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左翼文學作家陳映真於去年（2016）11月在北京逝世，兩岸各界均盛大悼念。近日，人間出版社完成《陳映真全集》的編纂，並於昨日（11/4）舉行新書發表會，兩岸與海內外華人作家友人、左翼運動者、學者、政界人物共同出席，讚許《全集》的出版將持續造福廣大的陳映真讀者與研究者。
該次出版的《全集》共有23卷，收錄陳映真作品包含小說在內共820篇，不僅多過洪範出版的《陳映真小說集》，更遠多於1988年人間出版的《陳映真作品集》。人間出版社表示，在1988年後散見於各處的陳映真著作之前未曾收集成冊，《全集》也聚集了這些散篇，將是未來裨益於陳映真研究的最佳依據。
陳映真遺孀陳麗娜表示，「心裡有許多的感觸、激動，更多則是感謝」，她特別感謝人間出版社同仁與交通大學的陳光興教授，讓《全集》得以在短短一年內出版。此外，她表示自己「也作為一個被感動的人、受啟發的人而感謝陳映真」，並引述陳映真的話，希望陳映真的文學能夠「使喪志的人重新燃起希望； 使受凌辱的人找回尊嚴；使悲傷的人得著安慰；使沮喪的人恢復勇氣。」
現居美國的保釣運動參與者、台灣作家劉大任，也特地返台為好友的《全集》出版致意。劉大任說，他雖和陳映真很早就有政治意見上的差別，甚至外界數度傳出兩人不合、拿早期出版的材料佐證兩人的友誼破裂，但他特別強調「我們之間的友情從未動搖過」。
「我們最早是在前衛派『文青』都會去的『田園音樂茶室』見面」，劉大任說，「但真正熟稔是從1965年創辦《劇場》雜誌後才開始的。」劉大任1962年碩士班畢業後曾短暫離台，至夏威夷大學擔任研究員。從夏威夷赴香港途中，碰上劇場與電影工作者邱剛健，隨即決定返台，並共同創辦了《劇場》。劉大任回憶，這是他跟陳映真開始深刻交往的契機。
「當時的編輯會議都是大家聊天吵架。一面編輯著雜誌，我們一面翻譯推出了貝克特的〈等待果陀〉等實驗劇場。」但在演出〈等待果陀〉之後，反響並不熱烈。對於觀眾的反應，陳映真與劉大任發表了反思的文字，但此舉卻被視為「拆自己人的台」，《劇場》內部因此分裂為「全面西化」的邱剛健、黃華成一派，以及重視「與台灣社會銜接」的陳映真、劉大任一邊。
劉大任與陳映真最終離開《劇場》，並在1966年與政大中文系教授尉天驄共同創辦《文學季刊》。「但不光是辦雜誌，那時候我們也討論台灣的文學該怎麼走、小說該怎麼寫。」劉大任說，他們在這些討論中逐漸凝聚出共識，認為「要改變台灣文學走向必須從小說開始，自己先擺脫虛無與失落的『現代病』，並回到現實、立足於生活，並從我們熟悉了解的社會出發。」隨後，劉大任與陳映真分別發表了〈落日照大旗〉與〈最後的夏日〉，雖然有些根深蒂固的「現代主義」價值觀與技巧，但也「更接近現實」。
回憶到1968年的「文季事件」，劉大任內疚地說「可能是我造成警備總部提前開始逮捕的。」1967年的聖誕節，甫創辦「國際作家寫作室」的作家聶華苓，曾向劉大任詢問愛荷華的邀請人選，劉大任便向聶華苓推薦了陳映真。當時他翻譯了陳映真的小說〈蘋果樹〉，以便提供作家工作坊的主持人Paul Engle參考。1968年，聶與Engle就預定邀請陳映真赴美。劉大任認為，推薦陳映真出國「可能觸動了警備總部的警戒，也可能造成逮捕提前開始」。
陳映真在1975年出獄後，保釣運動也告一段落。此時身為政治犯的陳映真與名列黑名單的劉大任都被政府緊盯，根本無法直接碰面，兩人只能透過朋友間帶信相互關心。但此時劉大任希望陳映真「不要太參與政治」，陳映真則直指劉大任「思想太灰色太消極」，兩人在政治立場上分道揚鑣，「有意義的話都無法帶給對方。」
1994年，陳映真前往北京，雖然曾與劉大任在台北數次見面，但在政治意見上始終沒有交集。劉大任接受小說《浮游群落》日譯者岡崎郁子專訪時曾提到，希望陳映真「減少政治參與，專注於獨步全台的小說寫作」。陳映真在信件中則表示「要找個時間躲起來細細聊」，但這個願望始終沒有實現，陳映真就已經「遠行」了。劉大任認為，陳映真帶有巴勒斯坦裔學者薩伊德所謂面對「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具體感」，他說：「台灣遲早要面對歷史，希望陳映真的真實形象能成為我們這一代知識份子的典範。」
哲學學者陳鼓應表示，他只遇過兩個文學天才，一個是劉大任，另一個是陳映真。雖然他研究尼采與莊子，但思想一直受到滿懷著時代感、生命感與社會關懷的五四精神所影響，也因此他特別欣賞作為想像力哲學的文學。七零年代，第二波白色恐怖逮捕風波再起，台灣統左運動者陳明忠因此入獄，陳映真與《夏潮》雜誌主編蘇慶黎都非常緊張。陳鼓應因為友人李作成得知有大量老政治犯被政府秘密抓捕，於是匿名發表文章，讓國民黨的作為公諸於世。陳鼓應也提到陳映真與友人曾大量通信，希望未來若要增修《全集》，這些信件也可以被整理、納入。
1977年，陳映真出獄不久，台灣文學界就發生了「第二次鄉土文學論戰」，因為朱西甯、余光中等人的攻擊，情勢逐漸擴大，甚至曾傳出「想要抓幾個人」，陳映真也投身其中。在七零年代堅定支持陳映真的台大教授齊益壽表示，他是在1976年才認識陳映真，此時《將軍族》與《第一件差事》剛出版，並準備再出版評論集《知識人的偏執》。
齊益壽回憶，他當時用筆名寫了一篇讀後感充作該書書序，此後才與陳映真開始來往。他說，陳映真衣食簡樸但知足長樂，文字不時流露感人的真情。在〈鞭子和提燈〉一文中父親對遠行的陳映真說道：「孩子，此後你要好好記得：首先，你是上帝的孩子；其次，你是中國的孩子；然後，啊，你是我的孩子。」這段話凸顯了陳映真深受父親的影響，使得他的內心裡與作品中「一直有一盞燈火，一直有宗教的情感在閃爍」。
陳明忠則指出，陳映真是「台灣統左思想的重新發揚者」。陳明忠從歷史的角度說起，日據時代「反殖反帝中國統一」是主流思想，在二二八後有不少年輕人投入共產黨，但後來這些人都被捕、被槍斃，台灣的統左思想在第一波白色恐怖期間暫時斷絕。
1960年，陳明忠出獄後仍致力於黨外運動，在1976年結識陳映真，並大力贊助《夏潮》雜誌。後來就因為「二條一」被宣判死刑，幸虧受到黨外運動與保釣運動人士的聲援，最終改判十五年有期徒刑。而在入獄期間，陳明忠堅決未曾供出陳映真的名字。陳明忠說，陳映真曾為《夏潮》在《中國時報》購買廣告，後來的《人間》雜誌也延續了左翼思想的發揚。他認為，陳映真正是「重新發揚統左思想的重要人物」。
除了台灣學界深受陳映真影響、台灣讀者熱愛陳映真外，大陸近年來對陳映真的研究也在逐漸開展中。廈門大學台灣研究中心研究員朱雙一指出，《陳映真全集》的出版可以比擬《魯迅全集》，不但在出版之後造成廣大迴響，而且陳映真的著作和魯迅一樣，同時具有文學性與思想性，對整個中國社會科學界發揮影響。「陳映真的文學中可以讀到思想、讀到愛心、讀到信念、讀到堅持的精神」，朱雙一認為，陳映真更充滿睿智地察覺兩岸深受美日帝國主義的劇烈震動。「我們的問題不在於紀念陳映真，而在於如何繼承、傳承陳映真的精神」，朱雙一強調，陳映真和魯迅一樣不會過時，「過時的是我們。在幾十年後，陳映真全集將還是中外人們的案前書、枕邊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