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鶯鎮，一個假日的午後。
那天，還只是個小孩子的我，和父母親走在熱鬧的街道上，母親一手牽著我，父親獨自走在前頭，在熙來攘往的觀光客之中穿梭漫行。
突然，父親好像看到了什麼熟人，快步走上前，見到那人時他高呼一聲：「……你怎麼在這裡！」一小段寒暄與問候之後，我和母親走上前去。
「來來來！來和大頭阿伯問好！」
面前一個高大的身影，穿著一身紅色的針織衫，花白的頭髮，臉上掛著和藹的笑容，如同那個午後的陽光。
那時候「大頭阿伯」有和我說什麼嗎？我有乖乖地和他問好嗎？轉身之後，「大頭阿伯」去了哪呢？廿多年後再重新回想，卻是全無記憶，唯一還記得的，是那張笑容……
這是我和先生相遇的時刻，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
在編輯這本悼文集的過程，不知怎麼的，我不時會想起這段過往。
但即便與先生這樣的「一面之緣」，大多數的青年人一樣，對於「陳映真」其人其事，我也是極為陌生的。對於先生最初的認識，我有幸從家父，或家父的友人，曾與先生共識的長輩們的口中，聽過關於先生的吉光片羽。
該說是一種幸運嗎？還是歷史在冥冥之中就將我們歸屬在某一個隊伍裡了？隨著年紀增長，慢慢有點自我思辨能力之後，帶著長輩的提醒（「我的弟弟康雄！有誰還沒有讀過！」），首次翻開那本靜靜放在在書架上的《我的弟弟康雄》，跟著咳著血的大寶、失意的康雄、頹喪的吳錦祥，還有那些「沒有名字的人們」，一起走進先生所關注的後街。
只是初次接觸先生的小說，面對那些抑鬱、晦澀的文字，誠實的說一句：我是看不懂的。但，雖然看不懂，隱約卻覺得，先生的文字有一種無法言說的魔力，像是憐惜，又像是同情，甚至還有在關懷之外，寄託變革的期望。
這樣的情緒，一直延伸到第二次接觸先生創辦的《人間》雜誌。
因為家父曾與先生共事的關係，家中自然是有《人間》雜誌的紙本。從一篇篇黑白照片裡，看到了台灣社會1980年代末的各種社會狀況：從都會的喧囂與落寞、山林河海受到破壞、社會暗角的悲慘、族群間的誤解與傷害，到全球人民的千萬面像，先生揭櫫了在經濟發展、成長、政治變化的背後，不只是在小島生活的我們所要面對的，也更需要去關注的萬事萬物。
《人間》雜誌停刊，以及先生最後一篇小說〈忠孝公園〉刊載之後，經歷近半個甲子，台灣社會的物質條件有飛躍的成長，政治上也有了顯著的變革，我輩青年人也享受著這些進步的成果，但過去先生所揭櫫的社會問題，並沒獲得太多的改變。對於先生的先行先知，我們是感佩的；但是對於台灣社會卅年以來變革的挫敗與停滯，我們是慚愧的。
回顧先生的生命史，在冷戰時期反共的白色恐怖籠罩台灣島的時代，先生於青年時期研讀左翼著作後，曾組織團體，想付諸行動，實踐變革，因而身陷囹圄；解嚴後，「台灣獨立」的呼聲高漲，力主中國統一的先生竟被視為異端份子了；而自中國大陸沿襲日本、台灣、韓國的東亞經濟模式，一意大搞高速開發，不顧自然生態與人為此所付出的重大代價，先生長期持續高呼對環境、人民的關懷的言論，在大陸竟也被不少人視為「不合時宜」了。一位終身堅持理想的變革者，其思想觀點在兩岸卻屢不為人理解，令人不勝唏噓，也映照出台灣小島在總體上思想認識的蒼白與薄弱、中國大陸在尋求富強下的喪心與躁狂。面對著世界經濟危機造成的舉世動蕩不安，受先生啟蒙與影響的我，帶著先生的理想與理論，卻無法與他人言說，令人感到無力。但先生留下的文字與話語，依舊無時的在耳邊，給予我們前進的動力，成為吾輩青年的燈塔，告訴我們不要放棄、不要忘記──如同每一位受到先生影響的長輩。
很謝謝各位長輩提供了這次機會，讓我可以參與兩次先生的紀念活動工作，以及整理這本悼文集。活動的過程之中，有兩件事情讓我特別動容：第一是八十九高齡，先生的獄友的劉漢卿老先生，在講台上用平實誠懇的口吻，訴說著先生為人，以及對於青年人接續社會變革道路的期勉，看著劉先生，彷彿看到先生的身影，以及一位革命前輩對於後輩的殷切期盼；第二是南洋姊妹劇團與其他的大姊們，透過身體形象展演出社會壓迫的現實。或許工人邱惠珍的死，在台灣社會之中，只會是個短篇的、過眼雲煙的社會新聞，但是在先生的筆下與大姊們的肢體表演中，她成為對勞動現場壓迫最鋒利的控訴，更是激勵後人前進的先行者。這些，都讓我看到先生不只是在思想上，更有行動面的影響。
重新翻閱每一篇文章時，腦海裡不時跳出孔夫子的學生形容夫子的話語：「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這個如同巨人一般的身影，但，即便是如此，夫子還是「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在諸多長輩對於先生的回憶裡，我看到了這個具體的形象。
生命終有走向終點的一刻，最後的最後，先生還是不敵病魔的摧殘，離開了這個世界。追悼文章中也充滿了長輩們對於先生離去的不捨與遺憾。然而，當歷史的行列出現了缺口，做為後輩的我們，最要緊的，是盡快遞補上空缺的位置，在先生離去之後，讓這個隊伍繼續的走下去，繼續實踐先生的志業，走向「沒有哭泣、沒有咒詛、沒有呻吟、沒有苦難的世界」。（陳映真〈蘋果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