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莎·盧森堡頭部中槍，屍體被丟在蘭維爾運河（Landwehr Canal）裡，近四個月都找不到。卡爾·李卜克內西則在附近的一個公園裡被殺害。德國社民黨（The 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SPD）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和古斯塔夫·諾斯克（Gustav Noske）得為這起重大政治犯罪負責。他們透過迫害和謀殺羅莎和卡爾領導的最激進派別，來達成摧毀德國「工人委員會革命」（revolution of the workers' councils）的目標。
盧森堡、列寧與托洛茨基是同一世代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發展戰略思想，專注於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
改良或者革命？
1898年，盧森堡抵達德國，並加入第二國際中的主要黨派，德國社民黨。她作為理論家與辯論家的才能，讓她在與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關於「改良主義」（revisionism）的辯論中，迅速脫穎而出。
在《新時代》（Neue Zeit）雜誌上發表的一系列文章中，伯恩斯坦質疑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主義與階級鬥爭的基本命題。他論證道，隨著信貸體系與信託的擴大，資本主義已經克服了普遍性的危機。倘若資本主義災難的發生，不再迫在眉睫，那麼社會主義就無需歷經革命的「創傷」，相反地，社會主義將隨議會民主的擴大，以及工會與合作社的成長而逐漸發展。
伯恩斯坦的改良主義攻擊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核心，阻礙了社會主義社群為遙遠未來而奮鬥的鬥爭。
他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成功改革的運動就是目的：「社會主義沒有終極目標，而運動就是一切。」一旦社會主義革命的目標模糊不清，完全脫離具體的政治實踐，社民黨就會放棄階級鬥爭的陣地，調整說法，避免失去中產階級的支持，並尋求與自由主義黨派的結盟，以取得議會中的多數席次。
十九世紀後期資本主義的轉型是改良主義命題的基礎。隨著壟斷的發展、資本的出口與對殖民地的控制，形塑了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階段的過渡期。在資本主義發展與歐洲資本家利潤增加的背景下，統治階級對工人階級（特別是對帝國主義國家中的「勞工貴族」）有些許讓步。
與此同時，德國在1890年廢止了俾斯麥的反社會主義法律，這讓工會與社民黨得到空前的成長。
盧森堡挑戰了伯恩斯坦的觀點，並論證資本主義並沒有克服其產生危機的傾向。根據她的說法，壟斷與信貸體系的發展並不會舒緩資本主義的矛盾，反而會強化矛盾。因此，對盧森堡來說，社會主義革命的前提仍舊有效。
在《社會改良還是革命？》（Reform or Revolution）一書中，她認為社會主義並非立足於理想主義之上的道德理想或慾望，而是基於對資本主義社會中矛盾分析的具體需要：
眾所皆知的是，社會主義的科學基礎取決於資本主義的三個後果：首先是資本主義經濟不斷增長的無政府狀態，這使它的崩潰成為不可避免；第二是生產過程進一步的社會化，這就替未來的社會制度創造了堅實的出發點；第三是無產階級不斷增長的組織和階級覺悟，這是即將來到的革命的積極因素。
在盧森堡辯證式的思考中，階級鬥爭的方法與社會主義的目標之間存在著直接的關連，而這是伯恩斯坦否定的動力之一。對盧森堡而言，這意味著改良與革命並非社會主義組織工作中兩個不同的戰略或階段；對她來說，倘若改良主義的鬥爭透過工人階級的方法為之（包含糾察隊、罷工與總罷工），這場鬥爭將可以成為發動組織社會主義革命的引擎。但要是社會改良本身成了目的，那麼它就將成為通向新社會的鬥爭的阻礙。
此外，她也認為改良主義作為戰略的問題在於它沒有考慮到資本主義危機的循環週期。在利潤可觀時，資產階級可能允許進行一些改革，而這些改革將在危機時刻從工人階級手中奪去。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社會改革只能提供「缺乏內容的保證，這種方案的邏輯結果必然導向幻滅。」
另一方面，伯恩斯坦將工人階級的工會行動看作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逐步實現更公平的財產分配的方式。盧森堡指出，在不破壞資本主義體系機制的情形下，工會不過是在從事「某種徒勞無功的工作（a kind of Sisyphus work）」：由於資本一再襲擊，工會每次都得前進、後退，然後再從頭開始。
關於改良主義的爭端，預示著未來幾年內社民黨內部的艱難辯論。自1871年巴黎公社失敗以來，經濟成長與低度的階級鬥爭導致社民黨領導人習慣了議會與工會的例行戰術。在黨內和工會中，一個巨大的官僚機器因此得以形成與鞏固。盧森堡是最早與之戰鬥的其中一位社會主義者。
進化成一場革命
1905年的第一次俄國革命，是自巴黎公社失敗以來，歐洲第一次階級鬥爭的大爆發。總罷工與蘇維埃的出現標誌著此一運動的誕生，這在歐洲的社民黨派中開啟了重要的辯論。
盧森堡和托洛茨基及列寧一樣，都反對孟什維克（Mensheviks），他們認為工人階級必須獨立於自由派資產階級，在俄國革命中發揮主導作用。她在德國成了俄國革命的發言人，寫了幾篇關於革命的文章，並透過會議與德國工人分享她自俄國經驗中習得的教訓：「進化成一場革命。我們正看著俄國革命，若我們不從中汲取教訓，我們不過就是個屁。（we would be asses if we did not learn from it.）」接著，她秘密前往華沙，直接參與那裡的行動，還被監禁了好幾個月。
在整個歐洲，俄國革命激起了罷工與抗議的風潮，德國工人也越來越關注他們的俄羅斯同胞的命運。盧森堡在《群眾罷工、黨和工會》（The Mass Strike, the Political Party and the Trade Unions）一書中指出，西方社民黨必須學習俄國革命，並組織大規模的政治罷工。
然而，德國工會通過了反對總罷工的決議，社民黨的領導人在1906年接受了曼海姆會議（Manheim Congress）上工會官僚們的立場。盧森堡在前面提到的那本書中反對黨內工會領袖的保守立場：「在這場關於群眾政治罷工的辯論中的發言來看，你必須抱頭自問：我們真的活在俄國革命的光榮年代，還是落後了整整十年。」
她認為，有別於準時有序的罷工或者激進的罷工，結合經濟性與政治性的總罷工是革命鬥爭的新形式。她也考慮到，社民黨不該把自己限縮為德國政治情勢發展中的消極角色。她的說法是：社民黨「不能也不應該懷著宿命論，環起雙臂，等待『革命形勢』發生，或是等待自發的群眾運動會從天上掉下來。相反地，它一直以來的責任是預測事件的進程，尋求促成它們發生的可能。」
1910年，當盧森堡與她的前盟友卡爾·考茨基（Karl Kautsky）就社民黨在德國新一波工人鬥爭的背景下提出的戰略辯論時，辯論內容更加深入了。盧森堡認為，社民黨應該呼籲政治罷工，而考茨基認為這只會危及社民黨已經取得的成果。
考茨基認為，社民黨必須等待1912年的下一次選舉，以增加該黨在議會中的影響力。考茨基將自己的方針定位為「消耗戰（strategy of attrition）」，並反對盧森堡的「顛覆戰（strategy of overthrow）」。考茨基的中心思想是「避免決定性的戰鬥」，以積累力量並「消滅敵人」。盧森堡對此的回覆是，「這只是議會制罷了。」
兩人之間的辯論，使得社民黨左翼與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劃清關係。因為預料到德國社民黨與工會在面對帝國主義戰爭時所採取的反革命意向，盧森堡甚至在列寧之前，就開始反對社民黨與工會中的官僚領導人扮演的保守角色。
社會主義或野蠻
1914年，改良主義者對資本主義將逐漸趨向和平發展的夢想被戰爭所擊碎。自《共產黨宣言》出版以來，社會主義運動確定了國際主義的重要性：「全世界無產者，團結起來！（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
過去以來，社民黨總是主張：倘若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發生戰爭，工人就將拒絕戰鬥並要求進行總罷工。然而在此關鍵時刻，這個第二國際中規模最大、組織最完整——擁有百萬名成員、並得到1/3選民支持——的政黨，卻背離初衷。這個歐洲的社會主義政黨隨著統治階級涉入戰爭。
當德國國會於1914年8月4日針對戰爭預算進行表決時，110名德國社民黨投下了贊成票。這對工人運動來說無異是一記沉重的打擊。社民黨提出了對「家園」的辯護，亦即：與本國資產階級政黨的統一，而不是與歐洲工人階級的團結。盧森堡對此一事態感到不可置信。當天，幾名社民黨人聚集在她的家裏，與她一起成立反戰的團體。12月，議會舉行了對於新一波針對軍事預算的投票，李卜克內西是唯一反對的社民黨代表，他留下一場著名的演說：「不要戰爭，敵人就在國內！」
自從社民黨廣大的多數失敗後，盧森堡專注於激起反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運動，這讓她承受叛徒的指控，更讓她身陷囹圄。
從1915年1月到1918年11月，她幾乎都被關押在德國監獄。1916年，她發表了〈德國社會民主的危機〉（The Crisis of the German Social Democracy）一文，又被稱作《朱尼烏斯小冊子》（Junius Pamphlet），這是對社會災難和對第二國際的背叛的尖銳批判。
她在小冊子裡寫道：
侵害權利、臭名昭彰、渾身血腥、遍體污垢，這就是資產階級社會的現實，它就是這樣的社會。當它打扮得乾乾淨淨，溫文爾雅，裝出一番尊重文學、哲學和倫理道德，遵守秩序、擁護和平、以法治國的樣子時，這是看不出來的。張牙舞爪的野獸、群魔亂舞的無政府狀態、令文明和人類窒息的烏煙瘴氣，這才淋漓盡致地表現了資產階級社會的本來面目。在這種混亂之中，發生了一場世界性的歷史災難，國際社會民主黨投降了。對於這一點估計不足，或者加以掩飾，那會是無產階級所能遇到的最愚蠢，後果最嚴重的行為。
「社會主義或者野蠻」的提問在戰爭之中成為現實，數以百萬計的人們死去。對盧森堡而言，社會主義並非歷史命定的終點，唯一「不可避免」的是資本主義所導致的崩潰，以及倘若工人階級無法阻止此一崩潰時伴隨而來的災難：「倘若無產階級不能完成其階級任務，倘若它無法實現社會主義，我們都將在大災難中毀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