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以來，從作家萬金油的一篇書評開始，林立青《做工的人》再度引發文學及評論圈的議論，延伸出了「文類邊界」、「非虛構寫作與報導的倫理」、「文字的用處」等諸多議題。
自二月底我讀完《做工的人》後，陸續也看到一些對這本書的評價。基於這些印象材料和閱讀經驗，進而覺得回應本書的作者，指明在各界回應與反響中缺漏的部分，以及這本書的重要價值，對工人階級的團結而言至關重要。這也就是我的第一篇評論〈從看見底層到團結反抗：評《做工的人》〉的由來。
眼見各方再度擲出不同見解，相當樂意再以有限精力和篇幅，討論並嘗試回應幾篇評論（萬金油〈《做工的人》要把讀者的感動帶向何方？〉、胡慕情〈叩問邊界〉、黃湯姆〈報導如何被看待〉、房慧真〈做工的人，從「原罪」中鬆綁〉等數篇）中觸及的重要議題；這些發散出來的回應與反思，最終將連接上關於「立場與位置」與「文字之用」的叩問。在我看來，這兩大叩問才是最關鍵的議題。
在我的第一篇書評中，指出了《做工的人》的「內在缺陷」：文字作為底層生命的再現，卻輕忽了勞動人民的素樸反抗，進而轉入無奈、憐憫的情緒。林立青明明已經將問題歸責於社會結構（不論他有沒有意識到），同時也描繪了工人們的反抗，但因為缺乏對群眾自發性動力的反思與省視，在數篇文章的末尾，往往又歸結成一句「團結抵抗慣老闆是沒有用的」。這種一錘定音式的斷言，就算「作者已死」後再死個上百次（無意冒犯），又或者宣稱讀者再怎麼有「能動性」，再怎麼樣「不是個笨蛋」，能夠怎麼「反抗」或「逃逸」，恐怕都無法在這句強大的魔咒之下，擬定挑戰穩定結構的可行策略。
出於對讀者迴響的觀察，對於這種「不能動」、「無力反抗」的風險，我提出了三項閱讀視角上的翻新：首先，我們應該正視文本中既存的反抗動能，肯定「團結」的重要性；再者，《做工的人》打破了營造業工人的靜默無語，應該被當成對既有工運的補充與參考，提醒我們在組織工作上的未盡之業；最後，營造業工人只是台灣勞工的一部分，去年抗爭連連的記者、空服員和學生勞動者等服務業工人，也是台灣勞工的一部分，兩者同屬同一階級經驗的不同部分。
這篇寫於三月初的文章，並無激起工運圈或文學掛太大的討論。當時，林立青給了我這篇書評這樣的回應：「他的批評我倒是很認同：由於每個作者的眼界有限，我確實無法跳脫和基層工人相處所帶來的印象。我也必須承認，這本書裡面的篇章少了一些具有強大天賦或是能力足以在現有社會下過得很好的工人描述。」
林立青的回應觸及了重要的文字生產過程的問題，因為文本的生產以及生產文本的條件（包含閒暇、覓食、交通工具、居住空間、書寫器材等）畢竟聯繫於一個人的物質基礎，以及此基礎所衍生出的生命經驗。然而，我並不是覺得他的書寫不夠「小確幸」，也不覺得他有義務去勾勒那些超出個人生活經驗以外的現象，真正的提問還是：如何將這種工人書寫與工人運動、勞動研究連結在一起，對社會改革的行動起到更積極的作用。不過，強化社運與書寫之間連結的重擔，不該只由書寫者一手包辦，也必須靠讀者不斷重寫與協商文本的意涵，以及站在工人階級立場的評論者爭奪闡釋權的實踐。
文本越界的疑難
直到四月，萬金油的書評才撐出（文學上）討論《做工的人》的空間。在這篇書評中，萬金油提出數本「再現底層生活」的文本，反思觀看位置的問題。他認為，林立青的書寫之所以成功，仰仗的是工人的「血統性」，這樣的位置是高度「政治正確」而「權威」的，但也讓文字的情感只停留在感動，而沒有下一步的「啟發」；另一個問題則是，作者在工人與非工人的位置間徘徊，造成文本「只是讓讀者在別人的苦難裡得到勵志」。
胡慕情則在〈叩問邊界〉一文中，扣連文類界線與文化行銷的問題，提出對「文本跨界」時的質疑。她指出，《做工的人》刻意將內文在多個不同的評論、新聞、週刊等平台上發表，以散文、民族誌、報導（文學）等多重的面貌現身；但其文本本身卻沒有在穿越邊界的同時，把握並敬重不同文類的內在邊界與要求。而行銷端刻意以「對工人苦難的凝視」當成賣點（這也涉及前述萬金油對於位置的思考），造成了「全稱代言」與「代人發言」的差距；文本的讀者和評論者，往往又以作者的素樸，逃避對文類邊界游移的「戳刺」，出版社也透過此點進行市場操作。這篇書評最大的貢獻在於，討論到非虛構寫作的「自我探究」和「錨定」可信度與主體間關係的重要性，也思考了文本所呼喚的資源最終為誰所用的問題。
黃湯姆接棒胡慕情對於「文類邊界」和「非虛構寫作」的討論，標題即點題：「報導如何被對待」？除了以自身過去的工地現場勞動經驗進行對照與查核外，黃湯姆也論及當代散文體系的「僵化八股」，以及《做工的人》在此間發揮的「鬆動」效果。
曾為《做工的人》原書作序的房慧真，面對上述數篇書評的批判，積極為作者辯護，並強調「『我們』和林立青，其實並不共享同一種『感覺結構』」，對於林立青的行動或論述的詮釋，不應該將（習於清算自身階級性質的）「我們」的「自我審查」標準加諸於他身上，也因此胡慕情批判作者「由行銷帶來的回饋的耽溺」，可能是無視於這種感覺結構的落差。對於萬金油批判的「感動的無以為繼」，房慧真則強調讀者的「感動」並不廉價也不低下，而是在文本本身的優點與讀者主動詮釋下所交互產生。
總結起來，我認為這幾篇書評的對話焦點，在於「文類區別」與「書寫倫理」，兩者環環相扣。尤其是散文和非虛構寫作之間的界線，該如何更嚴密地構築文類越界時的倫理性應然要求，進而化解「代言」、「凝視」和「再現」的問題，以確保書寫者與被書寫者的相互主體性，並避免讓文本的「非虛構性」成為出版時的行銷利器，確保非虛構寫作的價值。
同一的「工人階級」存在嗎？
透過區辨文類、並劃出各別文類應當遵從的基礎規則，或許能夠部分解決《做工的人》出版與傳播時所遭遇的疑難。例如，我的書評中提到《商業周刊》以獵奇標題打書的模式，就處在這種批評的暴風半徑之中。然而，我們呈現真實的目的，除了「進一步的啟發」（萬金油語）、「向前一步的可能」（胡慕情語）、「引起共感」（房慧真語）之外，還會是什麼呢？真實的呈現，能夠讓真實「主動」為自己辯護、並對抗虛偽嗎？文本增加了個人知識、觸發了特定情感，是否就是文本任務的極限了？很多文章總說，「如實顯現苦難就已經足夠」，但足夠在哪裡？怎麼在當下的社會條件中判斷顯現的足夠？也有文章說，「呈現苦難只是第一步，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難道我們從來都沒在這條連結文學與運動的大路上，有什麼具體的前進嗎？漫漫長路，我們現在還是非得原地踏步嗎？
此外，我以為更重大的問題，其實隱藏在觸發這一整串來回對話的起點。胡慕情引述了學者李尚仁對萬金油評論的討論，在此，李就自己的經驗與林立青的書寫對照，提出了一個關鍵問題：「『工人』這個範疇指的是什麼？可以指稱所有『做工的人』嗎？有一個『工人階級』嗎？」
對胡慕情、黃湯姆而言，非虛構寫作不同於虛構寫作，有著相當特定而寶貴的價值。但是今日「階級的再現」被商品化，成為一種可賣的符號，以及報導和散文兩種文類之間的混淆，進而導致當代非虛構寫作的失落。這種捍衛「非虛構寫作」的回應方式，或許能夠強化報導的價值或社會功能，但是除了對非虛構寫作予以「代人發言」的任務外，我們如何透過再度詮釋書寫，以期待「不只顯示自身，更起身改造自身處境」的工人階級與工人運動的誕生呢？
粗淺回顧，馬克思與恩格斯對無產階級的經典定義，乃是基於「生產資料」（means of production）之有無。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馬克思的理論受到亞拉非第三世界革命經驗和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洗禮，歷經冷戰期間社會主義的被清洗與被否定後，又受到西方新左翼、後殖民主義、後現代主義、女性主義與酷兒理論等各式各樣學術上的挑戰，傳統強調物質基礎和階級基礎論的左翼，進而加入種族、殖民、性別、身體、年齡等權力關係軸線，進一步完善我們對主體在社會生活中所受到的張力與拉扯的理解，更加接近人在資本主義社會下的完整生活圖像。
在此時，與其斷言馬克思主義已經失去價值，或是質疑「階級」的實在性，不如看到：我們既是生活在複雜的權力關係之下，也是生活在一個資本主義持續擴張的社會中，不論是現代主體或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都展開了持續性的自我規訓與自我再生產。在這樣的環境之下，一個足以拉高視野，並超出個人／此刻／當下的分析架構，無疑是必要的。階級分析並未失效，只是在「理論」與「實踐」之間，更需要接受「現實」的效度檢驗。
然而，分析社會性質與社會階級的工作，對馬克思的實踐哲學（praxis philosophy）而言，不是停留在單純的深化認識與反思，因為分析工具的有效性，仰賴的是社會實踐的檢驗；而社會實踐與改變世界，才是實踐哲學的重要核心，也是分析工作的根本目的。透過重讀林立青的作品，理出並肯定其中工人抵抗的動能，也才能設想以團結的方式，抵抗資本主義對世界的商品化、消費化與市場化的可能性。
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看待李尚仁對於「是否有『一個』工人階級」的討論，他嘗試引進有著長久工人運動的英國經驗與特定立場分析，並以軍隊關係和工地關係進行比對。在我看來，這種類比或許易懂，但恐怕隱含了對於不同社會脈絡的粗糙移植，以及對「階級」概念的誤解：雖然階級是種權力關係，但不是所有權力關係都是階級化的，例如士兵與軍官之間的人情義理與高低落差，或許有涉於階級、與階級存在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但卻不能直接說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定義下的）階級，類比成工人與工頭間的關係恐怕也有造成混淆的風險。
若是簡單地認為監工就不是工人階級，那似乎也不是準確地把握鑑別階級關係的核心。或者應該說：縱使經驗、權力、職種或技藝存在差別，也的確不可相互化約，但認為穿梭在各種職種間的「監工」就不可能與「工人」同樣置入同一個階級，可能是隱性地取消了工人階級的形成。
我嘗試以目前台灣工會運動中的幾個例子，解釋為何不同職種的工人之間仍然可以是「一個」工人階級。例如，作為高教改革運動一環的學生兼任助理運動，難免讓老師們覺得學生是在威脅自己的老師權力位置；然而，當前教師們也同樣面對著高教崩壞的風險，尤其是年輕的博士畢業生，被逼迫進行無價值或高消耗的學術產出，或是以低廉的薪資進行長時間的彈性教學勞動。學生勞動者雖然與教師存在雙重的權力不對等，但我們能說，同樣面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之下的「高教市場化」現象的青年老師們，難道就與這些學生勞動者處在不同的階級嗎？
我們再試著思考剛剛落幕的復興航空關廠案。透過復興航空企業工會的號召，包含地勤、物流、空服、機師，跨越在職時的職種差別和薪資差異，所有人團結一心，就為了爭取一筆合情合理的退休金。雖然結果未盡如人意，但難道復興航空的全體勞工，就只因為他們所付出的勞務不同、或許存在部分與局部的權力不對等關係，他們就不是也不能是同一個階級了嗎？
必須承認的是，這種關於團結與聯合對象的選擇，雖然有一些固定的原則（例如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或是取得資本家施捨、從事非生產性勞動的中產主管，顯然就在承擔這樣職務的狀況下，不與工人階級是同一個階級），但也不能夠立基在空泛的社會位置上討論。
回到第一個例子，師生雖然可能可以透過共同的對立面，建立階級連結，但我們也清楚這裡的「師」與「生」，都還不能說是全稱性的指涉範疇。我們知道真的有老師隨意使喚學生，也知道學生勞動者可能同意了「只有學習而無勞動關係」，但本來在階級團結的長路上，就不會是一帆風順的平坦路途，我們永遠得克服新的矛盾，走向下一個團結。也因此面對這種師生之間的不理解，或甚至兩者（不論師與生何者是既得利益者，何者是壓迫者）分別為結構提出掩護時，我們不能否定這樣現象的存在，以為眼不見為淨，就可以因此放棄學校的組織工作，而應該將這樣的矛盾視為必須克服的目標。道阻且長，就算要耗費無窮的時間，也得要做下去。
這也是我對於李尚仁關鍵提問的回應：所謂的「工人階級」，雖然馬克思與後續的理論學者、組織工作者提供了部分定義，但還是必須在具體的社會權力脈絡中被指認，這種指認本身也是「克服矛盾，走向團結」的永續過程。也因此，「工人階級是否不唯一」的答案是肯定的，但同時也是否定的，這由（地方到世界）各個層次的工人階級的整體力量強弱所決定。與此同時，我們必須意識到分析工作的政治性與具體意圖：之所以要指出誰是工人、誰不是工人，始終都是為了具體的運動，為了促成更大而有效的團結服務。而這也正是工人文學或與工人有關的文字生產最重要的用途。
「是否有一個工人階級」的問題，對工會運動與工人團結的目標來說，固然是一個需解答的難題，但在這個提問的背後，難免使人升起一股隱然的困惑：提出這個問題的知識份子，與這些工人在同一個階級嗎？
對馬克思而言，所謂的「勞動」，就是人的精神與思想經過「外部化」後所呈現的具體成果。如果《做工的人》是林立青的勞動成果；那麼，包含我在內的幾篇書評，也都是每個作者各自的勞動成果。在這裡，我把「書評」刻意說成「勞動成果」，目的是提出對於文化生產過程的另一種思考：原先，書評書寫者透過「文字工作者」、「作家」、「評論者」、「記者」等身份，試圖與林立青（及其所代言的營造業工人）拉開評論的客觀距離，讓書評落入屬於菁英文化的文學評論圈子裡（也符合這個場域內部的邏輯與習癖）；但若我們把書評也同樣看成勞動果實，那也就等於是把具有「專業」「倫理」的知識份子所致力的知識勞動、勞心勞動，進一步與「工人階級」的其他勞動拉平、結合，重新再還原成勞動的一類。
作為勞動成果的書評，正如同社會上生產的其他產品一樣，也是耗費一定的生產時間，將思緒凝練為有形文字的產出。上述幾篇書評，積極地想要釐清非虛構寫作與散文、工人與非工人之間的差距；但是，生產書評的評論者，又如何把自己安放在這種差距的釐清工作的二分法位置之中？工人與非工人的評論者間的距離，是否正是林立青與房慧真所稱的「我們」之間的距離？更直白地問，文字工作者所自我知覺到的階級身份又是什麼，與其他工人會是同一個階級嗎？
工人文藝：為誰服務與如何服務？
不論是對「工人範疇」的提問，或是對於評論與評論主體的反身性思考，這背後暗藏著兩個巨大的提問：「立場與位置」（我們站在什麼立場而寫？）、「文字之用」（文學與評論有什麼實際用處？）。這些問題，涉及到文學與現實的連結，不只是再現或代言的問題而已，更是指涉文學如何介入並改造現實的可能性。
中國抗戰期間的文藝工作經驗，不但回答了這兩個問題，也有助於我們理解文學更積極的用處。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文裡指出，在中國人民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過程中，有著文武兩條戰線，也就是「文化戰線」與「軍事戰線」，兩條戰線並進發展，同樣在革命運動中發揮各自的重要功能。為了繼續推進革命運動，這兩條戰線必須「完全結合起來」，而在結合過程中，又必須解決一連串的問題：文藝為了誰而寫？文藝該談什麼樣的內容？該普及文藝或提高文藝水準？文藝工作者有沒有必要、該如何認識其所描寫的工農大眾？
毛澤東的觀點可以用兩句話來總結：文藝應該為了人民大眾而服務，文藝工作者應同時致力於文藝的普及與文藝水準的提高。也就是說，對於「站在何種立場而寫？」與「文學有何實際用途？」毛澤東的回答就是：堅持站在人民大眾（而非資產階級）的立場而寫，而在改善創作的藝術水平的同時，也必須要對改善人民大眾的智識、生活，以及謀求解放的革命運動有所貢獻。
而在今日，文藝戰線拓展的文化領導權鬥爭，不只要持續與過往的保守反動派對抗，還要與操持「個人自由」、「個人努力」的自由派抗衡，這些論述將集體反抗的動能置換成個人的問題，進而對團結產生隱性的削弱。再者，文藝戰線也必須爭奪工人階級的運動史、社會史和文化史的詮釋權，歷史詮釋不只是影響工人階級世界觀的建立、決定了工運鬥爭的走向，還建立了這個社會的集體觀念、對工人形象的想像，這涉及了各個層次上工人與工運再現的問題。而除了文藝鬥爭與歷史詮釋鬥爭外，文藝戰線還必須擔負起中介民眾與工人的角色，不只要使民眾認識不同工人的生活與困境，更要讓民眾也自發性地意識到構築自身的物質基礎、自身的階級角色，以及自己所處的經濟人格。
我相信不論萬金油、胡慕情、黃湯姆或房慧真，都不會全盤否定《做工的人》的價值，啟發並提升了我們對部分工人生活的認識。作為文字工作者的「我們」雖然因為勞心勞動和勞力勞動的區隔，以及各自承繼的社會關係與物質基礎，仍與林立青有著相當現實的可觀距離；然而，對文字生產的批評，並不是要繼續創造「我們」與林立青間，或是文字工作者和社會運動組織者間的鴻溝，而應該是開啟兩者間塵封已久的溝通橋樑。
勞心的「我們」與勞力的「他們」在文字的海洋中相會，因為創作與評論而搭起了交流的空間。既然生活在當下台灣的全體人民，共同面對著一樣的資本主義社會困境，或許從來就不該有「我們」或「他們」的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