飽的生活底線。
希望與失望總是一體兩面，相依相生。開始若沒有希望，也無所謂後來的失望。單單只著重於社會讓人們感受到的希望，恐怕是過度美化；但若只看到打工仔們在希望之餘接踵而來的失望，則又未免陷入過度悲觀。在台灣討論「中國問題」，焦點往往就集中在這兩側極端，不是美化，便是「恨其不能更糟」的醜化，兩者皆是政治宣傳，對於討論實事起不了幫助。
片中「鄧小平」這人名的出現時機讓人印象深刻，先是最開頭時便提示了廣東經濟發展並吸引大批農村青年離家的時代背景，1978年改革開放，鄧小平在東南沿海設立五個經濟特區；第二次則落到影片接近末尾，在情人節當天的友伴聚餐中，幾個打工仔們聚在一起，席間有人說到「小平同志」：「自從他劃了一個圈之後就成了深圳」、「小平同志南巡，荒島就成長了」、「媽的沒有他中國經濟能有今天嗎？」
我們或許不能單單仰賴這幾句話簡單推斷幾位九〇後農民工所抱持的政治意識，但這至少部分呈現了在他們的世界觀當中，如何看待新中國建設乃至於發展至今的「成就」。儘管這些「成就」也有不少可疑之處，有些令人失望，甚至未來危機重重，但好比農民工們找尋希望的渴切那樣前仆後繼，中國至今也還在找尋如何持續發展的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