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以外，我們不應忽略南方國家疫情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我們的生活正以數週前想像不到的方式變化著。自從2008至2009年的經濟崩潰以來，世界從未共同經歷這樣的危機：一場單一且迅速突變的全球危機，在複雜的風險計算與各種可能性中建構了我們日常生活的規律。

為了回應危機，許多社會運動提出正視病毒潛在的災難性後果，以及資本主義政府無力處理好危機的訴求，包括工人安全的問題、組織社區的必要性、收入與社會保障、零時契約與不穩定就業工人的權利，以及保障生活貧困的租屋族。就此而言，新冠病毒危機尖銳地突顯了以企業利潤為導向的醫療系統，本質有多麼地不合理——幾乎全面性地刪減公立醫院人員與基礎設施（包括加護病床與呼吸器）、公共衛生服務稀缺、許多國家的醫療服務費用高昂，以及製藥公司財產權對於潛在治療方式及疫苗的研發。

然而，在大部分的左翼討論中，新型冠狀病毒的全球面向卻明顯缺席。邁克·戴維斯（Mike Davis）正確地評論道「全球窮人的危機幾乎完全被記者與西方政府忽略」，左翼辯論面臨相同困境，即較為關注歐洲與美國嚴峻的醫療危機。即便在歐洲內部，各國處理危機的能力也極度不平等——比較德國與希臘便知——更大的災難則在世界其他地方醞釀。為了回應問題，我們對於疫情的視角必須是真正全球化的，也就是去了解病毒的公共衛生面向如何與更大的政治經濟問題相互交錯（包括全球經濟長期且嚴重衰退的可能性）。

南方國家的公共衛生

如同一切所謂的「人道主義危機」，整個南方國家的社會條件是這些國家被置入階層化的世界市場的直接產物。這包括與西方殖民主義的長期交鋒，這樣的衝突持續延續至當代，貧窮國家被迫臣服於世界最富國與跨國大企業的利益之下。1980年代中期起，不斷發生的結構調整——通常伴隨西方軍事行動、削弱政權的經濟制裁，以及對於獨裁統治者的支持——系統性地摧毀了貧窮國家的社會與經濟能力，令它們無能處理新冠病毒這類的重大危機。

強調這些歷史與全球面向，有助於我們釐清當前危機之所以規模龐大，問題不僅在於病毒流行病學與缺乏抵抗新病原體的生物學方法。非洲、拉丁美洲、中東與亞洲接下來如何經歷這場疫情，是全球經濟的直接結果，這個經濟系統性地建構在對於南方人民與資源的剝削之上。就此而言，這個全球疫情正是社會與人為的災難——而不只是源於自然或生物學的不幸事件。

要說明這是一場人為災難，一個明證是絕大部分南方國家公共衛生系統的低落狀態，經常資金不足，此外也缺乏藥品、設備與人員。由於必須住院的嚴重案例迅速且大量地增加（目前預估是確診數的15至20%），這點對於理解新冠病毒帶來的威脅便至關重要。此一事實在歐美情境中獲得廣泛討論，支持了為舒緩醫院重症治療壓力而採取的「壓平（住院人數）曲線」策略。

我們雖然正確地指出：許多西方國家缺乏加護病床、呼吸器與訓練有素的醫療人員，我們也必須承認世界絕大部分的其他地區，情況更加惡劣。舉例而言，人口1千7百萬的馬拉威僅有25個加護病床。在南亞，平均每10萬人只有不到2.8張加護病床數；1億5千7百萬人的孟加拉，僅擁有1千1百個加護病床（平均每10萬人分享0.7個加護病床）。相較之下，流出驚人照片的義大利，事實上擁有先進的醫療系統，平均每10萬人擁有12.5個加護病床（並有能力增加更多病床）。貧窮國家情況之糟糕，許多甚至缺乏加護病床可用數量的資訊，2015年一份報告預估「超過50%的（低收入）國家缺乏任何加護病床數量的公開資料。」缺乏這些資料，我們難以想像這些國家面對新冠病毒引發的重症照顧需求時如何提出應對計劃。

當然，加護病床與醫院容量只是一連串問題的一小部分，其他還包括：基本資源（乾淨水源、食物與電力）的普遍缺乏、基本醫療不足，以及存在其他合併症（例如高比例的人類免疫缺陷病毒與肺結核）。整體來看，所有這些因素無疑意味著新冠病毒將使貧窮國家擁有更多病危患者（以及更高的整體死亡率）。

勞工與住屋是公共衛生議題

究竟該如何以最佳方式應對新冠病毒？歐美相關辯論顯示，有效的公共衛生措施與勞動條件、不穩定就業與貧窮之間存在互相強化的關係。要求生病的民眾自我孤立——或是採取長期的強制封鎖——對於許多無法輕易轉換至線上工作、服務業中的零時契約工人，以及其他臨時工來說，在經濟上不可能做到。許多歐洲政府已承認這些工作樣態對公共衛生影響巨大，因此全面承諾補償失業或是危機期間必須待在家的人們。

我們仍需觀察這些計劃的有效性，以及它們能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因危機失業的廣大人口的需求。不過，我們必須承認對於世界上絕大多數的人而言，上述計畫根本不存在。在主要勞動力都在非正式工作或是仰賴不穩定日薪的國家而言——包括許多中東、非洲、拉丁美洲與亞洲地區——缺乏可行措施能讓人民待在家或是自我孤立。同時也必須正視的是，「窮忙族」幾乎可以確定將因這場危機而大幅增加。國際勞工組織（ILO）估計，在最糟糕的情況下（全球將有2,470萬人失業），低收入或中低收入國家中每天賺取購買力平價（PPP）不到3.2美元的人口將成長至將近2千萬人。

同樣地，這些數字之所以重要，不只因為關乎每日生計。如果沒有隔離與孤立提供緩解效果，疾病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實際蔓延情形，絕對會比當前中國、歐洲與美國的可怕景象更加糟糕。此外，非正式或不穩定就業工人經常居住在貧民窟或是過度擁擠的住宅——為病毒迅速蔓延提供了理想條件。《華盛頓郵報》一位受訪者論及巴西時提到：「超過140萬人——將近里約熱內盧人口的1/4——住在城市貧民窟。許多人無法一天不工作，甭論一週。人們會繼續走出家家門...，一場風暴即將來襲。」

數百萬名因為戰亂流離失所的人民，遭遇同樣淒慘。舉例而言，中東是二戰之後擁有最多被迫遷人口的地區，除了大量難民，在敘利亞、葉門、利比亞與伊拉克等國，人民因為持續的戰火而在國內流浪。這些人絕大部分住在難民營或過度擁擠的都市空間，因為缺乏公民身份而喪失醫療等基本權利。營養不良與其他疾病（例如葉門再度爆發痢疾）普遍，讓這些流散社群特別容易感染病毒。

加薩是上述情況的縮影。超過70%人口是難民，住在世上最擁擠的地區之一。3月20日，加薩出現頭兩個新冠病毒感染案例（然而，由於缺乏篩檢設備，2百萬人口中，只有92人做過檢測）。飽受以色列封城長達13年，基礎設施被系統性地摧毀，加薩走廊的生活條件極端貧困、衛生條件糟糕，長期缺乏藥品與醫療設備（舉例而言，加薩僅有62個呼吸器，目前可用數量僅有15個）。過去十年被封鎖的加薩，疫情前便已被隔絕於世。新冠病毒疫情期間，加薩走廊宛若不祥之兆，預示了未來中東與其他地區難民社群被感染的景象。

交錯的危機

貧窮國家因新冠病毒即將面臨公共衛生危機，與此相關的全球經濟衰退將使情況進一步惡化。這次衰退幾乎肯定將超越2008年的規模。預測下跌幅度仍為時過早，但是許多領銜的金融機構預測這將是有史以來最糟糕的衰退。原因之一是美國、歐洲與中國的製造、運輸與服務業幾乎同時停擺，這是二戰以來從未發生過的。在全球1/5人口被封鎖的情況下，供應鏈與全球貿易崩潰，股市價格暴跌——2月17日至3月17日間，幾乎所有主要證券貿易所都損失30%至40%的價值。

但是正如艾瑞克·圖桑（Eric Touissant）所強調的，現正快速逼近的經濟崩潰並不是由新冠病毒所引發——毋寧說，病毒「點燃或觸發」已形成多年的深層危機。與此密切相關的是2008年以來政府與中央銀行實施的措施，最值得注意的便是量化寬鬆與不斷重複的調降利率。這些政策旨在藉由大幅挹注超便宜貨幣進入金融市場來支撐股價。這意味政府、企業與家戶等各種形式的債務明顯增加。舉例而言，美國非金融部門大企業的公司債券在2019年中期已達十兆美元（約佔國內生產毛額的48%），這是繼2008年高峰（約佔國內生產毛額的44%）以來的顯著成長。基本上，這類債券並未用於投資生產而是金融活動（例如資助股息、回購股票、企業合併與收購）。因此，我們看到一方面股市蓬勃、另一方面投資卻停滯且利潤下降的現象。

面對即將到來的危機，重要的事實是公司債券的成長大部分集中在非投資等級債券（所謂的垃圾債券），或是僅高於垃圾債券一級的BBB級債券。的確，根據全球最大資產管理公司貝萊德（Blackrock），2019年時，BBB級債券佔全球債券比例高達50%，相較之下，2001年僅有17%。這意味著當全球生產、需求與金融資產價格同時崩潰時，需要為債券籌資的企業將大難臨頭。隨著關鍵部門的經濟活動嘎然而止，債務到期的企業，如今面對的是一個幾乎關閉的信貸市場——沒人願意在這樣的條件下借款，許多舉債過度的企業（特別是航空、零售、能源、旅遊、汽車與休閒部門）在接下來一段期間幾乎無法獲利。極有可能發生大企業破產、積欠債務以及信用等級調降的現象。不只是美國，金融分析師近日警告亞太地區將出現「資金不足」與「破產潮」問題，該地區的公司債券在過去十年倍增至32兆美元。

這一切都對世界其他地方造成嚴重威脅，經濟衰退將藉由各種傳播路徑轉移至貧窮國家與人口。就像2008年那樣，可能發生出口暴跌、外國直接投資與旅遊收益驟降，另外還有工人匯款減少。最後一個因素經常在當前危機的相關討論中被遺忘，但是必須謹記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其中一個關鍵特徵，便是藉由海外工作的家人匯款，將世界大部分人口整合至體系之中。1999年時，全球僅有11個國家的匯款高於國內生產毛額的10%；2016年時則增加至30個國家。在2016年，在全球179個國家中，匯款超過國內生產毛額5%的國家約佔3成——自2000年起，該數字已經倍增。令人吃驚的是約有10億人——全球每7人中便有1人——以匯款者或收款人的身分參與匯款過程。因為新型冠狀病毒導致邊界關閉——加上移民通常佔多數的關鍵部門之經濟活動停滯——意味全球工人匯款將驟降。這樣的結果嚴重衝擊南方國家。

迅速發展的經濟危機將打擊南方國家的另一個關鍵機制是：貧窮國家近年累積的大量債務。這包括世界上發展最落後的國家以及所謂的「新興市場」。2019年晚期，國際金融協會（IIF）估計新興市場債券約72兆美元，該數字自2010年起倍增。許多債券都以美元計算，讓債權人承受美元價值波動的風險。近幾週以來，由於危機導致投資者紛紛尋求避稅天堂，美元也大幅升值；結果是其他國家的貨幣貶值，償還以美元計價的債券利息與本金的負擔越來越沉重。以GDP占比來看，2018年時，已有46個國家償還公債的支出高於醫療系統。今日令人擔憂的局面是：許多貧窮國家還債負擔日漸加重的同時，還得應付史無前例的公共衛生危機——這一切都在全球經濟嚴重衰退的情況下發生。

我們不能幻想這些交錯的危機將導致結構調整的終結，或是某種「全球性的社會民主」將會出現。一如我們過去十年不斷看到的，資本經常將危機時刻視為機會——實施之前被阻擋或是不可能出現的基進變革。幾天以前，世界銀行行長大衛·馬爾帕斯（David Malpass）在G20財政部長會議中發表相同言論：「各國需要實施結構改革，以便縮短復甦的時間。復甦期間，我們將與那些利用過度管制、補助、許可制度、貿易保障與訴訟作為障礙的國家攜手推動市場、選擇與更快速的成長。」

左派必須將這些國際層面的問題帶入新冠病毒的辯論核心，並將抵抗病毒的作戰與廢除「第三世界」債務、終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新自由主義結構調整方案、向殖民主義索賠、停止全球軍售、結束制裁措施等問題連結起來。這些運動實際上都是全球公共衛生議題——它們直接影響貧窮國家緩解病毒衝擊與相關經濟衰退的能力。僅在社區、社群與民族邊界範圍中討論團結是不夠的——除非我們消除病毒對世界其他地方的更大威脅。當然，貧窮程度高、就業與居住條件不穩定、缺乏醫療基礎建設也威脅歐美人民緩解感染的能力。南方國家的草根運動正在結盟，以充滿樂趣與國際主義的方式處理這些議題。如果我們缺乏國際視野，很有可能強化病毒不著痕跡地被納入本土主義與仇外運動政治修辭中的現象——一個被威權主義、對於邊界控制的執著，以及「我的國家優先」民族愛國主義深刻滲透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