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賓經濟學」：極端的還是溫和的？

【前略】

……對我來說，「柯賓經濟學」的問題在於，只是反對緊縮政策是不足的。柯賓若有機會實行他的顧問們促使他提倡的主要經濟政策，英國的經濟會不會得到變革，英國大多數人民的生活條件會不會因此得到不可逆轉的改善，這就是問題的所在。

這正是我存疑的地方。「柯賓經濟學」的要點是：終結逃稅漏稅；通過「人民的QE（量化寬鬆）」為投資提供低息貸款；成立專門為基建工程融資的投資銀行；重新國有化鐵路網絡，恢復郵政公股控股和維持RBS（蘇格蘭皇家銀行）的公股控股。

伴隨著以上的經濟措施，柯賓將會通過對高收入人士和財團加稅，廢除大學學費和恢復大學生生活補助金。柯賓將會利用部分財團稅增收稅款建立「國民教育服務」，推行免費普及幼兒保育（IPPR智庫預計有關開支將達67億英鎊）。柯賓提倡每年建設24萬套住宅，終止公共房屋和房屋協會（合作社）租戶對其住宅的「購買權」，改為在私人住宅租戶實行。這項住宅建設計劃將會通過提高國債或對已經獲得規劃許可的空置土地和物業加稅獲得資金。柯賓同時打算終結國民保健服務的內部「市場」，終結公共服務的外包和代價高昂的「私人融資計劃」（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

這一切對大多數人的利益和工黨來說都是好消息。但讓我們考慮一下這些政策措施的功效，看看它們能否達標。

打擊逃稅漏稅

其一：終結逃稅漏稅。英國稅局漏收企業應繳稅款，企業雇用往往是原稅局官員的會計師實行大規模的逃稅避稅，本身就是一大醜聞。現為柯賓的主要經濟顧問，一直不懈爭取「稅務正義」的理查德·墨菲（Richard Murphy）曾經計算，每年因避稅、逃稅和漏稅而流失的稅款的總額高達1200億英鎊。工黨政府若能獲得這種額外收入，將可以徹底革新公共財政和公共服務。

我曾經報導過這種潛在的財政收入來源。但只要財團仍在私人手上，政府真的可以徵收到稅款嗎？連理查德·墨菲也認為，收回全部漏稅將會是困難重重的，最可能只能討回200億英鎊。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者、全國經濟社會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院長喬納森·波特斯（Jonathan Portes）指出：「任何希望通過減少逃稅漏稅為額外開支項目提供大量資金的政府，都會面對一個大窟窿。」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工黨政府不應該嘗試執行新稅法和打擊逃稅。然而，只要財團仍然是對國內外股東負有義務的私有實體，只要它們還不是公有的，它們就必定會謀求利潤的最大化。逃稅避稅就是最大化利潤的重要手段。事實上，各種證據顯示，如果政府沒有不斷降低財團稅（而不是柯賓那樣計劃加稅）、對違法行為視而不見，財團的利潤率將會遭受重大打擊，進一步壓縮目前的投資水平。

以上的憂慮，同樣適用於取消給予財團的優惠的主張。約克大學的凱文·法恩斯沃思（Kevin Farnsworth）發現，政府每年為財團提供了930億英鎊的稅務優惠和資助——這項金額遠遠高於保守黨政府打算削減的社會福利預算。法恩斯沃思的研究表明，財團通過購買設備得到了440億英鎊的減稅，從雇用低薪工人獲得了160億的在職扣稅（working tax credits）。這些為財團而設的福利措施說明了，英國資本主義只能通過國家資助提高利潤率、提起進行生產性投資的動力。一旦取消這些優惠，難道就不會降低利潤率、進一步減少投資了嗎？屆時會不會有充足的公共投資，填補私有部門降低投資所造成的缺口？

「人民的QE」

其二：「人民的QE」。柯賓主張，從當前由英倫銀行通過發行新幣購買公私債券的QE，轉變為指示英倫銀行直接從地方政府和地域開發機構購買債券和其它資產，讓後者獲得投入住宅建設、教育和其它公共服務的資金。……

工黨右翼和主流經濟學者攻擊這項主張，指它將會推高通脹。這種攻擊是荒謬的：英國經濟才剛好恢復到2007年的水平，而投資率則已下降到50年來的新低。

大幅擴大生產性投資和GDP的空間是存在的。目前的通脹率是零。唯一的「通脹」反映在證券價格上面，而這是由英倫銀行為金融部門提供的QE注資所推動的。……

主流經濟學界，包括凱恩斯主義者，反對「人民的QE」的另一個論點，是它將會終結英倫銀行的「獨立」。顯然地，對他們來說，時任工黨首相布朗啟動的這種脫離政府監督的獨立，是必須不惜任何代價捍衛的好東西。

這種觀點也是荒謬的。首先，「獨立的」英倫銀行並沒有促進經濟發展和防止金融崩潰的良好紀錄。英倫銀行沒有預見全球金融崩潰及隨後的大衰退。它當時驚惶失措，完全沒有整頓金融部門。英倫銀行的獨立是假的：它的真實意義在於，英倫銀行對倫敦金融城的各大銀行和金融機構唯命是從，而不對政府、國會和選民負責。我們現在知道，在金融崩潰期間，英倫銀行沒有對外資擁有的匯豐銀行和巴克萊銀行強制執行資本重整和改組。英國納稅人因此不能收回搶救金融部門的全部注資。英倫銀行以倫敦金融城的利益，而不是整體經濟的利益，決定其利率和金融監督政策。英倫銀行只有（幾乎從未兌現的）目標通脹率，沒有以人民的利益制定的經濟增長率和就業率目標。

國家投資銀行

以上都不是「人民的QE」讓人憂慮的地方。真正的問題是，它能有效嗎？它會比傳統主流的政府發債融資手段更能提高增長、就業和收入嗎？這將取決於柯賓提倡的「國家投資銀行」（National Investment Bank）能否改變成規。「人民的QE」可以用於購買國投行債券為投資項目融資。國家投資銀行絕不是極端的事物，正如凱恩斯傳作者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Robert Skidelsky）所指出的：它「既不極端，也不新穎。現在就有歐洲投資銀行、北歐投資銀行，還有其它更多的投資銀行，它們都是由國家或多個國家聯合出資，為了在資本市場借款為授權項目融資的目的而成立的。」也正如柯賓本人所指出的：「假如我在德國提出這些概念，我會被叫做令人沮喪的溫和守舊派，因為他們已經有為公共服務項目融資的國家投資銀行。」

補充一點，柯賓的國投行，將會同巴西的BNDES（國家開發銀行）十分相似。巴西國開行在大衰退期間，十分成功地降低投資項目的融資成本，使巴西獲得了急需的部分投資。事實上，在這次大衰退期間受損最少的國家，正正就是通過國有投資銀行支持基建項目，保護就業和創造投資的那些國家。儘管頻頻遭到私有和外資銀行抨擊犯規，巴西國開行在這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巴西的經濟蕭條因此相當輕微，這絕不是偶然的。

但是，巴西國開行的經驗也展現了各種問題。巴西國開行從國內外的私有銀行拿走了大部分的投資業務，後者因此集中在房貸和商品、金融資產投機，滋生了地產和信貸泡沫。私有銀行的龐大資產沒有投入發展經濟，因為生產性投資已經變得無利可圖。這也是柯賓國投行將會面臨的風險。當國投行投入生產性投資項目，跨國「五大銀行」將會坐視旁觀。「五大銀行」已經很少借貸給中小企業和進行投資（它們的全部資產只有3%投放在製造業）。斯基德爾斯基說「國家引領的投資計劃將會為再平衡英國經濟，從私人投機活動轉向以可持續增長為目標的長遠投資，提供一條出路」，但如果國投行是國家投資計劃的唯一手段，這種再平衡恐怕是不會發生的。

單單通過國投行，或者再加上國有的蘇格蘭皇家銀行，是不可能將金融部門轉變為促進投資和就業的工具的，這豈不太明顯了嗎？接管「五大銀行」、動用其金融資源推行全國性的投資增長計劃，已經成為了當務之急。事實上，這是英國工會大會（Trades Union Congress）的正式政策主張（儘管工會領袖們無視它）。主張公有化金融部門的理據是無可爭辯的。進一步說，如果沒有確實的公共所有和監督權，柯賓是怎能實施結束銀行高管的荒唐工資和獎金的主張呢？

……我認為，假如「財團投資」的意思是依賴牟利私有企業去落實由國家投資銀行融資的項目，「財團投資」便是多餘的。以最近剛剛宣布的一項倫敦大型項目為例。倫敦的「超級下水道」將會在下年啟動。巴扎傑特隧道公司（Bazalgette Tunnel Limited）是為了組織這個項目而成立的特別用途法人。英資建築公司保富集團（Balfour Beatty）獲得了建造「超級下水道」的部分工程、價值4億1600萬英鎊的合同。保富集團是一家向股東和私人投資者負責的私有公司。但這種項目豈不應該是由公共所有和監督的實體——而不是牟利的實體——所承擔的嗎？

國民經濟制高點

任何有效的（或許極端的）經濟政策，都必須把在民主監督之下實行戰略產業（用老工黨的語言說，就是「國民經濟的制高點」）的公有制，作為核心的內容。「柯賓經濟學」包括了鐵路再國有化的必要措施。英國國家鐵路系統被可恥而無能地分割成多個特許經營權，成為私營壟斷行業之後，儘管票價全歐洲最高，卻仍然接受納稅人資助。私營化將英國鐵路帶回到了1830年代。

【中略】

顯然地，柯賓也在考慮恢復國家對皇家郵政的控股：現屆政府最近以可笑的低價私有化了郵政。柯賓重新國有化郵政的主張是好的，但仍然會將英國經濟的大量關鍵部門留在牟利企業的手上。我們應當重新公有化交通部門：包括在大城市被去管制化的公交車；還有所有曾經屬於公有部門的企業：英國石油，英國航空，英國電訊，英國天然氣，英國宇航；曾經公有的發電、供水系統和國家電網；勞斯萊斯，英國鋼鐵，還有英國煤炭。然後還有其它重要的、應當納入「國民經濟制高點」的戰略部門：現在多數在外資手中、利潤流向海外的大型製藥企業和汽車企業。核心全國性和地區機場的公有化，將會在確保優質服務的同時，排除噪音和污染的環境侵害。……

當然，這種綱領不只對資產階級媒體、主流經濟學界和工黨領導層來說，甚至對聯署支持柯賓經濟政策的左翼學者來說，都會是極端的。但對我來說，不採取這些措施，就不可能「再平衡英國經濟，從私人投機活動轉向以可持續增長為目標的長遠投資」（斯基德爾斯基語）。

關鍵在於投資。正如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米克·伯克（Mick Burke）在其出色的一系列文章中指出，資本主義部門因為投資不足，才沒有實現像樣的收入和持續的增長。……伯克指出：「人均GDP仍然低於2008年危機爆發的前夕。這是有史以來最疲弱的經濟復甦，與上年同期相比的增長率從3%下降到2.6%。這還是2012年年底後沒有新的緊縮措施出台的時期的表現。2010年至2012年期間規模的緊縮一旦重現，我們將會預見相似的減速。」

伯克接著說：「2014年英國經濟的投資總額是2950億英鎊，同危機前的2007年的水平一樣。但［七年間的］經濟總量增加了4.2%（與人口增長同步，但沒有更多）。因此投資佔GDP的比重在下降。消費，而不是投資，在牽引著非常疲弱的增長，這是不可以持續的。」利潤率剛僅僅回復到危機前的水平，但仍低於本世紀前的水平。商業投資也出現了同樣的情況。利潤率和投資的低迷，將會繼續導致遲緩的增長。

柯賓領導的工黨政府（在2020年？）對大多數人來說將會是前進的一步。它同樣將會是必要的，因為到那個時候，世界資本主義和英國資本主義很可能會進入了另一場嚴重的蕭條和危機。但這種前景本身表示了，「柯賓經濟學」還不夠極端、不足以逆轉英國資本主義生產的破產。三十年來，英國工黨的領袖們，在階級鬥爭的楚河漢界，牢牢地站在了資本陣營的一岸。「柯賓經濟學」現在試圖離開資本的陣營，渡河走向工人的陣營。它因此對資本的利益來說，是實在太極端了，但對工人的利益來說，它還是過份地溫和。陷入資本主義危機的激流之中，將會是險象環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