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牆如何模糊了同性戀解放的真正歷史

在美國GLBT（男同性戀／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的通俗記憶中，1969年6月的「石牆暴動」不僅是重大事件，更是運動的奠基神話，是無數紀念演講、電視節目、藝術創作、文章、電影、甚至專書的主題。

淺白直述也好，精闢細琢也好，幾乎在所有這些敘事中，石牆暴動的意義都是一致的：這就是我們美國GLBT人群以肉身對抗壓迫的第一戰，這就是我們抗暴傳統的源起，而且也是所有美國GLBT甚至全球認同GLBT的人所共同繼承的遺產。

近年來，美國政府的官方記憶也開始重視石牆事件。奧巴馬總統至少有兩次在公開場合講述了石牆故事：2009年6月，石牆暴動40週年，奧巴馬在白宮演講時語帶敬意的重述了石牆抗議者「堅守立場」的故事；2013年1月，他在連任就職演說中點出了美國民主進程的重要事件，石牆酒吧也與19世紀美國女權運動發源地塞尼卡瀑布城1（Seneca Falls）和1960年代黑人投票權運動聖地阿拉巴馬州塞爾瑪城2（Selma, Alabama）並列。

歷史學家當然也會努力打磨與框限石牆敘事。其中最知名的就是John D'Emilio，他認為石牆事件有其遠因，因為早在1969年之前，美國的同性愛組織至少已經有了大約40年的歷史，像是「馬太辛協會」（Mattachine Society）和「碧麗提絲的女兒們」（the Daughters of Bilitis）這些組織都曾在美國GLBT人群中建立起聯結感、共享友誼和共同目標，被視為是自我肯定和積極抗爭的動力源頭。歷史學家Marc Stein等人也顯示，有些同性愛組織早在石牆事件之前就採取過激進行動。歷史學家（特別是Susan Stryker）更指出，在石牆事件以前，洛杉磯和舊金山也發生過零星的騷亂。

儘管歷史記錄面對這些修訂，石牆的敘事仍然穩定的以其巨大、超級重要的意義根植於通俗記憶裡，掩蓋了同性戀解放運動幾乎所有的面向，使後者的整個精神世界──它的思想、價值觀、態度、困惑和抱負──都在石牆敘事中消逝。唯一留存的只剩下同性戀解放運動積極反擊的動力和精神。

還有另一個關於GLBT政治史的流行敘事，比石牆敘事更受到學者偏愛，並且在美國許多學術寫作和新聞報導中時而被暗示、時而高調現身，我稱之為「公民身份」的敘事，在這個敘事裡，石牆騷亂全面隱退，甚至完全沒被提及。這個敘事強調的遠大目標是GLBT得到完整美國公民身份，而公民身份被理解為一組權益和權利──例如能夠自由活出個人的性取向和性別認同而不被逮捕的權利、收養孩子的權利、服役的權利、在就業和住房上不遭受歧視的權利、免於仇恨暴力的權利，以及結婚的權利。

這個公民身分敘事認為，從大約1948年開始，公民權利和權益就已經成為神聖的目標，追求的行動則有時低調可敬，有時強勢要求。照這個敘事，同性愛組織在石牆事件以前就已經開始尋求這個目標；同性戀解放組織則在石牆之後加入追求；今日的同性戀組織則也追求同一目標。這個敘事的基調因此不再是1969年的激進行動，而是對完整公民身份的持續追求。

公民身份敘事很明顯有別於石牆敘事，但兩者並非不相容。它們實際上有很多共同之處：兩者都支持或正當化今日美國GLBT的政治行動策略；兩者也都使得這種政治行動看來符合GLBT過去的歷史，畢竟今日的運動確實混雜了對自我的堅持肯定，以及對完整公民權利的追求，特別是結婚權。此外，這兩個敘事還有另一個共同點：它們都模糊了美國同性戀解放運動者的心理世界。

以石牆暴亂之後不久在紐約成立的第一個同性戀解放組織為例。其成員當時自我命名為「同性戀解放陣線」（Gay Liberation Front, GLF），這個具有挑釁意味的命名遙指的是「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和「越南民族解放陣線」，後者在越戰中正是美國的敵人，然而同性戀解放陣線成員正以這個命名來宣告，他們在當時的戰爭中選擇和「越南敵人」站在一起。面對這個史實，要是仍然把同性戀解放陣線成員收進一個追求完整美國公民權利和權益的運動裡，那就等於湮滅了他們特有的政治願景。

我並不是說公民身份敘事講錯了，它確實有一定程度的說服力，尤其在反映1980年代之後的發展上。但是我真的很訝異於這個敘事所略過不說的部份，就像石牆敘事所掩蓋的部份一樣。有時我覺得這兩個敘事在生產記憶和理解的同時，也生產出同樣多的遺忘和無知。

然而，要想為美國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同性戀解放運動份子的心理世界找出一個共通焦點，卻並不容易。他們都沒有寫過什麼系統性的社會理論，很少人寫過完備支撐的論證，其想法和信念只能從流通的小冊子、宣言、海報、回憶錄、口號，以及他們創立的社區報、參與的示威、製作的藝術品、以及他們自己創作並享受的小說、詩歌、戲劇和色情中推演出來。更困難的是，同性戀解放運動份子在很多議題上都有不同意見，特別在是否要投入黑人解放運動、女性主義運動、古巴革命等議題上都曾經有過激烈辯論。

此外，同性戀解放運動在組織上也形成諸多分裂。第一個同性戀解放陣線小組在紐約市成立後，數十個類似組織在美國各地迅速崛起，各自的興趣和優先議題都不相同。除了同性戀解放陣線之外，還出現了其他解放團體，其中以也是在紐約市成立的「同性戀行動份子聯盟」（Gay Activists Alliance, GAA）最具影響力，而且各地也很快成立了許多聯盟小組。這些同性戀解放組織在階級、種族、民族、宗教、性趣、年齡和性別方面都有很多差異。

儘管有著多重而混淆的分歧，同性戀解放運動份子幾乎普遍共享某些觀點與態度。我將簡要介紹其中三個。

第一、暗櫃：我們現在已經習慣於將「暗櫃」當成一種描述GLBT因自保而隱匿身分的修辭。我們以為這個說法從來就有，事實上，它從1960年代開始才在口語中出現，不少歷史學家（包括George Chauncey和Craig M. Loftin）都證實，之前並沒有我們現在熟知的GLBT「暗櫃」說法。對美國同性戀解放運動份子而言，這個新出現的口語概念十分關鍵，因為可以立刻利用它來描述自己最主要的訴求：我們要「出櫃」。

大家可以想像「暗櫃」一詞的巨大力量。在它還沒出現時，GLBT份子的自我隱藏很容易被理解為一種明智的審慎，然而一旦「暗櫃」概念通行起來，那種自我隱藏立刻就有了新的不同意義：暗櫃是個黑暗的地方──充滿限制、沒有空氣，令長時間待在裡面的人窒息。如果「暗櫃」就是隱藏自我，那麼人們需要呼吸、需要無拘無束的生活，就一定要拋棄它、離開它。

沒人能準確說「暗櫃」是何時在何種情況下被發明出來或首次使用，然而在公共領域裡，它第一次明顯而有影響力的出現在一首詩中，那就是Frank O'Hara的《頌歌：向法國黑人詩人致敬》（"Ode: Salute to the French Negro Poets"）。O'Hara於1958年寫了這首詩來向展現黑人性（négritude）的詩人和詩歌致敬，特別是馬提尼克島詩人Aimé Césaire及他偉大的史詩《回歸本土的筆記本》（Cahier d'un retour au pays natal）。就在這個致敬的時刻，O'Hara提到了美國的男同性愛情。O'Hare如何遇到Césaire？為何Césaire對他那麼重要？為什麼Césaire的史詩讓他想起美國的男同性愛？這些問題都值得另外處理，在這裡我只想指出O'Hara的詩為當時第一批關注同性愛的讀者提供了什麼：總結來說，在美國，同性愛是「被詆毀的」，因此美國GLBT人群往往從「青少年」時期開始便以「沉默」隱藏自我，作為回應。這種沉默在現實生活裡剝奪也否定了鮮活的生命，有時還要求以「血」作為代價，現在則被描述為一種暗櫃。

O'Hara的暗櫃比喻之所以風傳各地，首先是透過他的朋友，其中很多都在紐約的文化產業裡工作，他自己1960年出版的重要文選 《新美國詩歌》 （New American Poetry）也幫助了這個概念的擴散。在接下來的10年中，「暗櫃」在GLBT通俗用語中被廣泛採用，因為「暗櫃」很容易和另一個歷史悠久的白話說法「出場」（coming out）連結起來。「出場」原本用來形容「初入社交圈的少女」，George Chauncey的研究顯示，這個名詞在20世紀初期指的是個人在化妝舞會中的打扮呈現，後來才變成在性／別不馴人群中的自我呈現。「出櫃」說法則把「暗櫃」和「出場」接合起來，迅速受到歡迎，也以此改變了出場的意義：現在，出櫃就是在公眾面前脫去那剝奪生命的沈默。

「暗櫃」的說法顯然被認為比另外兩個含意差不多但現在已經很少人用的語詞要來得可取：一個是「罐頭水果」（canned fruit）3，另一個則是「嫁妝箱娘砲」（cedar-chest sissie）4。畢竟水果和娘砲都是明確指涉男同性戀的貶抑語詞，暗櫃則沒有設定性別，而且只有在描述自我限制的狀態時才帶有貶意。

1970年代中期，同性戀解放運動逐漸退潮，一些GLBT人士開始批評解放派的出櫃論。1980到1990年代，批評的聲浪越來越高，有些人說，很多人在性傾向或性別方面（或兩者）有極大的流動性，無法誠實的出櫃成為單一身分；另外一些人說，很多人對種族、宗教或家庭十分投入，因為這些原因而無法出櫃；還有些人說，出櫃的動作錯誤地假設人類都有需要被挖掘和揭露的深層內在，這根本就是想錯了。­

最後這個特別在1990年代之後常常聽到的批評，可能會讓大多數同性戀解放運動份子感到困惑。我找不到任何證據顯示同性戀解放運動曾把出櫃視為一種深入內在自我以尋找真相的旅程，他們其實認為出櫃是從一種有意採用的沉默中釋放出來。對他們而言，出櫃還有另一個重要意義：它是建立政治運動的必要手段，因為運動的成員都需要能公開站出來，事實上，同性戀解放運動份子最喜歡的口號就是：「走出衣櫃，走上街頭」。

第二、違抗：從1965年到1969年，這5年裡每逢7月4日就會有一群女同性戀和男同性戀組成臨時小組，聚集在費城自由鐘所在的獨立廳外遊行，因為鐘上刻有一段來自聖經舊約《利未記》的詩句：「向各地所有居民宣告自由已然來臨」。遊行隊伍恪守中產階級的得宜禮節，靜靜地舉著標語遊行：「美國同性戀仍然無法享有作為美國人的神聖權利」。這個遊行被稱為「年度提醒」（Annual Reminder），它最後一次舉行就是在石牆暴動和第一個同性戀解放運動團體成立後幾天。

參與過「年度提醒」的同性戀解放運動份子其實不滿於這樣安靜的遊行，於是有些人決定設計另一個每年舉辦的遊行，但是日期設在6月的最後一個週末，以慶祝石牆暴動，而不是在傳統美國國慶的7月4日。這個遊行於1970年首次在紐約市舉行，命名為「克里斯托弗街解放日遊行」（Christopher Street Liberation Day Parade），現在仍然每年舉行，但是被稱為「同性戀驕傲遊行」或簡稱「驕傲」。類似的遊行在不同時間於全世界約140個地點舉行，這些遊行展示的是GLBT的驕傲存在；但是在美國，至少一開始的時候，遊行的意義遠不止於此：它企圖將國定假日置換為同性戀展現驕傲的適當場合。遊行的緣起和意義現在看來或許已經被模糊或遺忘，但是想要理解當年同性戀解放運動份子的政治，就不得不回顧這個起源。

同性戀解放運動份子雖然退出了「年度提醒」遊行，不願在7月4日美國國慶日這個充滿象徵意義的日子裡在自由鐘前禮貌的請求政府推動轉型正義，然而他們並沒有背叛美國，但是她們也絕不會以美國政府或社會為傲，反而希望公開表達這種不滿。他們覺得有必要而且有正當性公開而鮮活的展示自己違抗的態度。至於這個違抗的意義究竟是什麼，當然各方有著不同看法，一些同性戀解放運動份子認為，放棄年度提醒並建立新遊行，意義很簡單，就是：不要再客氣禮貌地請願！可是對其他人而言，新遊行的重點是要以憤怒和鄙視來批判美國的政策作為。這些同性戀解放運動份子甚至有時在拼寫美國（譯註：America）時以"k"取代"c"，從書寫方式來表明他們有多憤怒和鄙視。

團結這些同性戀解放運動份子的，並不是政治綱領。他們對美國的錯誤和失敗何在，對怎麼做才可以扭轉局勢，都沒有統一的理解，但是他們的政治情感模式仍然將他們團結在一起，這種情感模式就是違抗，而且違抗的對象通常就是美國政府。因此他們才照「越南民族解放陣線」將自己的組織命名為同性戀解放陣線（GLF），將國慶日視為舉辦驕傲遊行的正確場合並且鼓勵出櫃。這種種都展現了他們的違抗精神，就連「同性戀活動份子聯盟」成員在遊說紐約市議會時，雖然採取了溫和策略，他們的舉止表現還是違抗的，而非妥協的。

第三、認可：1960年代末，同性性行為在大多數美國司法管轄區裡都是非法的，跨性別的某些自我表達行為也是違法的，而上述兩個範疇裡的各種行為都普遍的被大眾厭棄：教會和猶太教堂譴責同性性行為是罪惡，精神病學家和精神分析師稱它為疾病，幾乎沒有幾個美國學者或公共知識分子提出積極的評價。GLBT的行為從來沒有得到任何美國主要建制的認可、支持、甚或容忍──這無疑是造成同性戀解放運動份子採取違抗態度的原因之一，也是GLBT份子（特別是解放運動份子）寄望在他們想像的社群中為彼此提供認可與支持的原因之一。

於是有些人組成或加入了意識提升團體，這些群體對女同性戀者來說尤其重要，Esther Newton和Shirley Walton都顯示，群體「為成員提供了更強的自我接納和自我價值」。另外一些同性戀解放運動份子組成或加入了各種集體生活，以公社的共居方式實際給予彼此支持，堅定維持政治立場。紐約市的一個團體稱自己是「街頭變裝行動革命份子」（Street Transvestites Action Revolutionaries, STAR），在一個拖車上建立了第一個家，後來才搬到格林威治東村的違章房。還有一些人開辦或投稿同性戀解放運動的報紙和雜誌，所有這些出版品都旨在促進讀者之間的對等互動與信任感。

在同性戀解放陣線出現前，GLBT人群不斷尋找認可的支持。他們在柏拉圖 （Plato）、莎芙（Sappho）、惠特曼（Walt Whitman）和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等文化英雄身上，在更早的古羅馬或17世紀英國社會中試圖發現、建構或幻想同性戀。而在同性戀解放陣線時期，人們對自身歷史的宣告也越來越膽大與堅定。

例如，有一本成立於1964年同性戀解放運動時代之前的男同雜誌《鼓聲》（Drum），其名字引自梭羅《湖濱散記》中一段著名的話：「如果一個人不與他的同伴亦步亦趨，那可能是因為他聽到的是不同的鼓聲。那麼就讓他踩著自己聽到的樂聲前進吧。」1971年，同性戀解放運動時期成立了另一本皮革同性戀雜誌《鼓手》（Drummer），也是從同一段引文衍生出自己的名稱，而且經常重印這段引文，有一次甚至還放了一張壯碩皮革同性戀者裸露生殖器的配圖，圖中人物斜倚在椅上，手中正在讀的書顯然就是《湖濱散記》。在Marc Stein最近重印的一張大海報中，《鼓聲》（開玩笑地）稱梭羅的引文段落為「男男約會」5，《鼓手》則更積極的提供了那場約會的男性形象。兩本雜誌都採用梭羅的文字來鼓勵讀者按著個人意願塑造自己的情色生活，而這樣的引用給予讀者的鼓勵意義特別深遠，因為它來自一本備受推崇的文學經典，而推崇這本著作的國家卻根本蔑視GLBT人群。

在同性戀解放運動份子身上，對於認可的渴望是一個深刻但是很少被承認的感受。那種渴望正構成了他們違抗精神的反面。

上述三點（暗櫃、違抗、認可）只是同性戀解放運動份子的一部份共通性，他們對政治犯、友情等等議題仍然有著各自獨特的觀點，可惜這些差別與分歧也打散了他們。同性戀解放運動在1970年代中期風起雲湧，又逐漸消退。在對當代GLBT政治文化的影響中，它似乎繼續存在，然而我們所熟悉的那兩個GLBT歷史敘事──石牆暴動與公民身份──正在持續淡化這個影響。

• 1.【譯註】1848年7月19-20日，以女權為主題的「Seneca Falls會議」在紐約州召開，會議的組織者有不少是當地基督教貴格會（Quakers）的女性信徒，主要討論女性的財產權和女性在教會中的地位。這個會議被視為是美國女權運動的開端。
• 2.【譯註】1960年代美國黑人積極爭取憲法賦予的投票權，但是即使1964年民權法案通過，終止了種族隔離，黑人的民權仍然不得實現，而且所有的抗爭都遭遇警方暴力以待。1965年非暴力運動組織者三度率領群眾從Selma步行到87公里外的阿拉巴馬州首府Montgomery，要求平等的投票權，最後一次陳抗聚集了兩萬五千人，該年夏天，投票權法案終於通過。
• 3.【譯註】英國在1965年才通過法律讓同性性行為除罪。在此之前，同性戀必須隱匿其身分，採用各種暗語溝通。舞台喜劇演員使用的Polari語就成為同志圈裡常用的通俗暗語。Polari語稱呼男同性戀扮裝皇后為「水果」（fruit），因此「水果」便成為男同性戀的代語，「罐裝水果」則強調其把自己封裝起來不現身的狀態。
• 4.【譯註】西方年輕女性往往會自備杉木製成的嫁妝箱，裝入出嫁時的衣物和婚後用品，杉木則可以防蟲去霉。這個女性專用之物在這裡被用來嘲諷男同志不夠陽剛。
• 5.【譯註】"mandate"原意為「要求」，但是如果把字拆開，就會有2000年新詞（neologism）「兩個男性約會」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