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政府將4月7日訂為「言論自由日」，一方面紀念鄭南榕的自焚，另一方面也將台灣獨立的訴求提升到國族榮典——絕對政治正確的地位。
「無國界記者組織」（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s）為蔡英文政府帶來一份大禮，特意選在2017年4月7日這一天正式發佈：確定將其亞洲總部設立於台北。
執政當局大喜過望，台灣首屆「言論自由日」獲得國際重要組織的加持，證明台灣「軟實力」的勝利。當天，在鄭南榕的追思會上，總統蔡英文高亢地為「台灣人」下定義：「台灣人就是民主人，台灣人就是自由人。這個政府，會為2,300萬的民主人、自由人奮鬥到底。」
「民主」，一切正當性與合法性的來源？
蔡英文喜歡談普世價值，認為人權、民主、自由是民進黨推動改革所獲得的成果。然則，就如同義大利哲學家阿岡本（Giorgio Agamben）在《例外狀態》一書中所說的，「普遍並非被以熱情思考，而是以舒適的淺薄……」。從蔡英文有關民主、自由等所謂普世價值的談話中，我們看不到思考，感受不到熱情，只看到她把自己置放在舒適的位置上，不斷輕率地自我複述。譬如，2016年5月20日蔡英文就任總統之後首度接受外國媒體訪問，訪問者是美國《華盛頓郵報》資深副主編魏茂斯（Lally Weymouth）。
值得注意的是，在短短的訪談稿當中，蔡英文講了十次「民主」，四次「民意」，其中最典型的說法是，在台灣，「不同世代和不同族群的民眾對中國大陸會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有一件事情，他們的意見一致，那就是民主。」也因此，對於敏感的「九二共識」問題，她的回答是，「台灣已經是一個非常民主的地方，民意的走向非常重要，」因此，大陸方面設定某些條件，要求台灣政府承受，那是違反「民意」的。
蔡英文將民主視為一切正當性與合法性的來源，這是可以理解的，畢竟她是通過選舉的考驗，依據多數法則取得執政地位。也因此，她上任以來的決策，或不決策，「民主」兩字可以賦予她最高貴、最充分的理由。
民主當然是一個美好的理念，甚至是一個正義的理念，符合一個現代國家的需求。尤其是在王權天授的舊時代過去之後，很難想像一個國家的決策可以完全忽略人民的意志。可是，當代社會的諸多問題，是不是可以完全依靠民主來解決？民主是否可視同為日本卡通哆啦A夢的任意門，任何夢想都可以在門的另外一端獲得實現？
那麼，我們且來看看，穿過任意門來到台北的無國界記者組織，他們將帶來什麼樣的自由民主。
無國界記者選擇台北做為亞洲總部，行政院發言人徐國勇喜形於色，他宣稱：「無國界記者組織是致力保護記者免受迫害、促進新聞自由的國際非政府組織，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及歐洲委員會具諮詢地位……無國界記者駐紮台北，就是對台灣人權保障和言論自由的肯定。」
徐國勇刻意掩蓋一個事實：無國界記者組織早在2012年就被驅逐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2012年3月8日，教科文組織執委會經過正式決議，撤除無國界記者在UNESCO的參與執行國際NGO事務的地位，理由是無國界記者組織違背「新聞倫理」，其「工作方法」尤其令人質疑。
國際NGO潛規則：「誰付錢，誰決定」
「無國界記者組織」1985年於法國成立，其成立宗旨明文要，「捍衛全世界媒體的自由，確保傳播新聞以及接收新聞的權力，符合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九條的規定。」
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九條的英文版本如下：「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opinion and expression; this right includes freedom to hold opinions without interference and to seek, receive and impart information and ideas through any media and regardless of frontiers.」（人人有權享有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此項權利包括持有主張而不受干涉的自由，以及通過任何媒介，無視於國界，去尋求、接收暨傳遞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其中——regardless of frontiers——無視於國界，大概就是「無國界記者組織」名稱的來源，其法文名稱是 : 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s 。此外，由於法國的「無國界醫師」（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早在1970年代初就深入全球戰亂飢荒流離險地，四處奔波治病救人，聲明遠播國際，同樣取名「無國界」，又同樣源自法蘭西，可以借勢助威。
然則，無國界記者組織自成立以來即不斷有爭議孳生，2012年終於被驅逐出教科文組織，不再是聯合國的非政府夥伴。其實，早在2008年問題就已浮現。當年，教科文組織原本要和無國界記者合辦「網路自由日」，最後，教科文組織卻是緊急撤回合作關係，等於給予無國界記者一個大巴掌。
無國界記者組織的問題，究竟出在哪裡？為何一個打著捍衛新聞自由名號的堂皇組織，在國際社會卻是惡名昭彰，飽受爭議？
無國界記者的創辦人暨是羅伯・梅納（Robert Ménard），自創辦到2008年之前，他是一直主掌這個組織的靈魂人物，形式上看來這是終身任務，非他莫屬。直到他後來被揭露與專制的卡達王國簽下巨額合約，同時又被迫承認透過「自由古巴中心」（Center for a Free Cuba），長期領取美國國際發展局（USAAID） 的捐助，「自由古巴中心」的頭人就是弗蘭克・卡爾詹（Frank Calzon），掛牌的CIA幹員。美國女記者巴拉赫娜（Diana Barahona）經過長期的調查，指出無國界記者不僅長期接受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簡稱NED）和中央情報局（CIA）的供養，無國界記者所做的人權報告也要經過美國政府的指引和審核。「誰付錢，誰決定」，這是國際NGO的潛規則，無國界記者遵守無誤。
至於NED和CIA的關係，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首任主席亞倫‧維恩斯坦（Allen Weinstein）的說法最為傳神，他曾經在《華盛頓郵報》上招認：「我們今天所做的大部分工作，20年前是由CIA偷偷摸摸地做。」
那麼，什麼是CIA過去必須暗中從事的行當呢？《華盛頓郵報》在1967年所報導過的一樁CIA醜聞大致可以作為代表：以美國的國家預算，在國外支助親美的文化團體、工會、媒體、個別政治明星以及知名的知識份子。在冷戰時期，美國總統詹森也承認，華盛頓方面為了「防堵蘇聯的意識形態影響力」，他們不得不採取一些秘密的行動，透過秘密的管道，以便將顧問、設備和資金投入歐洲各國，支援某些媒體和政黨。
CIA於1960年代和1970年代在拉丁美洲興風作浪，鼓動、策劃軍事政變（其中以1964年暗算巴西總統古拉特和1973年謀害智利總統阿葉徳的行動最為經典），引起國際社會的譴責，也在第三世界招致重大反彈。美國參議院不得不在1975年對CIA在國外的胡作非為和軍事上的罪行展開調查。自此，情報局在海外的活動從此化明為暗，「美國政治基金會」（APF）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於1979年成立的。從此，也開展了以國家預算挹注民間基金會的工作模式。
1983年，雷根總統簽署了一項名為「NSDD77」秘密指令，要求美國的外交、軍事活動，「必需緊密地與企業界、工會組織、大學、慈善機構、政黨、媒體結合……」。雷根的秘密指令，到今日依然有效，而且發展越來越完熟，幾乎已成為美國對外活動的巧門與法門。歐洲方面早就對美國以NGO之名擴張其地盤和影響力的作法相當不滿，紛紛透過媒體的掲露予以警告；俄羅斯和中國方面更是已針對某些「可疑」的國際NGO進行監控。在臺灣，由於美國的勢力無所不在，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的戒心，對於官方外圍組織的長驅直入，甚至展開雙臂，熱情擁抱。我們不敢說目前從歐美引進的國際NGO一定有其背後的圖謀，不過，衡諸過去國際上的歷史教訓，我們也不能假裝一片天真與無知！
在2008年之前，無國界記者的主力都放在拉丁美洲，尤其是盯緊了古巴、委內瑞拉等幾個讓美國頭痛的國家，傾力支助反對陣營，攻擊這些國家的左翼政權。拉美的媒體直言指控：無國界記者，根本就是CIA的工具。
其實，即使不算額外的捐助，法國政府每年給無國界記者的補助就有兩百萬歐元（約6,600萬台幣），但是，其中卻只有7% 被用來執行救助受壓迫記者的任務，其主要的活動開銷，多用來對抗海地、古巴、委內瑞拉等拉丁美洲的左翼政權。
無國界記者組織宣布要到台灣設立亞洲總部，蔡英文政府大喜過望，認為在她主政之下，台灣的自由民主成就獲得國際社會的高度肯定。
然則，台灣與無國界記者之間的合作，其實早就開始。2007年1月28日，無國界記者組織的負責人羅伯・梅納曾親自來到台北。為何而來？很簡單：總統陳水扁透過民主基金會，給了這個組織10萬美元，梅納親自來領取。
那時候，陳水扁和吳淑珍的貪瀆已經爆發，梅納依然不吝稱許台灣是「亞洲人權最佳的典範」。而在拿到台北的經費之後，很快就創立了一個國際網站，以揭發中國違反人權的事件作為宗旨。
2008年國際奧運在北京舉行，這是中國的頭等大事。但是，當年3月24日，就在聖火準備從雅典啟程傳送到北京的儀式上，梅納夥同兩位無國界記者的同事突然衝進會場，展示控訴中國人權的大布條，引發現場一片騷動。梅納還公開宣告，在北京奧運舉辦之前，類似的行動，將會持續展開。
於今，無國界記者組織即將到台北設立亞洲總部，蔡英文政府或許已經給了某些承諾，依據過去慣例，當局給予的捐助也不會是太小的數額。但是，如果無國界記者在台北鎖定的攻擊目標是中共政權，那麼，它在拉美所引發的諸多事端，恐怕也難免在亞洲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