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顥中（苦勞網記者）
談「新媒體」，關於何謂「新」的操作型定義、或者規範性，在不同語境下，大家大概各有一套說詞，「新」與「舊」也可能存在完全不同的意義。之前曾經與一些中國大陸媒體工作者交流的經驗，對他們來說，官方媒體（黨媒）是「舊」，而商業媒體則可以代表某種「新」；但這在台灣的語境下卻是恰恰相反，當代台灣在媒體自由化的情況下，商業媒體很少被認為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新」，反而被認為是必須被打破、或起碼是修正與改良的「舊」，甚至常被指認為是社會亂源...。所以，談「新媒體」，往往有必要先釐清：是在什麼條件、什麼語境下來談，才可能聚焦。
在台灣通俗語境下，有很多人講新媒體，相比於「主流媒體」，是特別用以指稱那些常報導「社會抗爭」、有助推動「公民社會」、「社會行動」...等等的媒體；然而，這些定義或規範，在我看來，有時是相當可疑的。例如，隨著政治社會的客觀形勢變化，晚近許多商業媒體或「主流媒體」，其實都開始關注社運或至少關注抗爭行動（不報導的反而成了「非主流」）；而「公民社會」、「社會行動」等等概念的正面意象之含涉範圍，往往又夾帶了太多主觀好惡跟立場。例如，大篇幅報導「基督徒反同志」、「軍公教反年改」的媒體，似乎就不大會被看成促進「社會行動」或者「公民社會」的一類。
當然，更常聽到一種說法——是把那些採取了許多新的呈現方式或技術的媒體——說成「新媒體」。例如，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以「網站」為呈現平台的媒體，相對於報紙雜誌平面，似乎曾是當然的「新媒體」，但隨著網路的高度普及，傳統媒體全數上網，現在這個定義似乎又不大成立了。
那麼，如果今天苦勞網仍自許為「新媒體」，我們到底「新」在哪裡呢？我會說，因為我們是由第一線新聞工作者自我管理經營的媒體，它至少有幾層意義：（一）我們不是商業媒體，不是獲利導向；（二）內部民主，由基層勞工自我經營管理、決定發展方向；（三）由於沒有資方與垂直的階層化管理，自然具備高度的「編採自主」。
而媒體，就跟任何產業一樣，基層工作者的培力、集體意識，是產業進步與自我糾錯最關鍵的力量，最近台灣頻頻爆發食安危機，很多人也開始談食品業勞工的組織團結，是比消費者的後端抵制更具有監督力量，同理，媒體產業自然也是一樣。
當然，苦勞網的經驗有相當大的局限性，比如說，我們是規模很小的媒體，我們的財源（小額募款）至今只能支撐起三位全職記者加一位行政人員（而且還不時發生財務虧損），放眼更廣大的媒體環境當中，許多商業媒體近年也力圖轉型（例如嘗試跨平台、動畫新聞、互動媒體、資訊圖表...等），然而單單只是這些形式的更替轉換，並不足以讓他們因此而成為一個「新」媒體，媒體是否「新」，應當取決於這些媒體當中的勞工的工作環境與處境、團結組織狀況、工會組織率等等，能否維持編採自主，能否除經濟條件外，還就媒體經營方向以及議題設定方面與資方進行鬥爭...等。
換句話說，媒體是否「新」、是不是「進步」，不能只從它的產品（報導內容）來看（報導有利社運，就是新媒體、進步媒體），還需要看生產過程，包含它「如何生產報導」，內部是否能有基層工作者的團結，是否有獨立自主的編採機制等等。從這個角度來看，當我們談論「新媒體」與「運動」時，就不再是兩個彼此獨立的範疇，「新」媒體之所以「新」，是建立在與「運動」的內在聯繫，取決於這個媒體，如何生產報導、以及它內部的生產關係乃至於勞資結構等等問題。所以，「新媒體」必然就是（其中一種）「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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