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勞動議題回顧：職災與工時鬥爭篇

職災身體的個人史 映照出病痛公共性

台灣的勞動法令帶有高度「國家統合主義」的色彩。簡單來說，國家始終都會「公親變事主」，參與在勞資談判的過程中，並握有高度的限制與命令權限。雖然勞動法基本上偏袒勞工，但國家在勞資關係中卻仍扮演著矛盾且衝突的角色：為了社會安定與經濟發展，必然與雇主站在同一側，抑制勞工鬥爭的能力；但僱傭勞動的本質其實是「雇主對勞工的依賴」，沒有勞工的勞動生產，雇主就什麼都不是，從而國家也必須約束雇主過分的打壓，肯認勞動法法理所謂「勞動保護」的意涵。

國家第二個角色（勞動保護）的出現，實際上是掩飾作為本質的第一個角色（打壓工人）的存在。「嚴打工會與工人」的具體展現，就是針對一例一休議題的頑強態度，並對抗爭勝利的國道收費員、華航空服員，以及仍在抗爭中的台鐵勞工開刀。

雖然勞動保護只是資產階級國家的次要功能，甚至也部份同意與維持了作為「終局」狀態的資本主義，但針對勞動條件的鬥爭，仍有著緩解工人壓力與勞動強度，熟悉集體行動的重大意義。從這個視角來看，新海瓦斯工會從勞工分紅總額縮減，到後續工會幹部袁照雯遭到調職並解僱，遭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以雙重標準部分裁決，並據此發起「改革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制度」的抗爭，正是透過工人的力量持續調整國家在勞資關係中的角色，迫使其向勞方低頭。

勞動者身體力行提供勞動。身體一方面是付出勞動的唯一工具，有著一定的韌性；但另一方面也無比柔弱，屢屢受到工作環境中的污染、危險與超時勞動的威脅；科技進步不但不能完全根除工作風險，反而可能強化勞動強度，催生新種的職業災害，日本企業文化催生的「過勞死」現象就是其中的極致。在九零年代經濟起飛的同時，台灣發生了數起重大的工傷意外：塵肺症、RCA與北捷潛水夫症，雖然已經過了數十年的時間，但資方仍未完全補償工人們減損的勞動力。工人還在，抗爭仍在持續。

年初時，纏鬥15年的RCA自救會才獲得初步勝利，贏回5.6億元的賠償，但RCA、奇異和湯姆笙公司卻選擇繼續上訴；而在20年前，北捷施工期間罹患潛水夫症的工人，去年也與北市捷運局重啟職災補償調解，同時也向勞動部要求建立「工人健康資料庫」，並提出公共建設「勞安優先」的原則。

RCA工人開啟了法院與科學決策過程的重重黑箱，讓工人與大眾的聲音得以參與其中；而潛水夫症工人的抗爭則讓工人的生命經歷與職業災害擴張為公共議題。工傷運動抽出個人病痛敘事中的社會性，並要求建設厚實的歷史檔案庫，在時空洪流中留下抵抗的紀錄。

因勞動而留下病痛的工人身體，映照出職業疾病的公共性：在公共工程與經濟發展的「遠大前景」中，沒有任何一個人應該要為「國家大義」犧牲，職業病也遠非一個人、一個家庭或一群人的苦難，而是社會必須共鳴與共感的重要議題。

這是一場「現在與未來」的休息時間戰爭

除了身體上可見的職業傷害以外，2016年強度最高的鬥爭——「拒砍七天假」，其中一項目的就是為了避免工作日持續延長造成的職業災害。僱傭勞動的普遍存在，讓勞動劃入非人性化又不自主的工作時間，不論是藍領或白領、是體力勞動或勞心勞動，勞動都不再是為了自己創造價值、體現創造能力與精神，而被以一定的工時比例所剝削。

工時鬥爭的重大意義，就在於如何減低被僱主剝削的「剩餘勞動時間」的總量與比例，也就是奪回勞動階級的尊嚴與價值。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將大多數人投入「勞動市場」，將人本身與人的勞動以「商品」的方式相互交換。當這樣的社會面對利潤率的週期性下滑時，在國內將逐步改惡總體勞動條件、延長勞動剝削的比例與程度，在國際則以「國際化」的藉口剝削第三世界國家的人力與物力，以保持原有的利潤。

所謂的「勞動條件」，實際上也不只是當下付出的勞務強度與獲得的工資，更包含了老年無法繼續勞動時的退休年金。年金改革從2014年延燒至今，但社會輿論的思考角度卻與當前政府的思維一拍即合，均從財務危機的問題下手，考慮到量入為出與世代公平的「衡平原則」，自然就會選擇刪除既有職業別中，所得替代率較為可觀的軍公教年金。

不論到底是軍公教長期「為國服務」後的生活擔保，或是政府制度設計上的失誤，政府透過年金改革相關的大小會議，激起軍公教的反彈，製造「得了便宜還賣乖」的觀感，打算削減軍公教人員的年金給付。與此同時，政府也打算同步讓勞工「多繳少領延後退」，以及「延長平均投保薪資採計期間」，也就是多繳保費、少領給付，以及延後退休。

「多繳保費」可以從費率和分攤比下手，雖然分攤比已經被工會嚴正拒絕，但費率的調整也將使勞工分攤的保費份額增加，形同減少當期支領的工資；「少領給付」可能會從設定所得替代率天花板下手，但什麼才是「合理」的所得替代率，絕非只是對所替率「過高」的人設定天花板就能找到答案；而在實質工資數十年來凍漲的情形下，「延長平均投保薪資採計期間」也會有所替率下降的效果；最後，「延後退休」完全就是拉長勞動者在勞動市場裡被剝削的時間。這三項所謂的「財務永續」措施，實際上都是在延長當前的「工作時間」，加重繳納保費期間的工作份量與強度。

顯然，不論工時鬥爭或年金改革，勞動階級面對的都是同一個戰場：橫跨世代、廠場、職種，為了爭取現在的餘裕、未來的幸福的鬥爭。

代結語

在這個回顧系列中，我們細數了過去這一年的工運在「從屬性認定」、「公部門非典勞動」、「工會與爭議行為」、「職業災害」、「工時鬥爭」與「年金改革」等範疇的努力，但在此之外，還有著不少亟需討論的問題，有待運動者透過實踐與論述回答。

第一，是攸關「政治主體化」的問題。勞動議題發展到一定的高度，例如工時鬥爭與年金改革，必然會從純粹的經濟面向跨足政治範疇，形成具體的政治效應，同時又回過頭來影響到具體的勞資角力，注意到這層關係，就是勞動議題的政治化；而在個人層次，隨著勞動意識高漲，關心勞動議題的鄉民大眾，或是受到具體壓迫的勞動者也越來越多。但是，從關心議題的旁觀者或勞動者，轉化成實際投身運動的工運運動者，則是另一種個人（主體）的政治化。面對來勢洶洶的民進黨政府，我們對「政治」有什麼樣的想像？對於「工運的政治化」又做了什麼個人的與集體的準備？

第二，關於工人運動如何面對「歷史」。工運的議題絕非和歷史無關，歷史經驗讓我們避開可能的誤區。也因此我們曾質疑，七天假背後的歷史戰場又該如何開打？兩岸社會主義實踐的經驗仍在，該如何讓這些寶貴的知識成為下一步實踐的指導材料？而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此刻，工運的鬥爭也無法總是侷限於國界之內，例如近兩年來台抗爭的韓國Hydis工人，台灣工運充分展現了聲援力挺的精神，兩岸與東亞人民一同反抗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契機又在哪裡？

第三，關於具體的人力與資源如何取得。繼2001年工時調降以來，第二次工時鬥爭的大敗，工運的歷史上會記下這一年，而這還只是民進黨上台後的第一把大刀，另一把「年金改革」的大刀也來勢洶洶地殺向勞工。初步看來，2016是「青年勞動者」與「公共運輸產業」大豐收的一年，團結的人數與規模均有增加。不過，當勞權意識抬頭，大量的青年投入工運，運動有什麼樣的方法和位置，能夠提供他們奮鬥下去的資源與勇氣？

總而言之，從去年各種不俗的表現來說，工會顯然是戰鬥的基礎，也是上升到全面鬥爭的準備位置之一。透過工會，大家分享彼此的勞動與生活經驗，發覺共同的困境與難處，提出各種積極的想法與建議，並從個人式的私下洩憤與英雄主義，走向團結的解決之道。新年到了，但工運的時間感不以「年」為單位計算，抗爭的對象也從來不是「新」的國家，每一份抗爭的努力與成果都不能被輕易放下，縱使緩慢而微弱，在組織與抗爭中，仍舊閃爍著改變世界的寶貴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