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1971年，本文作者多夫曼（Ariel Dorfman）共同著作的《如何閱讀唐老鴨》於智利出版，批判世界聞名的卡通人物唐老鴨，如何作為美國文化帝國主義的代言人，並且揭露迪士尼卡通作為「意識形態工業」，一方面詆毀拉美馬克思運動與社會主義革命，另一方面對第三世界孩童灌輸美式拜金、競爭、享樂的價值觀，塑造「自我殖民」的心靈弱智狀態。1973年9月11日，在前美國總統尼克森的支持下，皮諾契特發動軍事政變，推翻經民主選舉產生的阿葉德社會主義政府，智利此後經歷16年的獨裁統治，多夫曼本人也被迫逃亡。
45年後，美國對於不願俯首稱臣的國家，動輒祭以經濟制裁、資助反對勢力，甚至遂行軍事介入，相似的歷史情節持續於亞拉非各地上演；大眾媒體也自甘淪為帝國主義發聲筒的角色，在尼克森所謂「積極創造政變環境」的過程中發揮關鍵的作用。無怪乎多夫曼感嘆，川普掌權的「前法西斯主義時代」中，世界局勢令人聯想起皮諾契特統治下的智利。
原文標題"How we roasted Donald Duck, Disney's agent of imperialism"，刊載於英國《衛報》。
當我看到《如何閱讀唐老鴨》（How to read Donald Duck）——我與比利時社會學家阿芒・馬特拉（Armand Mattelart）合寫的著作——被智利軍人在街頭上燒毀時，我大可無須如此驚訝。1973年9月中旬，該國總統薩爾瓦多・阿葉德（Salvador Allende）剛被軍事政變所推翻，終止了他以和平手段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實驗。
我在某個安全的住所，親眼目睹自己的著作和其他數百本顛覆性的禁書，被送入審判的火堆之中。我之所以要躲起來，除了因為熱情參與剛被推翻的革命政府，還因為唐老鴨這本書引發智利新政府與其右翼公民同路人的仇恨。
我們收到了死亡威脅，有個憤怒的女人試圖用車輾過我；鄰居和他們的小孩對著我與妻子安潔莉卡（Angélica）位於聖地牙哥的房子丟擲石塊，並大喊「唐老鴨萬歲！」後來我也發現，這本書第三刷的5,000本書，被智利海軍從倉庫中帶走並丟進瓦爾帕萊索灣（Valparaíso）。
我們幹了什麼，招致如此敵意？
阿芒和我譴責華特・迪士尼（Walt Disney）是美國文化帝國主義的代理人，並將帝國主義體現在唐老鴨的生活、冒險與惡行之中。然而，唐老鴨卻被看作一個無害的偶像，並是當時世界上最受歡迎的角色之一。我們詳細研究數百幅在智利報攤與其他國家售出數百萬份的迪士尼連環漫畫，試圖揭露這些看似純真、非關政治的故事所蘊含的意識形態訊息。
我們希望智利的讀者能夠理解，迪士尼的人物所灌輸的價值，對於將他們自數個世紀的剝削中解放出來的革命而言，非常不友善。這些價值包含：競爭優於團結、偏見好過批判思考、服從勝於反叛、家父長專制而非抵抗、金錢比同情心更重要的價值標準。
我們認為，光是改變有利於少數富人及其國際企業友人的經濟與社會結構還不夠；了解我們國家昔日的統治者，如何將這種征服妝點得看似正常、自然且良善，也有其必要性。他們暗中向我們推銷美式的成功與富裕模式，並將其作為貧窮與發展不良的解方。事實上這並非正解。
正如智利的銅礦與其他自然資源必須重新國有化，我們的夢想和期待也是如此。我們必須奪回主控權、建立新認同，並且設計新的娛樂形式。我們著作的目標是要挑戰美國輸入的威權主義情節，並為我們原生的故事開創更多空間。
在上述簡略的說明中，《如何閱讀唐老鴨》看似是又一個沈悶、學術、充滿行話的左翼符號學運動，譴責布爾喬亞、資本主義與新殖民主義的文化輸入。雖然阿芒和我確實是大學教授，我們的研究也以塞萬提斯（Cervantes）、莎士比亞、艾可（Umberto Eco）和葛蘭西為基礎，但是本書以一種容易理解、有趣，嘲弄且活潑的語彙來抨擊唐老鴨。
我們利用迪士尼的卡通，顯示唐老鴨家族中潔淨且壓迫的性與性別、展現第三世界人民如何被描繪為野蠻人和白痴，以及總是投資者而非工人創造財富，並且帶著種族偏見描繪惡棍。在迪士尼卡通裡，女鴨子輕佻地擔心她們的美貌，卻莫名地去性慾化。（黛西：「如果你今天午教我溜冰，我就會給你任何你一直想要的東西。」唐老鴨：「你的意思是⋯⋯？」黛西：「給你⋯⋯我的1872年硬幣。」）另外，唐老鴨的姪子杜威（Dewey）在學校玩遊戲時，表明自己長大之後的理想工作是「成為一名銀行家！」，另一個姪子修伊（Huey）也說，「我會假裝自己是大地主，有很多可以賣的土地。」另一個例子是吹噓自己國家很現代的巫醫，因為這個國家「有電話。唯一的麻煩是只有一條線路，就是世界貸款銀行的熱線。」
我們想讓這本書跟我們貶低的唐老鴨一樣有趣，決意與我們試圖糾正的故事一較高下。也許正是因為這種喧鬧、諷刺的語氣，激怒了那些將迪士尼捧為道德完人、健康的純潔王者、擁有通往魔法王國與永恆童年鑰匙的叔叔的捍衛者們。難道沒有任何事物是神聖的嗎？
這本書有其實用目的。有史以來，左翼的阿葉德政府首次掌握了廣電資源（電視台、電影製片廠、雜誌還有大型出版社），得以創作屬於自己的大眾媒體故事。推廣另類敘事的其中一種方式是：揭示支配文化如何操縱和誘惑消費者的策略。基於此點，《如何閱讀唐老鴨》也是在讓智利變得更公平的鬥爭中，解放工人、學生和知識份子的工具。
這本書因此具有某種反常的意義。一本作為阿葉德革命遺產的書，遭受這種程度的暴力，代表的是智利的新軍事統治者，正對許多社會主義政府的支持者犯下暴行。本書現實或潛在的讀者，泰半都被處決、虐待、流放和監禁（為了監禁遭罷黜總統的眾多支持者，好幾個足球場被改建為集中營）：透過教訓這些新興人民，確保他們再也不敢想像一個不同的世界。
然而，文字總是有超越打壓和審查的力量。雖然《如何閱讀唐老鴨》在智利被燒毀、湮滅、查禁，但我和阿芒帶著我們的家人與著作一起逃亡後，卻發現這本書最終在智利之外重獲新生。它被藝評家約翰・伯格（John Berger）譽為「去殖民指南」，並被翻譯成英文等數十種語言。
1975年，一間倫敦的小型出版社發行此書，並且試圖將4,000本輸往美國。然而，代表迪士尼的律師從中作梗，整批貨櫃被海關扣押。迪士尼的律師指控本書作者涉嫌盜版，因為我們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複製了版權歸他們所有的圖像。透過紐約憲法權利中心（Center for Constitutional Rights in New York）的協助，我們贏得了訴訟，確立學者們可以自由與合理運用的代表性案例。
迪士尼可能輸了那場前哨戰，但到目前為止，它已在爭奪人類靈魂的戰爭中獲得勝利。如今，迪士尼是世界上最大的娛樂集團之一，並且持續併購其他公司（最近案例是二十世紀福斯）。我們曾強橫地威脅要把唐老鴨給烤了，如今唐老鴨卻似乎吃定我們，更吞噬了我們要留給孩子們的遺產。
雖然如此，本書如今在美國首次出版，並於英國再版，這或許證明：在川普、英國脫歐和民族主義復興的前法西斯主義時代裡，本書仍有重大意義。當前情勢發展都讓我們想起了皮諾契特執政下的智利。
本書是在10天之內，瘋狂地匆忙寫出；當時我們正處於一場寧靜革命，同時肩負其他迫切的任務。在這個新時代中，本書不會以相同方式被寫出來。現在，我試圖更留意文化交流的複雜性。事實上，智利等國的文化工作者所生產的作品，並非總是鼓舞人心；同樣地，並非所有自外國（包含美國）輸入的大眾文化商品，都是負面的。少數族群和女性主義者持續對迪士尼施壓，如今該公司已經有所演進，自詡捍衛LGBTQ的權利。
正如我在《朝南走，向北看》（Heading South, Looking North）這本阿葉德時代的回憶錄中所說，「在遙遠的土地上，數以百萬計的人民宛如空蕩蕩且純潔的容器，順從地等待帝國倒入它的歌曲」也許是一種錯誤的假設。「人們更像是一群難解、複雜且狡猾的生物，準備好挪用並奪取朝向他們而來的訊息。」
不過，我們在書中試圖戳穿的價值觀——包含貪婪、極端的競爭、支配一切的個人主義、對暗色皮膚人種的征服、對外國人和移民（墨西哥人、穆斯林與亞洲人）的嘲笑、對有組織的勞工的質疑、對奢侈消費主義的崇拜...，這些價值觀都被一種無法企及的虛假幸福信念所妝點——驅動著許多熱烈擁戴川普與其他惡霸領導人的支持者。這些領導者都承諾，他們將是帶來從未存在過的純淨、神奇世界的救世主。
雖然我堅持仔細審視迪士尼虛假的純潔世界，但今日對我而言最重要的、也是我全部書寫裡最寶貴的，正是這本書最熾熱的特質，也就是智利人民的喜悅。他們從不害怕向未來邁進，更敢於重新定義現實。在這可怕的危急時刻，或許我們的書，可以將這份喜悅的種子埋入為更美好生活而努力的鬥爭裡頭。對於處於危及的地球而言，這比所有過往任何時刻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