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利斯（Jean Wyllys）是巴西左翼政黨「社會主義與自由黨」（Socialism And Liberty Party）的進步派眾議員。自從收到的死亡威脅（絕大部分是恐同內容）不斷增加後，他便流亡至歐洲。在巴西這個每年有最多人權與環境運動人士被殺害的國家，威利斯於擔任眾議員期間，就許多禁忌議題展開辯論，例如愛滋病、針對女性的暴力、跨性者或性工作者遭遇的困難等等。他的努力導致巴西民法中的數個條款被廢止，讓同性伴侶得以民事結合。他所加入的社會主義與自由黨，是由勞工黨（Labour Party）中的基進左翼所籌組。勞工黨是巴西主要的左翼政黨。社會主義與自由黨是多個以反資本主義為綱領的社會運動匯聚而成。歷經勞工黨13年的執政，2016年的選舉見證了右翼勢力的崛起，相對而言，社會主義與自由黨的選舉結果顯得有些黯淡。之後，波索納洛（Jair Bolsonaro）宣布角逐元首，並在今年（2019）元旦宣誓就任巴西總統一職。他是中間偏右政黨「社會自由黨」（Social Liberal Party）的主席，卻以失言、與軍方關係密切以及其右翼立場而聞名。
3月14日，另類巴西人（Autres Brésils）在巴黎籌辦了一場威利斯的見面會。另類巴西人是一個就巴西社會人權、環境及社會正義問題提供分析的組織。此次活動的對象是法語群眾（法國國際特赦組織），並由巴黎市政廳支持。
現場參與者特別指出：活動當日，波索納洛與川普這兩個令人搖頭的組合正在白宮會面。此外這天也是里約市議員瑪麗埃爾·佛朗科（Marielle Franco）遇害一週年。2018年3月14日，對警察暴力持強烈批判立場的瑪麗埃爾·佛朗科結束參與一場以年輕黑人女性為主題的圓桌會議後，於里約熱內盧慘遭槍殺。事後調查發現，子彈源自於巴西警方。今年三月，警方逮捕兩名曾是武裝警察的嫌疑犯。瑪麗埃爾·佛朗科是社會主義與自由黨成員；更重要的是，她也是一位黑人及雙性戀女性。她出身貧窮社區，並為LGBT+權益奮鬥，在弱勢社區中對抗聯邦警察的行為失當與民兵組織。值得注意的是，關於她的謀殺調查相當草率。
見面會裡頭，威利斯述說自己的故事以及巴西的現況。首先，他解釋自己被選為兩屆眾議員，雖然第三次選舉順利當選，他仍決定逃離巴西。多年以來，他為民主、人權——特別是弱勢族群的權益——展開鬥爭。如同他所強調的：弱勢團體通常不被視為公民，甚至是人類。他嘗試以立法、預算案以及公共政策的方式來處理這些議題，同時透過更民主的實踐，維持任期的透明：他並為此創辦獨一無二的社會評議會（Social Council）。
威利斯擔任眾議員期間，他在國際間的認可不斷增長，然而他在國內的名聲隨著2016年羅賽芙（Dilma Rousseff）政變（在檢察官未能提出提出確切的貪瀆證據的情況下，巴西國會以違反預算法為由，表決通過羅賽芙的彈劾案）而逐漸被摧毀。繼左翼領袖魯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2003至2011年的任期後，羅賽芙於2011至2016年間繼任總統。事實上，威利斯支持讓羅賽芙當選的民主程序。早在2011年第一屆任期時，威利斯就因公開自己的同性戀傾向，招來針對他的假新聞與死亡威脅。攻擊者要嘛恐同，要嘛就是宗教狂熱者。2016年起，他也成為反勞工黨與反包容社會政策下的獵物（例如：右翼議員於國會中羞辱其同志身份）。企圖將他形塑為全民公敵的侮辱與假新聞倍增。威利斯坦言勞工黨內部存在各種矛盾，但起碼他們仍照顧最貧窮的民眾。
隨著「Bancada BBB」在國會中成立，這些威脅也日益增加。「Bancada BBB」，或稱「聖經、牛肉、子彈核心小組」（Bibles Beef & Bullets caucus），是由巴西維安部隊、農業部門與福音派教會勢力組成的保守派聯盟。擔任國會議員長達30年的波索納洛也是成員之一。之後他成為極右翼勢力的發言人，並且得到極右、自由派右翼與媒體的縱容；這群勢力為了終結勞工黨執政而沆瀣一氣，後者因貪瀆問題而元氣大傷。這樣的共謀也助長了誹謗、騷擾、各種暴力，甚至是謀殺的興起。
對威利斯而言，暴力事件的爆發導因於極右派、民兵及犯罪組織建立起連結，這些人與波索納洛都是基本教義派，支持福音派教會。暴力事件的爆發，導致瑪麗埃爾·佛朗科的遇害。這場悲劇象徵性地終結了左翼多來以來的包容政策導致的轉變。包容政策為有需要的弱勢群體與民眾提供了社會安全福利。瑪麗埃爾·佛朗科作為一名黑人及雙性戀女性，確實是包容政策下的產物，但是威利斯相信她的遇害凸顯了這些政策的侷限，因為顯然她未能得到保護。
瑪麗埃爾·佛朗科遇害後，威利斯面臨的威脅也日益增加。眾議院為他準備了一輛裝甲車及三名全職特工。然而，鑒於聯邦警察對於瑪麗埃爾·佛朗科的謀殺案調查如此怠慢，威利斯決定在美洲人權委員會（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上，以未曾被採用的證據提出正式告發。委員會分析證據後，認定威利斯與其家人處於險境，並且要求巴西採取新的保護措施，但最終徒勞無功。
波索納洛陣營將威利斯視為敵人並且否定他的人生經歷，隨著前者的勢力增長，威利斯認為巴西對他而言已不再安全。因此決定離開——這是特別困難的抉擇——不是因為他戀棧議員職位，而是因為他必須離開國內的朋友、家人與志業。但他也明白如果自己不活著，便無法為志業展開鬥爭，特別是瑪麗埃爾·佛朗科已經成為烈士（儘管她從未形容自己是受害者）。如今的威利斯得到了自由與安全的保障，並表示自己將為巴西人民的尊嚴奮鬥。
回答了幾個問題之後，他再次論及瑪麗埃爾·佛朗科。他解釋道，巴西從未正視350年以來的奴隸史，如今這樣的歷史便以種族主義的形式重新體現於巴西社會。加上陽剛霸權的因素，黑人女性淪為最終的受害者。瑪麗埃爾·佛朗科因為進入權力場域而成為標誌性人物。他也說明，巴西政府並未面對大規模處決貧窮黑人的歷史問題。
關於前巴西總統暨前屆選舉的左翼候選人魯拉，威利斯說他從未背離捲入貪污醜聞的魯拉，不是因為他是聖賢，而是因為他認為魯拉是法律戰的受害者，即政治對手利用法律作為政治鬥爭的武器。由於至今仍未發現任何明確的證據，魯拉毫無疑問是政治犯。威利斯認為魯拉之所以遭囚，比起貪瀆因素，不如說是因為選舉，因為他原本可以獲勝的。波索納洛任命審理魯拉案件的法官莫羅（Sergio Moro）為司法部長，更讓事實昭然若揭。事實上，如果魯拉的罪行真是貪瀆，那麼法官不會對波索納洛保持沈默，因為威利斯認為後者也並非清白如雪。
威利斯接著解釋，一如茨維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在其《民主的內部敵人》（The Inner Enemies of Democracy）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民主因為接受仇恨的論述，創造了自己的敵人。多年以來，波索納洛的仇恨論述已被默許，或許是因為他的攻擊對象，是一直以來承受誹謗的弱勢群體。
最後，威利斯提及兩點。第一、他並不想成為英雄，受到狂熱且過多的熱情。他要成為活著的社運份子，而不是投身英雄式的自殺任務中。再者，他也強調在盲目與理智淪喪的當下，我們有張大眼睛的責任。
見面會的設定有著非常明確的呈現方式，不能凸顯當今巴西掌權者之下的受害者，例如貧民窟（favela）居民及原住民等等。然而這樣的活動形式是充滿人性且良善的，能讓人一虧此次演說的核心，以及那些擔憂巴西的人們的關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