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種感覺，現階段，自主工運不只應該把「政治化」提上議程，而且應該要有更多人投入選舉，台灣左翼才有可能在藍綠兩黨之外進行新的政治串連，乃至於政治集結。如此才有可能改革當前議會政治，它對基層工人的聲音早已麻木不仁。那個「政治集結」的想像，或許是某種類似過去「黨外運動」的東西，只是這一次，黨外不再是指國民黨之外，而該是指藍綠兩黨之外。
藍綠兩黨的共犯結構
過去國民黨執政的時候，採取過一系列不利於勞工的政策。近一點的有22k、砍七天國定假日等等直接延長工時、降低薪水，犧牲勞方為資方減少人事成本的荒謬政策。在更遙遠的戒嚴時代，黨國威權則在各級生產事業扶植御用工會，不讓基層工人爭取權益；甚至在《工會法》中設置世界最難的罷工門檻，限縮勞工團體的爭議權與影響力。所有歷史的沉澱物形塑了今天台灣工人的職場環境，以及那些被勞工的噤聲與無力給慣壞了的雇主。
曾經我也期待黨外出身的民進黨執政以後能帶來改變，可是，新政府不只是延續國民黨砍七天國假、損勞方利資方的政策方向而已，當蝶戀花事件、國道翻車事件、全聯員工過勞死等不幸事故不斷發生，民進黨政府一如老國代，竟利用國會絕對多數的優勢強行修改《勞基法》，讓單月加班工時可以合法延長，讓雇主可以用更少的成本要求勞工密集上班。美其名曰彈性，實際增加過勞風險，這幾週，新聞上又出現過勞駕駛的司機車禍撞死警察的不幸事故。
更悲哀的是，民進黨在工會政策方面也緊跟著國民黨的腳步。華航罷工以後，民進黨立委多次放話修法進一步提高罷工門檻，讓合法罷工更難發生。而當華航的改革派工會幹部透過員工選票，一票一票取得企業工會的領導權，民進黨政府並沒有保障這個自主化以後的工會，相反，新政府所安排的管理者打壓工會更為強硬。華航幹部一個一個被記過、調職；發行工會刊物被提告加重毀謗；會員代表在工會的網路社團發表言論，竟遭公司送到評議會，準備懲處。這跟當年國民黨對工會的控制，根本目標一致，民進黨已站到當年黨外運動中自主工會的對立面。
在基層，我看到的是新政府拿著國民黨過去用來對付勞工的手段，繼續對付勞工。以黨外運動後繼者自居的民進黨，拿著國民黨製造的工具，違背了民主主義與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的核心價值。不管執政黨是藍是綠，同樣壓榨勞工，並且用強硬手段阻止工會自主化。兩黨共構出另一種無視基層聲音、漠視改革訴求的社會體系，過去是一黨專政的威權，現在是兩個政黨，看似可以選擇，卻用一樣的方法來對付勞工。
工運參選才能改革政治
台灣目前的政黨政治已容不下民間基層的聲音，在反對《勞基法》修惡運動的過程中，勞工立場的進步觀點，媒體再怎麼報，喊得再大聲，全是「錄音帶」，根本影響不了立法院的決策方向。而議會之外，在反修法運動的過程中，不論是自主工運的南北串連大遊行、工人代表的絕食抗爭、五一平台動員癱瘓忠孝東路、第四月台的臥軌行動、台北青年的城市夜行，抗爭強度這麼高，卻全不足以動搖國家的政策方向。當執政者決意制度性地提高對勞工的剝削，工運拿它沒辦法。
有些佛系運動者主張政黨政治與選舉活動是有錢人和財團的遊戲，工運該碰都不碰，只要透過街頭抗爭施加足夠的壓力，時候到了，自然影響政策的走向。這是錯誤的，因為來自街頭的影響有其極限。如果要靠純粹抗爭來擋下賴清德內閣的鐵腕修惡《勞基法》，如同去年11月工鬥有一篇文章指出，恐怕需要一次「全島總罷工」。這在當時當然不可能發生，然而，這不只代表自主工運的實力不夠，你也不可能每逢政策變動就總罷工一次。
因此，不管抗爭實力累積到何種程度，自主工運終究需要政治上的實質影響力，而取得這種影響力的第一步是選舉。如果沒有這份影響力，每當工運不足以發動足夠強度的抗爭，譬如全島總罷工，就只能任由當權者決定政策的走向，然後大家一起在街頭上擁抱痛哭哀嘆勞工自己不爭氣。而那決定了一般勞工勞動條件的《勞基法》、影響了勞工團體實質力量的《工會法》，全部任由藍綠兩黨刪來改去，拿去做他們的政治交換。
台灣的兩黨政治已經出現僵化、封閉的性質，且越來越嚴重地向財團傾斜，在排除基層勞工聲音的同時，將社會資源輸送給財團，而不是更有需要的弱勢者。當一黨獨大變成兩黨獨大，放眼中央與地方找不到完全獨立自主的政治力量，台灣只剩下大拜拜似的、形式上的民主，無助於反映基層的需要、提高大家的生活品質。這種虛假的民主政治需要有人改革，而改革不可能來自國民兩黨或其隨附小黨，只能來自藍綠以外。
自主工運現在是要回頭期待國民黨，還是要繼續年年含淚投給民進黨，還是有人不顧成敗、跳進去投入政治改革？
兩黨之外的政治集結
用傳統左翼的語言來說，「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誰先誰後，不該是一組「雞生蛋或蛋生雞」的問題，而是辯證性的。現實地看，在今天如果沒有經濟鬥爭而只投入政治，便會陷入藍綠對立的框架，或者靠這黨，或者靠那黨，而當藍綠兩黨都要修惡《勞基法》，就只能「大悲無言」；如果單純地做經濟鬥爭而放棄了政治，每當重大政治議題來襲，或者遇到地方資源的分配問題，工運力量便會在藍綠勢力的拉扯之下分化。
在維持戰鬥工運路線的前提下，眼前的問題不是現階段該搞政治鬥爭或者經濟鬥爭，而是在兩者並行的同時，如何真正擴大自主工運的政治影響力？
回顧解嚴前黨外運動的歷史，在國民黨一黨獨大的時代，一群被當時政治體制給排除的「黨外」聲音如何逐步取得政治影響力？那是有許多人在拒不加入既存國民黨的情況下前仆後繼地投入選舉，不計成敗，只為了讓大家知道台灣需要有不同的聲音進入政治領域。當年的黨外候選人多半標榜「無黨無派」，其目的為反映當時代議政治所無法容納的民間聲音。縱使沒有選上，也要立下標竿，讓大家知道參與政治不是不可能，而是一件可以做、可以嘗試的事情。
1973年「黨外四人聯合陣線」聯名參選市議員，全部落選，卻為後來民間力量的政治參與開闢了道路。而當各地參選的人越來越多，1977年便發生了黨外人士大串連的情勢，直接造成黨外勢力取得縣市長、省議員與台北市議員的多名席次，凝聚了主流政黨以外的政治力量。我要問的是，這種各方勢力在既存代議政治以外分別投入選舉，從而拋磚引玉，後續擴大串連，從而改變台灣代議政治體質的大戰略在今天是否仍有參考價值？
「民主要制衡，制衡靠黨外」是當年的口號，目標在於透過參選改革代議政治的體質。如果那段歷史是有參考價值的，現在2018年，自主工運應該盡可能多一些人在各地投入選舉，讓台灣各地懷抱改革理想的人看到站在勞工立場投入政治的可能性，才可以期待台灣左翼下一波在「黨外」的串連與集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