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危機於歷史上是一個特殊的時刻，在我們膝上孵出來的：活蹦亂跳的八○年代尾聲，解除管制的資本主義開始散播到世界各地的發射點──一個政治與社會環境對氣候危機這種性質和等級的問題極不友善的時刻。
二○一四年四月
這是一個時機不對的故事。
氣候變遷助長生物滅絕的方式很多，其中最令人苦惱且已經上演的一種，是透過生態學家所謂的「配對錯誤」或「時機不合」。在這個過程中，暖化會致使動物與重要食物來源的步調變得不一致，特別是在哺育的階段，若這時候找不到食物，可能會造成種群迅速消失。
例如，經過數千年的演化，許多鳴禽的遷徙模式會讓蛋剛好在毛毛蟲等食物來源最豐盛的時候孵化，讓父母能為飢餓的幼鳥提供充足的營養。但因為現在春天常來得早，毛毛蟲也會提早孵出，那意味著當小鳴禽孵出時，有些地方的毛毛蟲沒那麼充足，而對生存造成許多長期的衝擊。
與此類似，在西格陵蘭，北美馴鹿來到待產之處，卻發現跟牠們仰賴數千年的飼料植物不同步了，拜溫度上升所賜，植物現在生長得比較早了。這會讓雌鹿比較沒有力氣泌乳和生產，而這樣的配對錯誤已被認為和幼鹿的出生和存活率驟降有關。
科學家正在研究從北極燕鷗到歐洲斑姬鶲等數十個物種，與氣候有關的時機不合情況。但他們遺漏了一個重要的物種：我們。智人。我們也是與氣候相關的時機不合惡例的受害者，只不過影響是在文化歷史，而非生物學方面。我們的問題是，氣候危機於歷史上是一個特殊的時刻，在我們膝上孵出來的：活蹦亂跳的八○年代尾聲，解除管制的資本主義開始散播到世界各地的發射點──一個政治與社會環境對氣候危機這種性質和等級的問題極不友善的時刻。氣候變遷是一個共同的問題，需要人類以從未真正實現的規模集體行動，但在它進入主流意識之際，世人正對集體的概念發動意識型態的戰爭。
這是非常倒楣的時機錯誤，已對我們有效反應危機的能力形成林林總總的阻礙。那意味著正當我們為了保護地球上的生命，需要對企業行為行使前所未有的掌控時，企業的力量卻節節高升。那意味著當我們最需要管制的力量時，管制卻成了難聽的字眼。那意味著當公共機構需要被強化和重新想像時，我們卻被一個只知道怎麼拆解和餓死公共機構的政治階級統治。那也意味著當決策者需要最大的彈性來實現大規模能源轉型時，卻被「自由貿易」的機制綁住手腳，連帶害我們為其桎梏。
勇於對抗以上各種阻止我們變更經濟體的結構性障礙，並明確描述後碳時代生活的迷人願景，是所有嚴肅氣候運動的關鍵工作。但那不是手邊唯一的要務。我們也必須對抗氣候變遷與市場主宰的配對錯誤在我們身上形成的枷鎖，了解那些枷鎖是怎麼讓我們難以正視這種最迫切的人道危機，只能在一旁鬼鬼祟祟、恐懼不安地偷瞄。因為我們的日常生活已被市場和技術必勝的信念徹底改變，我們欠缺許多必要的觀察工具來說服自己氣候變遷確實是緊急狀態──遑論相信可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了。
所以這也難怪：當我們需要集結的時候，我們的公共領域卻瓦解了；當我們需要減少消費的時候，消費主義卻差不多接管了我們生活的每一個層面；當我們需要慢下來注意的時候，我們卻加快腳步；當我們需要放眼更長久的未來時，我們卻只關心當下，困在時時更新的社群媒體資訊、活在永遠的當下之中。
這就是我們氣候變遷的配對錯誤，而那不只影響人類這個物種，也可能影響這顆星球上其他每一個物種。
好消息是不同於馴鹿和鳴禽，我們人類天生擁有高級推理乃至從容適應的能力──能夠以驚人的速度改變舊有的行為模式。如果主宰我們文化的概念阻止我們拯救自己，改變那些概念是我們力所能及之事。但在那發生之前，我們必須先了解自己在哪些方面與氣候配對錯誤。
只知道要消費
氣候變遷需要我們減少消費，但我們只知道要消費。氣候變遷不是光靠改變我們購買的東西──改買油電混合車代替休旅車、搭飛機時付點碳補償──就能解決的問題。氣候變遷的核心是一場因相對富裕者過度消費而生的危機，也就是說，世界最瘋狂的消費者必須減少消費，其他人才有辦法活下去。
問題不在常有人掛在嘴邊的「人性」。我們並非出生就得買那麼多東西；不久前，我們的消費少得多，照樣過得開心（甚至比現在更開心）。問題在於消費已在我們這個特殊的時代扮演誇張的角色。
最近的資本主義教我們要透過消費選擇來創造自我：購物是我們建構身分、尋找社群、表達自我的方式。因此，告訴人們因為地球的支援系統負荷過重、他們不能想買多少就買多少，可能會被理解為一種責難，就像告訴他們不能忠於自己一樣。這很可能就是為什麼在「環保三R」（減量［reduce］、再利用［reuse］、回收［recycle］）中，只有第三項獲得支持，因為它讓我們可以繼續購物，只要把垃圾丟到正確的箱子裡就行。其他兩個需要我們減少消費的項目，一開始就被打入冷宮。
氣候變遷很慢，我們消耗一切的速度卻很快
當你搭乘子彈列車快速穿越田園風光，你掠過的一切彷彿靜止不動：人、牽引機、鄉間小路上的車。但他們當然不是。他們在動，只是速度很慢，相較於列車，他們自然看似靜滯。
氣候變遷也是如此。我們以化石燃料為動力的文化就是子彈列車，它猛然衝向下一季的報告、下一次選舉週期、下一次娛樂行為或下一次透過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達成的主觀驗證。我們正在改變的氣候就像窗外的風景：從我們奔馳的觀察位置來看，那看來彷彿靜止，但它其實在動，緩慢的過程可以從後退的冰層、膨脹的海域和漸增的氣溫測量出來。如果放任不管，總有一天氣候變遷的速度會快到足以吸引我們斷斷續續、無法集中的注意力──島國被掃出地圖、淹沒城市的超級風暴將動輒如此。到那個時候，我們的行動可能已經來不及扭轉情勢，因為那時可能已經過了臨界點。
氣候變遷是地方性的，但人卻四處遷移
問題不僅在於我們動得太快。也在於氣候變遷發生的地域極為地方性：某一朵花早開了；某一座湖的冰層異乎尋常地薄；某一棵楓樹的樹液無法流動；某一種候鳥來遲了。要察覺諸如此類細微的變化，需要和特定生態系統維持親密的關係。那樣的默契唯有在我們熟知一地──不只是風景，還有生計──且將在地知識連同神聖的責任感代代相傳時才會發生。
但那在都市化、工業化的世界中愈來愈稀有。我們很少人住在埋葬祖先的地方。我們很多人漠不關心地拋棄自己的家鄉──為追求新的工作、新的學校、新的愛情。而當我們這麼做時，便和我們在前一站累積的所有地方知識，以及我們祖先累積的知識（以我來說，一如其他許多人，祖先本身也一再遷徙）一刀兩斷了。
就連留在原地的人，日常生活也和我們居住的實體環境愈來愈沒關係。我們大多透過螢幕裝置過日子，且不是憑我們的感官，而是用手機上的迷你地圖穿梭實體世界。
在我們可掌控氣候的住家、辦公室和車子裡免受風吹日曬雨淋，自然世界逐漸表露的變化看似對我們起不了作用。我們可能不知道一場破天荒的乾旱正在摧毀城市住家周圍農田上的作物，因為超市仍在展售堆成小山的進口商品，而且整天都有貨車送更多來。非得發生大事──例如水淹得比之前都高的颶風，或摧毀數千房屋的洪水──我們才會注意到真的有什麼不大對勁。但就算如此，那樣的想法也不會維持太久，因為在那些事實有機會烙印心田之前，我們很快就會迎來下一場危機。
在此同時，氣候變遷每天都忙著擴增失根的行列，因為天然災害、歉收的作物、挨餓的家畜和氣候助長的族群衝突，迫使愈來愈多人離開世居之處。而人類每一次遷移，就會失去更多與特定地方的重要連結，讓更少人知道怎麼仔細聆聽大地的聲音。
眼不見為淨
氣候的污染源是肉眼看不見的，而我們很多人都不再相信我們看不見的事物。當前英國石油執行長東尼‧海華德在「深水地平線」的災難後告訴記者，我們不該太擔心原油和化學分散劑湧入墨西哥灣，因為「那是非常大的海洋」時，他只是在陳述我們文化最珍愛的信念之一：我們看不見的事物就不會傷害我們，甚至可以說它不存在。
我們的經濟十分仰賴這個假想：我們永遠有「遠處」可以丟廢棄物。垃圾離開路邊後有「遠處」可以去，排泄物沖下排水管後有「遠處」可以去。礦物和金屬在「遠處」開採，原料在「遠處」搖身變成成品。但英國石油溢漏帶來的教訓是，套句生態學家提摩西‧摩頓（Timothy Morton）的話，我們的世界「沒有『遠處』」。
我在本世紀出版《NO LOGO：顛覆品牌統治的反抗運動聖經》時，讀者驚訝地得知原來他們的服裝和器物是在如此血汗的環境製造。但此後我們多數人已學會與之共處──不是真的赦免它，而是處於一種經常忘記我們的消費在現實世界要付出多少成本的狀態。那些工廠所在的「遠處」已漸漸被人淡忘。
這就是常有人說「我們生活在前所未有的連結時代」的反諷之一。我們的通訊確實可以輕鬆、快速地跨越浩瀚的地理區域，遠超乎一個世代以前的想像。但在這個全球通訊網路之中，不知怎地，我們就是和我們關係最親密的人沒什麼聯繫：在孟加拉無消防設施的工廠裡製作我們貼身衣物的年輕女子，或是剛果民主共和國那些為了已成我們第三條胳臂的手機開採鈷礦而肺部塞滿粉塵的孩子。我們的經濟是幽靈的經濟，是刻意盲目的經濟。
空氣也是看不見的事物，而暖化空氣的溫室氣體是我們最難以捉摸的幽靈。哲學家大衛‧亞伯蘭（David Abram）指出，綜觀人類史，正是這種看不見的特性賦予空氣力量、讓空氣博得我們的尊敬。「大氣，因紐特人（Inuit）稱之『Sila』，即世界的『風心』；納瓦荷人（Navajo）稱之『尼奇』（Nilch’i），即『聖風』；古希伯來人喚作『Ruach』，即『急速之靈』」，是「生命最神祕、最神聖的面向」。
但在我們的時代，「我們很少注意到大氣在一個人與另一個人之間盤旋」。既然遺忘空氣，亞伯蘭寫道，我們儼然讓它成為我們的下水道，「成為我們工業不需要的副產品的完美垃圾場……就連從管子滾滾而出最不透明、最刺鼻的煙也消散、消融在看不見的東西裡。就這樣消失了。眼不見，心不煩」。
被遺忘的時間範疇
氣候變遷難以為許多人理解的另一個原因是，我們生活在一個永遠只看當下的文化，刻意與創造我們的過去，和我們正在用行動塑造的未來斷絕關係的文化。而氣候變遷的要旨是，我們過去幾個世代的所作所為將無可避免地影響現在和未來數個世代。對大多身處數位化時代的我們而言，這個時間範疇就像異國語言一般難解。
這不是在評斷個人，也不是在斥責我們膚淺、失根或注意力零碎的狀態，而是認清，多數生活在城市中心和富裕國家的我們，是一項工業計畫的產物──一項與化石燃料緊緊相繫、建立歷史連結，而後跟著數位科技日新月異的計畫。
而正如我們曾經改變過，我們可以再改變一次。在聆聽偉大的農民詩人溫德爾‧貝里以我們何以有愛「家鄉」勝過他方的義務為題的演說後，我問他對於像我和我朋友這樣失根的人，這樣消失在螢幕裡、看似一直在選購要在哪個完美社群生根的人，他有沒有什麼忠告。「在某個地方停下來，」他回答：「開啟認識那個地方的千年過程。」
那在許多方面都是很好的忠告，因為要贏得這場生存的戰鬥，我們都需要立足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