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主編：孫窮理
【作者按】這一系列有關「《服貿協議》」的評論，是由王顥中、林柏儀、胡清雅、陳柏謙、陳書涵、盧其宏（按姓名筆畫排序）等人分別完成。幾位朋友在過去幾個月當中，各自在不同的位置上關注這項密集盤據公共輿論空間的議題，其中也有人參與在反對協議的行動抗爭中嘗試介入。
在肯定議題應由更多人參與討論，而非被掌權者、既得利益者單方面逕自決定的基礎上，我們初步的共識是，雖然市面上廣泛流傳著各式看似分雜並陳的反對意見，但又缺乏一種能勾勒出徹底反對經濟自由化與反對資本主義的左翼視野；同時，由於無法提出對現象具有根本解釋力的論述與替代方案，也導致許多人只能將自身焦慮投注在形式與程序等等浮面問題之上。試著指出這一事實，決非只是為了要控訴特定個人與團體的缺失，也同時是對自我的要求與砥礪。這一系列評論，是嘗試也是開端，希望能引發討論、促使前進。
【《服貿協議》】評論
- 系列一 陳柏謙〈從台資與台商「登陸」歷史思索《服貿協議》〉
- 系列二 林柏儀、陳書涵〈透視「讓利」政策下的《服貿協議》〉
- 系列三 盧其宏〈反服貿喚起的認同〉
- 系列四 王顥中、胡清雅〈超克冷戰經濟體制：重新商榷反服貿話語〉（9/4刊登）
我心有所愛，不忍讓世界頹敗
── 羅智成〈一九七九〉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或說任何一個在ECFA框架下的貿易整合協議，相當程度地勾動著台灣島民的心。對於許多島民而言，自由經濟早就只是一個語彙，裡面包裹著各種謀算，或許是踩在人們身上的經濟利益，又或許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政治企圖，總之不是經濟學裡面的「自由經濟」那麼簡單。台灣的頹敗，是心繫島國的人們最大的恐懼。或者我們就正在眼睜睜地看著我們所愛，在自由經濟旗幟下的各種謀算中逐漸傾頹，每念及此，總望奮起實行抵抗。
然而，我們所愛終究為何？我們所恐懼的頹敗又是怎樣？奮起之時，總要明辨前路。
我們所愛？我們是誰？
如果化約到最簡，「我們」就必然地成為我們所愛的範疇，我們的生計、我們的福祉、我們的自由民主人權、我們的認同、我們的尊嚴。但無可避免的是，這個我們之間可能存在差異，誰是我們？又是什麼決定那條界線？
島民是連結於島上的，不像貨品與資本能夠隨著自由經濟在島的上空移動。誰難以離開，誰不得不去面對島的所有一切，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生活的，脫離不了島，島的一切也反映在他的身上的，那就是我們。
這樣的我們往往與政治、經濟位置一致，在勞動市場中作為受雇者，或只擁有小規模生產資本的自營業者與農漁民；在政治上則是將權力授權民代行使的選民。不論經濟如何自由，政治如何變動，我們仍只能待在這座島上，受雇於人或是依賴著土地與環境的滋養。我們其實是島上的絕大多數，在2012年，全台1,086萬就業人口中有341萬「技藝工作、機械設備操作工及勞力工」、212萬「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195萬「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124萬「專業人員」、122萬「事務支援人員」，再加上50萬「農林漁牧生產人員」。上述受雇階層與工農階層總計為1,044萬人，而剩下的42萬人則為「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佔整體就業人數的3.9%，僅佔全台人口的1.8%左右 。
這1.8%的人們與受雇工農階層最大的不同在於他們往往是政治與經濟的決定者，雖說島上有著相當發達的形式民主，但實際上各種實質權力包括勞動現場的管理權、薪資與勞動條件的議價能力、地方發展的模式、國家政策的制定權力，往往僅由他們所擁有，絕大多數的人們多無置喙空間。同時，這1.8%的人們透過其經濟資本與政治資本，可在國界間獲取最大利益。對比受雇及工農階級，他們是可動的，沒有國界限制，而他們的利益往往與我們的利益不同，甚至互相衝突。這樣講來，我們所愛應該是就業人口96%的受雇與工農階層及其家庭在政治、經濟、文化與生活中的各項福祉。而所謂的頹敗，看來也就是各項福祉的崩解。
服貿協議帶來之頹敗
在經濟方面，《服貿協議》看來也真將帶來我們所愛的頹敗。在國內因著薪資過低、消費不振而導致的服務業市場飽和的狀況下，大幅度開放中資湧入國內服務業，勢將使得服務業市場競爭更加劇烈，導致廠商降價惡性競爭，並透過降低勞動與生產成本以維繫利潤。在地小規模較不具生產效率的商家首當其衝，接著是服務業的從業人員被迫接受更差的勞動條件。而後，在部分廠商退出市場、市場由大規模、低成本廠商寡占或甚至壟斷後，廠商又擁有更強大的議價能力與產品決定權。廠商所謂的效率是奠基於自身獲利之上，高毛利但有問題的產品、高效率低工資的勞工絕對是具效率廠商的最佳選擇。顯而易見的，不管是對於消費者或是從業人員而言，《服貿協議》都不是一件好事。
相對的，目前所謂的中國讓利，或是中國開放幾項產業，其實對於無法移動的我們而言，我們是無法從中得利的。那1.8%可移動的政治與經濟資本的所有者，可透過進入中國市場獲取利潤，即便利潤匯回台灣也可透過自由經濟示範區或是台商回流，讓海外利潤匯回不需扣稅。換句話說，這些同樣是台灣人的他們的獲益，其實建立在我們的損害之上。製造業西進或是南進殷鑑不遠，產業資本透過關廠外移在海外創造了剝削各項低廉成本的第二春，但國內的我們卻蒙受失業、低薪之苦。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所將帶起的是服務業資本外移、金融資本外移，但這項外移卻包裹成「讓利」，把對於我們的迫害佯裝成對我們的利益，恐怖程度莫此為甚。
過去十幾年，在製造業因著自由化而進入結構性衰退之時，在地的服務業成為承接失業人口與新進勞動力的重要產業。到2012年服務業的從業人口在12年間成長了22%，達到638萬人，占所有就業人口的59%。製造業透過廠商退出市場、勞工失業轉進服務業，使得製造業的衰退反映在服務業上。實質薪資的變動就是明證，過去12年製造業平均實質薪資只下滑0.38%，但服務業卻大幅下滑5.86%，導致全體平均下滑3.4%。而今，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乃是將自由化從製造業轉移到服務業，並且允許服務業資本與金融資本西進中國，這不僅無助於改善此牽動絕大多數台灣人的產業狀況，反而使之惡化。
而在政治方面，中國是否會透過兩岸間的經濟貿易整合，更將台灣整合在其政治範圍內，當然可能。而這也不只是《服貿協議》，任何關係到兩岸間的各項整合也都可能會發生類似狀況。政治統合的關鍵是，我們或者再不能擁有各種權利，我們引以為傲的自由、民主、人權可能會受到高度限縮，而原有的台灣認同可能也將隨兩岸政治整合而不見。
頹敗早在發生
然而，如果我們真的是為了維繫我們心之所愛，我們不得不把最根本的焦點放在我們的各項福祉上。我們也不得不問，如果沒有了中國，我們的各項福祉就不會頹敗嗎？或是說，只要我們在政治上阻擋了各項與中國洽談的政經整合協議，我們的世界就可以得到完全了嗎？
在台灣不斷上演的各種劇碼其實早已告訴了我們答案。在經濟的各個層面上，勞動困境最為顯著，從1990年代開始，為滿足資方廉價勞動力之需求，政府開放引進外勞，並允許人力派遣進入長期聘僱階段，使得典型勞工陸續被大批廉價勞動力所替代，成為壓抑勞工薪資的主因之一。而後，除廉價勞動力可供使用外，原來的典型勞動也受到扭曲，因著資方之利，無薪假、責任制等違反法令的壓榨手段不僅未被檢討，反而受到資政雙方簇擁，彷彿唯有扭曲勞動市場台灣產業才有發展空間。而若進入到生產現場，我們可發現台灣所自豪的自由民主人權並未真正的進入到一天台灣勞動者付出勞動力的十幾個小時裡面。在廠房裡，資方為了壓低勞動成本，片面變更勞動條件時有所聞，若有員工不服反抗，則將受到資方以約談、提告、解聘予以打壓，大多勞工只能任資方為所欲為，犧牲部分權益以保工作。資方也就透過這種細微的控制，壓抑著整體台灣勞工之薪資，這個與中國無關，作為台灣人的資本家，早已經在吸台灣人的血。
除了勞工之外，作為資方生產要素的還包括土地、水資源、環境。與勞工的命運相似，這些生產要素並列為資方獲利的絆腳石，就在去年台商回流與產業發展的諸多討論中，資方要求將勞動市場去管制化，包括勞動更彈性化、更大量地引進外勞，並且讓外勞的工資與基本工資脫鉤；而在土地、水資源、環境上，資方要求更便宜更快速地取得各項資源，甚至希望由政府以公權力強行徵收土地、以農水挹注工業區，至於環境影響評估則要求變為參考制，廢除環評的實質效力。對於廣大的我們而言，各項資源的損害是第二層的剝削，在我們被剝削完勞動力後，我們的土地與環境再次作為祭品獻給資方，由我們來承擔損失。
國家的頹敗也早在發生。自1991年開始施行的《促進產業升級條例》，透過給予廠商減稅補貼，讓國家財政「重分配」給資方，即便2010年《促產條例》到期，政府在資方團體挾持下又透過設立《產業創新條例》延續資方利益，甚至直接將營利事業所得稅從25%降低到17%，導致目前台灣的租稅負擔率只剩下12%，使我們不得不承擔國家債務膨漲、政府萎縮、各項公共服務商品化的種種問題。這可謂第三層的剝削，原本政府的功能，如導正資方作為、重分配與扶助人民生活絲毫不見，反而使我們更加赤裸裸的地暴露在弱肉強食的資本遊戲之中，沒有政治與經濟資本者是被決定者，縱有民主之稱，實則已為「資主」。
再看到我們所關心的建立在普世價值與在地情感的台灣認同，這幾年除非對於各種徵收、迫遷視而不見，對於各種拖離群眾、司法打壓罔若未聞，對各種玩法弄權、迫害弱勢麻木不仁，不然我們真的很難說我們對於島上的自由、民主、人權有多認同。
就算是把這些都放在一邊，我們很簡單地相信台灣就是一個民主國家，而中國就是一個對於台灣存有企圖的專制國家，那我們也必須看到是誰導致台灣看似一步一步地被中國統合。1990年末，台灣產業資本家因著製造業越趨成熟、國際競爭加劇使得利潤下滑，資本家覬覦中國廣大可剝削勞工與龐大市場陸續遷廠西進，自此台灣資本家與中國成為互利共生，留在台灣的廠商也不得不面對同業西進所產生的低價競爭。產業資本家對於中國的依賴從在地投資不斷趨緩、就業需求持續不振就可看出，台灣不再是生產基地，而是在股市房市套利、賺政府補貼的地方。中國對台灣的意義從純政治的，變成越來越經濟的，對於產業資本家而言，兩岸的政治整合是利多或至少不會構成威脅，在資本家的推促下，開始形成我們無法不「面對中國」、「貿易正常化」的語言。但這些都是「資方觀點」。資方觀點成為過去十多年來兩岸整合的最主要推手，明顯的是，這樣的整合對在台灣的我們而言並無好處，但「我們觀點」卻無法凌駕於「資方觀點」。
此次服貿協議，要開展的是服務業資本家、金融資本家與對岸的利益一體化。就如同前述，「讓利」的包裝讓我們昏了腦袋，沒有察覺到這是拉攏資本犧牲本地利益的手段。但即便我們察覺了又如何，資本家仍舊可以讓我們講著符合他利益卻不符合我們利益的語言，他們仍舊可以勾連有政治資本者私下決定我們的未來。就如同服貿的簽署過程一樣，所謂的民主竟是人民只有被告知的權利。
台灣早已在傾頹的過程，一步一步地、一點一滴地朝向人民生活的崩壞。《服貿協議》或是其他任何兩岸洽簽的各種協議，也不過就是更把台灣推向崩壞的過程。而其中真正導致經濟上剝削、政治上剝奪的力量並非來自中國，而是來自同樣稱為台灣人的資本家。中國不過就是他們的利益所在，所以他們可以把我們賣給中國，若未來有任何國家也是他們利益所在，那他們也可以把我們賣給任何國家。這對他們而言是簡單的，就像剝削我們是他們的利益一樣，他們輕易地踐踏在我們的利益之上來累積他們的財富，同時承受著諸多美名。
利益是跨越族群的，資本是沒有國界的，但是我們是有的，混雜在我們之間的出賣者的他們、以吞吃我們血肉來茁壯的他們，才是我們的最大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