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列夫特文化製作的電視劇《無主之子》即將在民視播出，關懷外籍移工生存處境的朋友，勢必能夠在作品中讀出不少巧思和共鳴；觀眾也能透過演出精湛的角色和平實同理的運鏡，加深對與我們共同生存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們的愛與關懷。
早在構思劇本的階段，編劇們就親自探訪了宜蘭的漁港，與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宜蘭漁工職業工會密切交流，引進移工團體一同參與討論劇本，這讓劇本時刻帶著視角切換的平視眼光；除此之外，演員黃鐙輝（飾黎文誠）和孫綻（飾阮晉海）親自上船體驗了外籍漁工的生活，拍攝的三週內，努力學習越南語和越南人說中文的口音（黃鐙輝作為諧星的模仿功力，在此可見一斑），這些苦工都讓本劇更貼近現實。
這樣的劇本是怎麼形成的？本劇的總製作人黃志翔提到，列夫特在製作本劇時不斷思考著「怎麼樣才能避免影像成為一種對他者的剝削」，編劇團隊希望透過交換視角的方式，嘗試達成這個目標。
自從社會現實成為攝影的對象開始，大家就不斷質問：瞄準現實的相片和影片，到底能夠對改變社會問題、推動社會進步，造成什麼樣的效果？又該負起怎麼樣的責任？黃志翔所說的「成為剝削的影像」，指的正是那些無力或不願負起這份責任的作品。這些作品可能是符合執政需要、為國家機器宣傳的政令宣導；也可能只關注在個人和私密的各種情感；又或者宣稱要以個人的溫暖去包容這些問題的存在；又或者是想將攝影主題佔為私人的知識財產，從而讓作品失去介入並改變社會現實的能力。
誠如長期關注現實主義影像的學者郭力昕指出，雖說戰後的台灣紀錄片和紀實攝影有零星的精彩作品，但整體的「政治話語能力」不足。換言之，雖然迭有優異的作品上映或展出，但這些作品難以真正地代表台灣的弱勢群體發言或動搖社會體制，更遑論讓社會感知到他們的存在、認識到他們生活的扭曲，從而喪失了產生推動社會前進的動力。
以紀實為題的作品，勢必得小心翼翼地拿捏影像與現實間的距離，少一點是「虛構」，多一點是「剝削」。戰戰兢兢地走在兩者間，《無主之子》超越虛構與剝削的關鍵，或許正在於「主體與他者的交換視角」。正如黃志翔所說，本劇開場跟著越南人文誠從機場惴惴不安地搭車到漁港，因船艙擁擠濕熱的床鋪吃驚，跟學長阿海醉臥港邊、偷偷藏魚賣給其他店家，向熱炒店的王小蘭（李又汝飾演）用不熟練的國語示好，又或者被同船的台灣人江乾坤欺負，最終爆發為偷襲江乾坤、刺殺船長的衝動，這些情節的形成過程與內容本身，都是「為了讓台灣人成為他者」。
誰才是「台灣人」的疑問，在這塊飽受殖民與侵略的島嶼上，一直不太明確；唯一肯定的是，多數在台灣居住的人們，總是無意識地以自己為「台灣人」，把自己認識所不能及的其他人們，歸入剩餘（rest）、底層（subaltern），總之就是其他的部分：他者（other）。
這些「他者」是沒有聲音、看不見形體的。好比底層的勞工，更早之前，這些人可能是台北大橋下的包身工和漁港的拆船工，礦坑、遠洋漁船與工地現場的都市原住民；隨著舊日產業凋零、移工進入台灣，早些來工作的泰國、越南、印尼、菲律賓等地人民也成了他者；這些移工在台灣貢獻勞力近二十年後，如今他們所生的無國籍的孩子（如劇中由林孫煜豪飾演的黎子涵），跟著在工地打起黑工，也成了無聲無息的他者。這些他者似乎永遠與這塊土地無緣，要不在現實裡逃跑被捕或因殺人遭定罪，否則就得是適應良好的大學生或創業家，才會被社會大眾所看見。
本劇對將他人看作他者（alien-ation）的批判，最銳利處在於王小蘭的父親、黎子涵的爺爺王來德在精神病發作時脫口的「外星人」（alien）一詞。他曾對年幼的子涵說，他在海邊藏起了一隻海螺，要是子涵被外星人包圍，只要吹一吹海螺，他或小蘭聽到了，就會過來拯救子涵。到底「外星人」是誰？他們真的存在嗎？寫實劇本裡，顯然不會放入如此破壞情節的角色，但我們可以發現兩個線索：當文誠跟爺爺問起誰才是外星人時，爺爺說我們這裡「外星人」的頭髮是黑的，文誠卻說他老家的「外星人」都是金頭髮的；當逼迫小蘭簽署拋棄繼承的哥哥王立國，找來（曾被王家安排與小蘭相親的）警察盤檢文誠，被子涵的爺爺撞見時，病發的爺爺便拿起掃把，大喊「外星人、外星人」。
於是我們發現，農藥中毒而思覺失調的爺爺，雖無法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社會身份（更遑論扮演封建家庭下的爸爸或爺爺），但因為他掉出打壓移工的社會結構之外，反而能夠辨認「外星人」的存在。爺爺眼中的「外星人」，並非來自越南、在台淪為他者的文誠；而是佔盡父權優勢、唆使警察檢查文誠身分證件的王立國，他才是已經被篡奪了心靈的「外星人」——壓迫他者的共犯結構的一員。
本劇反覆出現對黎子涵（一位「新台灣之子」）的提問：你要跟爸爸（留在台灣甚至回到越南；或者，你是越南人嗎）還是跟媽媽（隨台商前往巴拉圭；或者，你是台灣人嗎）？你要留在台灣嗎？你是真正的台灣人嗎？這些問題不只是給子涵的，也是讓過去被逼問著「你是不是台灣人」的移工，透過本劇發聲，反過來逼問著每一位「自認的台灣人」：你是真正的台灣人嗎？（抑或，你也是「外星人」呢？）
黃志翔和黃新高曾深入九二一大地震和八八風災災區，在災區看見階級地景、嘗試透過紀錄片來實踐左翼理想。延續當年的熱情，他們與年輕導演和編劇們一同完成的《無主之子》，在兼顧娛樂性的同時，也是足以感動人心、照現社會議題卻又不淪為溫情主義的佳作。本劇不只擺脫「台灣充滿人情味」、「台灣人就是認命不認輸」的刻板印象，亦不流於近年影視作品對社會議題和勞苦大眾的單調敘事。觀看本劇，正是讓觀眾與「充滿受害感和被剝奪感」的人們，一道追問苦難背後結構因素的最佳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