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糕王子與現代舉人： 論現階段性別平等教育背後的情感政治

責任主編：王顥中

多元文化的現代舉人

2008年7月24日立報以〈蛋糕王子出櫃 險無容身之處〉[1]為標題報導了一名多才多藝的青少年同志，內容花了許多幅描述該名同志亮麗成績背後的霸凌血淚史，他成名時，媒體忽視他的同志身分，而他成名前在學校更是長期受到同學們與師長的言語欺侮，學校裡的群體排擠效應更使得他一度休學。新聞後半描述了他復學後的人生轉折，文字是這麼寫的：

依照這樣的敘事看來，葉乃豪在學校裡面臨的處境轉變關鍵主因有二：（一）性平教育以及同志相關資訊的宣導與落實；（二）比賽獲獎的非凡成就使惡意批評不再像以往那麼嚴重。這兩點成為報導重點，非常具有時代指標性，指出了性平教育在此刻校園已然產生的身體規訓與情感效應，它所生產出的「友善」使得校園裡較容易對「被欺侮」的受害者表達同情（或同理），而這樣的性平教育同時也是培養正向、積極人生觀的情感教育機器，它教導著受害者應該努力振作從泥沼裡爬起來，即使志趣與主流升學無可苟合，尚且還有空間可尋找個人興趣[2]。然而，若欲進一步換取那高貴的人性尊嚴並且活下去，受盡屈辱的主體依舊得爬起來努力奮鬥才行，透過爭取各行各業、各項領域的冠軍、唯一的第一名，否則在現行學校的多元教育底下，一個性身分異於主流又無德無才的同志主體，依舊很可能是沒人在意的，值得被欺負與嘲笑、排擠出界的廢材蠢貨垃圾。

孱弱的受害者情感

性平教育在校園裡實施後，基層教師感受到校園裡表面上看起來友善了，然而這代表的是更可怕的暗滔洶湧可能埋伏在桌面下，人與人之間的歧視與推擠變得更為含蓄而細緻，老師們更加辨識不出學生之間的衝突何在，不再有矛盾衝突爆發的教學現場，大家都文明、和平、冷靜、理性、有禮貌，老師們則失去頭緒，真的沒問題了嗎？

即使性平教育確實為葉乃豪的未來開出了空間，但是，在葉乃豪如此積極上進、大受主流價值肯定的同志主體背後，牽引出的其實是性平教育與多元文化主義在現行教育中的細緻管理與含蓄排除。關於這點，可以從性平教育從事同志教育時最常出現的葉永鋕事件，與葉乃豪之間的主體互文性看出端倪，立報的這篇文章是這麼描述兩者處境之相似：

遭受欺侮的狀況總是那麼熟悉，遭人指著鼻子罵盡各種難聽的話，這些話之所以難聽而令人難以忍受，則是因為話語背後跟性或者污名的連結。當葉乃豪跟葉永鋕「比慘」的時候，讀者看見了「雙葉」之間的雷同性質，他們在這類的性平敘事下總顯得處境堪憐，凸顯學校、家長、老師、同學們的各種迫害以反襯出「雙葉」在受害者位置上的悲與痛，而這個受害者位置，又經常是無辜、無助，甚至非常脆弱，在這樣的敘事中，主體究竟如何應對現實環境中複雜的人際關係，則很難被看見。

於是，一個方便且容易自我投射的受害者位置因應而生，由於這個位置夠可憐、夠悲慘，受害者的無辜無庸置疑，而加害者的動機則是純然地暴力，應予譴責、通報，並受到懲罰。但若回頭檢視這個受害者位置的問題性，一個不斷強調自我脆弱且無助的青少年主體正是現階段性平教育教導學生的事，這個政策鮮明化受害者位置，卻未給予受害者足夠的動能去改造如此孱弱的情感，它把整個國家與政策的救援視為理所當然，眼巴巴地望著師長、學生、家長的相救，卻無法生產出任何自主的動能反擊，而這樣的悲苦情感也正使基層教師們感到無力，畢竟，這些心疼、不捨、痛哭，與流淚...站在受害者的悲苦面往往更加強化了「強者欺負弱者」的邏輯，只是更加穩固霸凌結構，也導致了弱者更弱。

哀慟情感與失格政治

回看葉永鋕事件的悲劇性，以及後續效應所引發台灣多數民間團體、學界、法界與教育界對於性平教育的傾力投注，這個情感結構不僅只是豎立出了一個可資認同的「玫瑰少年」受害者位置而已。站在一個足夠性平的立場，它還教導人們應然對特定受害者投注同情。

葉永鋕是個非常乖的孩子，所以他死的時候，所有關心性平教育的人都非常悲痛，有人聽了這個故事之後邊跑步邊哭、有人則是邊騎機車邊哭，不管你是大哭還是小哭，眼淚是大珠還是小珠，全都落到《擁抱玫瑰少年》這本玉盤裡。這本書蒐集了所有人的悲慟以見證玫瑰少年之死，這樣的見證是有意思的，眾人的眼構成了集體鏡頭，在它不斷運轉著性平的機器，審查著週遭任何可能不平等的動機之時，比起如何落實《性平法》的問題，或許更該問的是：什麼樣的主體才進得了這個鏡頭運鏡的目光，而足以成為鏡頭下的「受害者」？而什麼樣的主體不僅未被性平的鏡頭看見，或者不是看不見，而是確實看見了，然而因為座落的位置不夠正確，跑到了不合格的受害者位置，因而需要接受性平機制的身心輔導？或是，更加不入流地跑到了加害者的位置上，因而招致懲罰？

這令我想起了不久前高雄捷運上一對青年男女疑似口交的事件，該事件所引發軒然大波，而事件中的高三女學生則被學校通報並列入了性平審查機制裡──該名女學生在校方的認定中並無惡行，只是人際相處不佳，故尋求網路慰藉才犯下此錯，因此安排了輔導室老師替學生做心理輔導；另一起事件則是轟動一時的台鐵性愛趴事件中未滿18歲的女主角小雨──新聞描述，這個年齡差了3個月就符合法定性自主權資格的女輟學生，早熟而有自信，在網路上張貼了許多展示身體的照片，她一開始說她喜歡做愛，但在見了母親之後，她開始說自己知道錯了，於是專家學者判斷她有性認知上的問題，她的下場則是遭到安置。同個事件中的主辦人蔡育林則不斷被再現成淫魔、殘害無辜少女的模樣，經過長達一年的法律訴訟，以「涉圖利媒介性交罪」，遭判刑6個月。

當性平教育開始關心同志族群，新聞關注於同志竟遭校園罷凌的悲慘處境，專家、學者、教育者紛紛爲同志的受害處境感到心疼的同時；高雄捷運上女高三生遭通報、小雨被安置、蔡先生遭判刑，體制對「性」（sex）不合格主體進行排擠與罷凌，這些「社會大眾」卻鮮少對之投以同等的心疼與呵護。性平教育及多元文化主義所互相結合共構出的友善校園，於是顯現出一股兩面的作用力，它讓良好的同志在性平機制中升格，同時讓異己的性實踐者獲得更大的懲罰、付出更多代價──「平等」與「多元」諷刺地成為新時代社會篩選人民夠格與否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