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在台灣，瑞典往往被認為是社會福利國家的典範，「北歐模式」更是各種政策的借鏡。不過，9月初瑞典舉辦國會大選，反移民的極右派勢力崛起，這樣的結果卻與上述認知大相逕庭。多數報導將此歸咎於「難民」問題，但是正如本文指出：今日瑞典的政治僵局，與該國引進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數十年脫不了關係，右翼民粹只是資本主義失敗的產物。瑞典「第三條路」的神話，事實上早已破滅。
原文標題"Sweden in Deadlock"，刊載於作者個人部落格。
瑞典一直是「混合經濟」（mixed economy）與社會民主國家的模範生。在瑞典，資本主義被「打造」成適合福利國家的模樣，多數人都能享有平等、尊嚴的工作與生活條件。但是，2018年的大選卻為這套說法劃下句點。
在昨天（譯註：9/9）的選舉結果裡，最大力支持「混合經濟」的瑞典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s），僅以28%的得票率保有國會最大黨的地位。這是該黨自1908年以來得票率最低的一次選舉。最主要的挺商政黨「瑞典中間黨」（Moderates），得票率也跟著下滑，來到19.7%。在這兩個交替執政數十年的政黨之間，半路殺出了瑞典民主黨（Democrats） ——矛盾的是，這是一個以新納粹主義為基礎的反移民政黨。該黨於此次大選中獲得17.7%的票數。中間偏左與左派小黨的得票率也提高了——瑞典左翼黨的得票率躍升到8%，中間派的瑞典綠黨則被全面碾壓，幾乎未能取得進入國會所需的4%門檻。社民派與挺商派這兩個聯盟各自拿到4成選票，使得民主黨在新一屆國會佔據權力平衡的位置，形成今日的僵局。
無論如何，認為瑞典模式是「不受約束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與「奉行控制經濟的專制共產主義」間的「第三條路」，根本就是幻想。瑞典工運在20世紀早期取得的偉大成就已逐漸被逆轉。戰後（由少數家族把持的）工程與製造業的部分利潤轉向公共服務的趨勢，已經在數十年前停滯。如同其他資本主義經濟體，瑞典自1990年代中期起開始執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包含自由市場的回歸、富人與企業的低稅額、福利國家政策與實質工資的削減、不平等加劇等等。
為什麼瑞典引進了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呢？和其他的資本主義經濟體一樣，瑞典的資本利潤率在196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中期急劇地下滑。在信貸繁榮的破滅和重大的銀行業危機後，瑞典最著名的製造業部門大幅衰退。就在那時，瑞典的社民黨與中間黨等兩大國內政黨，堅決以犧牲福利國家與公共政策為代價，採用了振興資本獲利率的政策。
比起英美，瑞典的收入和財富分配可能更為「平等」，但骨子裡卻非常不平等。1990年代起，瑞典不平等發展的速度，比任何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還快。2012年，收入前10%的人的平均收入是收入後10%的人的6.3倍。這已經高過2007年的5.75倍，在1990年代，這個數字則是4倍。瑞典收入在前1%的人，他們的稅前收入總額佔全體國民稅前收入的份額，在1980至2012年間幾乎翻了一倍，從4%提高為7%。若包含資本收益在內，他們的收入所佔份額在2012年時更達到9%。與此同時，所得稅率的最高級距（top marginal income tax rate）卻從1979年的87%，調降到2013年的57%。
在瑞典，正如同其他多數的北歐國家，整個1990年代的賦稅改革（例如減少資本利得稅、降低或廢止富人稅）降低富有家戶的稅務負擔。與此同時，這些國家也刪減了給予窮人的福利。
罕為人知的是，瑞典早已不是「國家供給」（state provision）的典範。該國是私部門提供公共服務的世界先驅，經費則來自政府支出。全瑞典約有1/3的中學是所謂的「免費學校」，其中大部分是由營利公司所經營；大約4成的初級醫療保健服務提供者是私人所有。公共供給由私人外包，對服務和商品的品質不利。瑞典的學校已從國際評鑑的全球最優「脫穎而出」，成為「最平庸的學校」之一。
民主黨循著所謂「民粹主義」（populism）的模式崛起，我們已在德國、法國、義大利、丹麥、其他歐盟國家，以及英國脫歐和川普執政的美國裡見證過這套模式。這是接連在1960年代中期「黃金時代」（Golden Age）、以及特別是在經濟大衰退與長期經濟蕭條之後，資本主義失敗的產物。
瑞典的資本主義，有點類似（規模比較小的）德國，自2008年起，已經比多數其他資本主義經濟體來得好一些。但即便是瑞典，過去數十年來——特別是2008年後——經濟成長率也面臨停滯。
縱使瑞典的失業率低於歐盟的平均標準，但官方的統計數字把那些從事政府提供的工作計畫（這很「德國」風格），還有正在領取病假津貼的人給隱藏起來了。正如德國一樣，特別是在某些小城鎮裡，瑞典的許多工作深陷低薪和「不穩定」（precarious）的處境。而且，補助醫院、學校、住宅、老年年金以及交通的許多重要公共支出也都被大大地刪減了。
還有就是移民問題。超過六十萬來自西亞的移民，在敘利亞／伊拉克的災難後進入瑞典（參考下圖）。許多移民是年輕的單身男性，他們的到來，替資本主義企業與政府部門克服了低技術工作急迫的缺工問題。但是，瑞典每單位人口中的移民數量已經遠超過其他歐洲經濟體，並對飽受新自由主義手段摧殘的公共服務造成更大的壓力。
同時還有因低利息與信貸而起的大規模購屋熱潮，中產階級與上層階級因此得利，但工人階級與移民卻還得為合宜的住宅拼命掙扎。（參考下圖）
雖然瑞典的經濟成長率仍快過歐洲大部分地區，但卻高度仰賴世界貿易的增長與歐洲經濟活動的強度。過去，瑞典經濟曾受益於1980年代信貸促成的消費熱潮，如今，移民工帶來的額外價值也推動著經濟再次發展。
伴隨著銀行業的繁榮，斯德哥爾摩有著全世界第二蓬勃的住宅市場。瑞典各銀行的現有資產是全國GDP的4倍之多，僅次於瑞士。這狀況宛如1980年代捲土重來。
雖然實質GDP成長每年超過3%，但若排除移民工對經濟的額外貢獻，每人的實質GDP成長會掉得很低（在2017不到1%）。根據瑞典國家經濟研究所（Swedish National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的報告，2016到2026年間的每人實質GDP成長率僅為1%。
瑞典的小城鎮面臨的是低工資、更糟糕的公共服務，還有新移民的遷入。這是孳生瑞典民主黨「瑞典人的瑞典」（Sweden for Swedes）的背景——當中蘊含的種族主義與國族主義訊息不言而喻。如今瑞典社民黨正為過去20年來所支持的資本主義與新自由主義政策，付出慘痛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