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工資審議結果今日（8/18）出爐，調漲幅度不足5%，遠低於勞團訴求的「大漲至27K」。回顧近日勞方代表和資方代表團體的爭辯，雖然雙方對於「要不要調高基本工資」意見相左，但在其他訴求上，卻有驚人的一致：出席會議的勞方和資方團體，在大方向上都同意基本工資應有「計算公式」，而不是在委員會中上演「勞資對立」的戲碼；勞資雙方也共同強調，政府應協助中小企業守法，以提高基本工資的法律遵行率。
不過，勞資雙方的一致可能只是表面的一致。資方總是用一項妥協換另一項修法，也總是「越換越多」。「一例一休」就是政府用來交換「七天假」的妥協；「基本工資」也只不過是資方用來再交換「一例一休」的政治工具而已。
經濟模型總是有誤差，全國規模的勞動成本統計很難不出問題。對資方而言，真確的數據不是重點，只要成本能減多少，就算多少。對他們來說，員工只不過是生產過程的一小顆螺絲釘，員工的生計也只是財務報表上的一小格數字。
勞方團體訴求「去政治化」
資方團體顯然認識到「政治議題總是與經濟利潤無法分離」；但勞方團體卻仍在強調「基本工資僅是為保障勞工家庭的最低生活需求」，並盡全力「避免（與資方）爭議，導致空轉內耗」，這背後的理念則是「基本工資的政治面向（勞資之間的爭議）與經濟面向（保障生活需求）必須要拆開看待」。
兩方在表面上雖然一致，但在更深刻的概念層次上，卻有著不同觀點。諷刺的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資方似乎比勞方更有政治經濟學的視野，而勞方卻遁入勞工的家庭與個人生活保障的議題中。政治與經濟相連結，是進入鬥爭狀態的團結勞動者的應有認識，畢竟從個人集結為集體，意識到工人集體與資本家集體間的權力關係，正是所謂的「政治化」；然而，觀察勞方提出的訴求，僅僅打算維護「勞動者生存」，甚至強調「勞資和諧」的原則，這又何嘗不是一種反向的「去政治化」過程？
藉由考察領取基本工資的人數，以及台灣勞工的薪資分布，可以給予我們關於基本工資政策意涵的啟發。根據勞保局的投保級距與人數統計推算，截至今年六月，大約有283萬人是以基本工資投保，佔勞保全體被保險人的兩成八。雖然這數字有高估的風險，但我們大致可以說：全台灣至少有兩成的勞工，是以基本工資過活。
然而，換個角度思考，上面這句話也可以改寫為：全台灣至多有八成的勞工，薪資水準都在基本工資以上，基本工資政策跟他們關聯不大。雖然如此，工資與工時還是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最重視也最計較的兩個數字。在七天假的工時鬥爭中，出面抗爭的勞工團體也一再強調「工資與工時的相互關係」，提供優質服務的台灣服務業部門（不論是全聯店員、打工族，或是華航空服員、HTC工程師、客運司機⋯⋯），多數屬於這種以「高工時換取高工資」的血汗行業。
除了過勞打拼、超時工作外，台灣勞工的薪資成長實在也不太漂亮。不論從整體GDP中受雇人員薪資總額的比例，或是從青年的實質起薪來看，都呈現縮減和倒退。相對於此，GDP和GDP中資本利得的比例卻節節高升，經濟成長的果實在資強勞弱的結構中，進一步被移轉到資本家手中。受基本工資所保障的兩百萬人固然重要；但薪資本來就高於基本工資的八百萬人，也應該得到可預期薪資成長的保障。
基本工資是整體勞資鬥爭的一環
解決受雇者普遍低薪的問題與基本工資調整，是工資鬥爭的兩條平行戰線，前者（至少）應該與後者同等重要。而考慮到工運逐步發展、上升的過程，或許前者比後者更為關鍵。透過工會的力量，壟斷工廠、職業甚至產業的生產力，讓資本家不得不正視勞工的訴求；普遍發生的工資鬥爭，以及受到工資鬥爭啟發的勞動者們，再經過產業工會或工會聯盟的架構進一步整合，作為爭取其他更弱勢勞動者的「基本工資」保障的基礎，也就會更有底氣。
從這個意義來看，各產業工人爭取工資、工時等勞動條件的日常鬥爭，正是全國性勞資鬥爭的前哨戰。從根基做起，強健台灣工會的體質與實力，一旦碰到類似去年七天假爭議的全國性工時鬥爭時，就能穩當地保住工人的休假與閒暇。
部分古典經濟學家認為，工資必然將隨著經濟發展，逐漸趨於僅讓工人能維持基本生存的程度，這個被後人稱之為「工資鐵律」（Iron law of wages）的斷言，也恰好就是今日出席審議會議的勞方團體的訴求。對經濟學者而言，經濟模型的目的在於推測未來的經濟發展，並促成更好、更多的發展可能；但對工人來說，每一份薪水，每一次上班，每一次抗議可能都是性命攸關的掙扎。
優雅的工資鐵律或許符合數學與經濟學的定律，也符合直觀上「老闆應該照顧勞工」的工作倫理。然而我們正面對持續崩壞的資本主義社會，這個社會在我們心中悄悄種下「永恆不變」的印象，以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工作與勞資協商，掩飾無法從內部解決的階級矛盾。只是期許基本工資更貼近工人的「生活最低需求」，恐怕無法扭轉工人被剝削的現實，我們還必須透過團結行動打破現狀，奪回屬於我們的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