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賀照田週末在「重新思考社會主義」論壇上，從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反思了八零年代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的侷限，主要正是發生在其由上而下的啟蒙姿態，無法內在的理解民眾的歷史與情感狀態，從而缺乏與民眾彼此學習、相互轉化的動力。
賀照田的說法，給了我一些在思考當代運動時重要的提醒。
舉例而言，我是支持通姦除罪化的，但多數立場相類的論述，是從法治或法理學等專業話語出發，例如個人的性自由是否屬於人格不可分離的一部分，國家可以多大程度介入民眾社會生活私領域的糾紛，又或者，國家是否應該用刑事法的懲戒來維護家庭穩定等等。
這些論述通常在思辨層次上都極具說服力，但卻往往悖離保守大眾的常民語言。導致正反雙方總是各說各話，少數的專業者或倡議者，可以透過媒體平台佔據公共輿論的言論高地，而沉默的多數，則往往被斥為保守民粹。
類似的狀況，在死刑存廢辯論上，也經常能看到。
然而，為什麼保守大眾可能反對通姦除罪？他們反對的慾望與情感是什麼？他們在婚姻、家庭、親密關係當中，所尋求的安全感、安頓感，以及自在感，來源為何？當他們期盼國家刑法，或者起碼是一個大於個人與家庭的集體力量，協助他們維繫自身的婚姻、家庭與親密關係時，通姦除罪化的倡議，正是試圖把這樣子一個外部的維繫力量給剝除或消減，因而雙方的矛盾難以調和。除了以理服人外，我們這個社會，可以怎麼樣從另外一些地方，來提供給個人或家庭，一個穩定的、安定的、自在的感受？更進一步，可不可能設想一種新的社會條件，人可能有不一樣的感情觀，可以得到真正的安頓與自在？
在持續延燒的同性婚姻運動中，同志運動的組織者與倡議者的各種專業與法律乃至於批判論述，對護家盟、下福盟等如今被戲謔稱呼為「萌萌」們的廣大群眾，經常也呈現出缺乏內在的理解。「萌萌」們，他們對於家庭價值的捍衛，對於既有婚姻制度的不可動搖的堅持，對於性別（其實是男女兩性）分野的認知，究竟為什麼可以成為他們賴以安身立命的基礎？對於那些包含教徒，以及非教徒的保守大眾，除了「恐同」、「愚昧」、「民粹」以外，我們對他們的情感狀態，還可以有什麼更深入的理解？
「神聖婚姻公投」的提出，苗博雅最初說那是「以毒攻毒，以戰止戰」，顯示最初動機仍然只是敵我攻防策略下的思考。然而，這個提案後來卻意外得到了信望盟部分意見領袖的同意，甚至直接著手寫下「神聖婚姻法」的具體條文。就我個人的立場來講，我並不同意「神聖婚姻法」的內容，但我並不排除，這個提案的提出，如果能揚棄敵我攻防的思維，而真像朱家安所說，目的是消弭社會爭議，其實可以是挺同陣營，真正搔到癢處地，對於「萌萌」們進行理解，乃至於雙方展開和解的起點。
不少人戲稱，如今這場同婚運動，只是同性戀版護家盟與宗教團體版護家盟的捉對廝殺。即便各路批判論述總能替這運動填入各種進步的意涵或價值，然而難以否認的是，對於廣大同志朋友來說，婦女團體長年批判檢討的制度化忠貞婚姻、穩定的家庭結構，以及渴望和既有異性戀婚姻一個模子拷貝過來的翻版，其實才真正具有對廣大同志最普遍的召喚力。
檢討別人總是容易，那麼我自己呢？
為什麼這麼多離家的同性戀，有著這樣子對穩定家庭的渴望與追求，我們這一代，或者這幾代人，是在什麼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的條件下，養成了我們的慾望？而我對於這樣子的一種慾望與情感狀態，是不是有曾經做過歷史的內在的理解呢？在我個人經常被歸類的「毀廢派」這麼個鬆散的陣營當中，有些人或許做得比我更好也更加細膩，但回顧我個人過去的書寫，我必須坦承，我對這樣子的情感狀態與慾望所進行的理解非常稀少。
因而，我自己，在很多時候，或許其實也與我開頭所說的啟蒙派，並沒有太大差別，無論是從馬克思、恩格斯、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或者清末民初激進主義那兒，借來的各種啟蒙論述與話語。問題都不在理論本身，而是當理論被挪用與運用的過程當中，能不能夠把握並調動，我所試圖影響的人與群體的情感狀態，對他們有無展開內在的理解，並且在運用理論的同時，是否能帶著我自己的狀態嘗試與人們相互轉化。
2018年的台灣社會並不平靜，除了同志與基督徒的衝突外，各種人民之間的矛盾激化，橫跨了多個不同領域，勞工與軍公教的、反核與擁核的、統派與獨派的...，在面對社會重大矛盾或社會分歧的過程中，對於立場不同的彼方，除了以啟蒙姿態拋出專業話語，和理性思辯對話說服；如何嘗試進到對方的歷史情感狀態當中，給予內在的理解，並同時真誠地交付出自己，促成相互轉化，將是未來我們面對這些社會衝突時無可迴避的一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