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這系列文章源自苦勞網和新國際今年1月舉辦的論壇「從1223城市游擊看工會組織與青年運動」，前四篇文章為青年工運行動者、也是1223行動參與者李容渝、楊子敬、謝毅弘、蘇子軒所撰寫，他們的觀察與後續的反思，構成了本專題內容的第一個部分。後三篇文章則為張宗坤、林柏儀、陳柏謙、徐文路的回應，進一步探索了當前台灣工運的處境，以及工運和1223運動的關係。
本專題亦將刊登於《人間思想》第18期（2018年12月出版）。
前面，我們已經回顧了投身拒砍七天假、繼而參與反對《勞基法》修惡等重大工運戰役的「青年串聯」。不過，我們還沒有回答的重要問題是，「青年／學生」在工人／階級運動裏頭，究竟意味著什麼？環繞這個核心，相關的提問包括：青年團體為什麼能夠串聯？是什麼社會條件召喚了青年們投入工運戰役？青年與工會又應該是什麼合作關係？我們認為，這些問題的答案，指向了一條我們有意突出的「青年／學生勞動者」戰線；其所要對抗和超越的，是當今作為主流解釋、甚或可以說是自1980年代以降，主導了學生運動的「公民」論述。
1980年代的學生運動，以1982年台大代聯會主席普選運動為濫觴；其後，許多大專校院學生為了反對校方的審稿制度，開始發行地下刊物。1987年，由台大「自由之愛」組織成員串聯了十二校學生社團，共同組成「大學法改革促進會」，主張「學生懲戒納入校內之合理司法程序、實施教師評鑑、選課及修業形式自由化」，並且爭取社團設立與言論表達之自由。
追求自治權和言論表達自由的學生運動，符應於外在風起雲湧的政治民主化運動浪潮：在戒嚴體制下，校園是黨化教育嚴密箝制思想的場域，例如稿件審查、社團成立和活動舉辦等，學生均無權決定，淪為「次等公民」；也因此，運動訴求的是「歸還學生的公民權」和「確立學生在校園的主體性」。往後三十年來的學運主要方向，可以說繼承了這樣的論述、更形塑了我們對於掙脫黨國威權、追求「民主」的想像，就是完善「代議制民主」。於是，學生在校內是「校園公民」，2000年以來，增加校務會議的學生代表席次一直是學生推動大學法改革的主要訴求；走出校園進入社會，學生則成了社會進步公民的一份子。從要求解散萬年國會的野百合，到佔領立法院來抗議代議制失靈的太陽花，乃至後太陽花蔚為風潮的「青年參政」，我們都可以看到公民論述如何高度影響學生運動的實踐。
青年／學生固然應該被看作是社會的一份子，然而公民論述的最大問題在於，抹平了公民內部既存的權力差異，例如，公民有資本家、也有被壓迫的勞工。青年被包裹為無差別的群體，加上學生普遍被社會標誌為「最後的良知」，這個代表全社會未來的群體，也就被冠上了純潔進步的象徵。對左翼來說，取消公民內部的差異意味著取消對於當前社會的階級分析、以及馬克思傳統對資本主義民主的虛妄性的批判。於是，青年低薪、高房價、年金即將破產等議題，被歪曲為「世代問題」（年輕人參與工會或者是反對修惡《勞基法》，則被何明修說成是世代意識），而非資本剝削的問題。時興的青年參政，被認為是進步的、成就了多元民主的，但是民主背後資產階級鎮壓無產階級的實質，則不再重要。
校園和學生從來不是外在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學校作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y state apparatus），在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中，一直是灌輸資本主義價值以再生產一批又一批馴良勞動力的場所。1980年代席捲全球的新自由主義浪潮，更直接穿透大學殿堂，使得高等教育被當作是一項必須在國際間競爭的「產業」。一方面，大專校院變為追求績效排名、在「產學合作」之下因應市場短暫需求的學術生產場所，教師和研究生則成了學術生產體系中的勞動力。大學之於教師和學生助理等校內勞動者，也因而愈來愈像資本家之於勞工，「增加利潤、節省成本」成了學校管理的邏輯。另一方面，在高教市場化的框架下，學生念大學被看作是一項消費、一種投資，學雜費調漲也就成了理所當然的事情。
但是，接受高等教育愈來愈不是個「好投資」。根據陳麗珠於2009年發表的〈我國大學學雜費之分析與研議〉，一名大學生就讀大學四年所必須付出的費用達80－100萬。這個經濟負擔，反映在占大專校院多數的私校學生中，有三成的學生必須申請學貸；兼職打工或者在校內擔任助理，則成了許多人共同的就學經驗。畢業之後，除了揹負學貸，每個月必須負擔的生活開銷更是高昂，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的最新資料，台灣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達2.1萬，若在台北市工作，開銷更高達2.8萬。然而，根據勞動部的調查，大學生畢業起薪2.8萬，若加上每月需要還的幾千元學貸，非常可能面臨「月光」，甚至入不敷出的窘境。儘管如此，面對競爭激烈的勞動市場，為了提高自己的價碼，青年別無選擇、不得不接受這個不合算的投資。
總的來說，儘管工人的處境並不在學生／青年普遍的生命經驗當中，然而校園和資本主義社會從來不是斷裂的，學生們也感知著自己作為未來的勞動力，將面臨的低薪、過勞、高房價等總體貧窮化的慘況。當市場化邏輯進一步滲透教育場域，剝削就更不僅僅是校園圍牆以外的事情，而是活生生地體現在學術勞動者的血汗勞動、以及日益高昂的學雜費等方面了。
「青年串聯」可以說是奠基於以上這些社會條件，才得以匯聚起來、號召青年們加入工運戰鬥的。從參與「青年串聯」的學生團體中，我們便可以看見幾支過去以來早已針對上面的現象進行抵抗的力量：有反教育商品化聯盟，延續的是自1998年發動「九八教春」，與工人一同高呼「反漲學費」、「向財團課徵教育捐」，此後每年在教育部集結抗議的反高學費運動；有反抗大學血汗的學術勞動而興起的兼任助理運動參與者，如台大工會、政大勞促會、高教工會、東海工會等；有工鬥青年產業後備軍，乃是工會立足在「學生作為未來工人」的論述，與多個異議性社團所形成的網絡連帶；也有團體曾經營了基於在校外打工被剝削的共同經驗形成的「薪資地圖」運動，包括台大濁水溪社、東華烏頭翁社、靜宜勞權小組等。
此時，青年／學生不再是一名走出校園關心社會的進步公民了。青年發現了自身接受教育，就是準備成為一批批廉價的勞動力，更可能早已是一名被剝削的打工族或學生助理。從而，青年將認清與工人的共同敵人，就是資本主義政經體制。因此，提出「青年／學生勞動者」戰線的重要性在於，持續喚醒青年／學生的階級意識，並且看見資本主義，是青年和工人們應該一起反對、推翻的目標。
清楚了「青年／學生勞動者」戰線的內涵，也就清楚了青年／學生與工會之間應該是什麼合作關係：既然找回了青年和工人之間的連續性，有意識的（總）工會不應該輕忽教育領域內的經濟鬥爭（反高學費、兼任助理、校內外打工等）、有意識的青年則不應放棄積極宣傳自身與重要工運議題（七天假、《勞基法》修惡等）的關聯性。更重要的是，這些鬥爭都應是為了一次又一次地教育青年／學生們反資本主義的必要性，在這個再生產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基地，重新奪回文化領導權（cultural hegemony）。
從拒砍七天假到反對《勞基法》修惡，過去各種校園裡頭的抵抗力量走在了一起，然而我們不應僅僅是停留在議題和工作上的連結。《勞基法》的仗告一段落之後，在幾次青年串聯的聚會或交談中，有一些關於青年串聯如何走下去的困惑，如：各個青年／學生團體本來就有既定的行程，在打《勞基法》修惡等共同議題時，對社團而言如何取得工作上的平衡？打共同議題對於各個青年／學生團體的意義又在哪裡？我們認為，這些問題其實應該回到，「青年／學生勞動者」這條戰線的重要性，未曾在青年團體（甚或是在工運圈裡頭），被清晰地辨識和討論過。也只有反資本主義的階級運動作為大家的共識了，才有往下應該做哪些事情的團結基礎。從而，共同打某個議題便不是最為關鍵的事情，而是在這條「青年／學生勞動者」戰線底下，我們應該要分工合作哪些大大小小小的議題的問題了。
因太陽花學運而廣獲青年期待，再度「民主地」政黨輪替而全面執政的民進黨，在近兩年來可說是徹底暴露其資產階級性質了；於此同時，各路第三勢力莫不高舉「青年參政」的招牌，來標榜自己的清新進步。在這樣的政治情勢下，讓「青年／學生勞動者」這條戰線能夠被廣泛討論進而確立起來，也就變得加倍重要。站在「青年／學生勞動者」的視角，我們才有可能清楚自身在工人和階級運動的位置、看見公民論述的侷限；我們才有辦法辨識出壓迫根源乃是資本主義體制、進而往下反省代議制民主的虛妄性。最後，自由得一無所有的我們，也才能共同為反資本主義的目標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