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紅了一陣子的「社會企業」，其宣稱想要解決的問題，在上世紀30年代以後的大多數時候，通常不被認為是「企業」該做的事。這些問題固然千頭萬緒，但是，在當時世界各地通行的各種政治思潮的主流想法中，解決問題的制度安排倒是單純：這些都是國家應該負責的公共事務。
在這些思潮中，舉凡教育文化、衛生醫療、住房交通與水電等基礎設施、農業改良工業提升等技術輔導、扶貧救濟等社會扶助措施，理論上都是一個良善而有能力的政府服務於人民的職能。
如何打造這樣的政府？如何讓它發揮這些為人民服務的職能？從哪裡取得公共支出的財源來支持這些職能？這些是政治問題，需要公共討論、公共決策。至於私人企業，它們的責任與功能應該僅僅是在政府制訂的法規框架之下，盡力牟其私利，倘若市場運作良好，它們的牟利行為會恰好服務消費者的需要，僅此而已。畢竟，私有企業的自由市場運作，在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的那場人為大災難中，可說是威信全失了。
當公共事務還是政府的責任
採取這種觀點的20世紀政治力量不僅僅是共產主義陣營或西歐北歐社會民主黨派，在二次大戰中覆亡的法西斯陣營也多半如此。連美國這個高度信仰企業自由的國家，從小羅斯福政府試圖對付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的一系列舉措以來，對企業經營都是層層管制，而重大新興事物多半由各級公部門機構來規劃執行：從建設縱橫全國的高速公路系統、到撲滅傳染疾病的計畫、到公共住宅的興建、到婦女兒童營養的改善。大學裡面：理工醫農、公共政策、乃至各種社會科學領域的教學研究，往往或隱或顯地服務於這些重大國家政策。事實上，興辦大學往往也是這組公共政策的一環。
除了已經工業化了的「北方」國家之外，二次大戰後，前殖民地紛紛獨立所建立的新國家，或者在拉丁美洲試圖擺脫半殖民地地位的各國開明派政府，固然一時沒有足夠的資源來興辦這些進步計畫，但也多半認為「發展」這回事，就是以各種方法厚植國家服務人民的公共需求的能力。如果當時的政府是在外來殖民者或其傀儡手中，因而沒有意願推動「真正的發展」，則人民必須發動民族解放鬥爭來爭取真正屬於自己的國家。如果獨立了的國家掌握在少數獨裁菁英手中，而不是服務於人民群眾的需求，則必須發動民主抗爭來讓「真正的發展」成為國家的目標。如果獨裁菁英背後有帝國主義勢力撐腰，則群眾需要的是「民族民主鬥爭」。總之，為了讓現在「社會企業」運動矢言要實施的這些措施能夠實現（雖然實現的道路或許有各式各樣），千萬人不惜拋頭顱灑熱血，以求犧牲換來同胞未來的幸福。
美國在1960-1975年打輸了的越戰，或許是20世紀這種「第三世界民族民主鬥爭」最尖銳而具像的衝突。但尖銳程度不同的衝突幾乎遍布全球。面對這些「求發展」的渴望，美、英、法、日等前殖民國家及其最主要的競爭者──蘇聯陣營與後來的中國──紛紛提供大量的官方發展援助（ODA）給前殖民地國家，開辦各種「發展計畫」，除了明擺著的地緣政治影響力之爭外，許多還真的是真誠地希望這些計畫能夠改善被援助國人民的狀況。
臺灣農村社會與經濟在1950-60年代的改頭換面，以及1960-70年代的工業起飛，各種美國援助計畫的關鍵角色是不可否認的。在這數十年的發展援助潮中，聯合國的許多下屬組織不僅僅扮演了協調的角色，也成為辯論各種發展議題的論壇：發展組織（UNDP）、糧農總署（FAO）、世衛組織（WHO）、教科文組織（UNESCO）等等。雖然臺灣不在聯合國體系已久，對它們有點陌生，但是大家仔細爬爬這些組織的網站，本書的各種「社會企業」所想要解決的問題，多半都在聯合國這些龐大的體系中討論過、嘗試過、總結過。
社會主義體系制崩潰，資本主義是唯一的選擇？
美蘇競爭的局面並沒有維持很久。從蘇聯中國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開始，到1992年蘇聯集團的正式瓦解，第三世界的各個貧窮國家從全球地緣政治中雙方競相爭取的對象，變成可有可無。而富裕資本主義國家中，在1930-70年代，統治階級往往擔心國內貧窮社群的問題如果沒有好好解決，它們就會成為社會主義政治力量的天然支持者。到了1980年代，從英國的柴契爾開始，統治階級可以安心地指著蘇聯中國崩潰中的社會主義體制，告訴人們「別無出路」───別再指望有一個不同的社會經濟政治願景了，我國當前這套不管讓你多不滿意，已經是永垂不朽了。
就這樣，20世紀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與工業國家的各種改革與革命潮流，灰溜溜地結束了。但是，以往20世紀各門各派知識分子、政黨群眾藉著討論「國家的出路」、「社會的未來」之類的巨大問題所想要挑戰的大大小小林林總總的困境，並沒有因而消失：某村的婦女還是每天要去挑水、某鄉的疫病還是缺醫少藥無法根治、某國的孩子還是普遍上不了學，而貧窮國家與地區的人們用腳投票，有辦法的紛紛離鄉背井到富裕國家打工去。1980年代起中美洲與墨西哥人民開始大量走向美國；2010年代隨著中東北非戰局，成千上萬人甘冒生命風險逃往歐洲，其中許多是「經濟難民」──換句話說，是逃荒、而不是逃兵災。而富裕國家的許多國民對此愈來愈覺得不能忍受，因為隨著自己國內的貧富差距三十年來的不斷拉大，國內工人階級貧窮問題已經益發明顯，那能容得再來更多人搶頭路？
市場主宰一切，做生意可以是做慈善？
「社會企業」的口號，就是在這個時代脈絡中出現。在1930年代以前，「社會關懷」與「企業經營」對有錢人來說，是生活中截然二分的兩面：企業經營不擇手段、只為私利， 賺了錢再來「回饋社會」、做慈善、積功德。2014年臺灣爆發的頂新劣油案食安事件引發眾怒，一部分就在於，民眾們發現，原來臺灣數一數二的企業家兼慈善家，對自己立身處世抱的是這種非常老派的價值觀。1930-1980年代左右，「社會企業」的說法也難以想像：那些都是各級政府該做的啊？政府不能做？不願做？沒能力做？那該問阻礙何在。能改革的，就推動改革吧；該革命時，就發動起義吧。但是在推動國家來改革社會這個想法，差不多已經被認為過時的時候，當市場似乎主宰一切的時候，如何改革企業經營的手法，讓做生意跟做慈善成為同一回事，看來還是值得嚴肅思考的。
本書所探討的「社會企業」的個案，及其所分析的各種弊病，應該讓我們好好檢視，這會不會是深思辯論大問題找不到出路時，一種偷懶的習慣性思考？這些個案往往花更多時間精力在募資行銷與形象打造，而更少在探究服務對象的需求、讓服務對象能夠發聲參與。如果換到選舉政治的場域，人們或許就容易辨識出某種風格的政黨或候選人是來騙票的，跟以前那些差別不大。但是，把自己擺在企業與市場中，這些風格反倒顯得清新了。
《靜思語》說「慈悲沒有敵人」。真的嗎？當有人竭盡心力把慈悲拿來包裝行銷的時候，或許這就是慈悲的敵人。
作者：徐沛然
出版社：時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