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宏與法國的伊斯蘭恐懼症

當山穆爾·帕蒂（Samuel Paty）遭殺害的新聞傳出後，一種可怕卻熟悉的感覺浮現。從2012年開始，法國三不五時就會發生類似事件。2015年1月發生了驚悚的《查理週刊》（Charlie Hebdo）與卡塞爾超市（Hyper Cacher）兇殺案；同年11月的巴黎襲擊案導致了130人死亡，驚悚景象至今歷歷在目；還有其他一連串小型的攻擊案。對許多法國人而言——特別是穆斯林——這樣的恐懼伴隨著令人害怕的反撲、不斷升高的壓迫，以及悲劇之後對於穆斯林的歧視。

帕蒂是中學的地理與歷史教師，在巴黎近郊的多元族群城鎮孔夫朗－聖奧諾里訥（Conflans-Sainte-Honorine）任教。18歲的阿布杜拉（Abdoullakh Anzorov）將他斬首後，隨即被警方射殺。阿布杜拉出生於俄國，雙親是車臣裔，6歲時與家人來到法國。他既非帕蒂的學生，也不住在孔夫朗。他鎖定帕蒂的唯一理由，只是因為網路上流傳了帕蒂向8年級學生展示2幅取材自諷刺雜誌《查理週刊》的默罕穆德漫畫。

上述情形發生在教授言論自由的課堂上，雖然至少有一幅漫畫明顯令人感到冒犯，但是帕蒂在前幾年也教授相同課程，卻沒有出現任何抱怨。帕蒂嘗試在課堂內促成公開討論，然而阿布杜拉卻認為，展示穆罕默德漫畫就是污辱伊斯蘭。

無論帕蒂或是阿布杜拉的動機為何，都不應該影響我們的分析。2015年，一名婦女用斧頭砍殺丈夫，只因為他嘲笑了自己的天主教信仰，但是這起事件卻未成為頭條新聞，政治環境也未因此改變。為了理解為什麼唯獨帕蒂謀殺案對於政治氣候起到重大作用，我們必須檢視法國伊斯蘭恐懼症（Islamophobia）的歷史，以及學校體制與「反恐戰爭」在這之中扮演的角色。

世俗主義＝法式伊斯蘭恐懼症？

自1980年代起，伊斯蘭恐懼症一直是法國政治內的一股趨力，並以學校作為主要場域。在校園內，所謂的「共和國價值」——說穿了就是各種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被灌輸到年輕學子身上。與殖民時期的舊式伊斯蘭恐懼症不同之處在於：被鎖定的穆斯林如今是法國人口的一部份，而不是殖民地上的土著，或是終將返回母國的移工。1980年代是「第二代移民」——父母來自北非或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法國公民——當中許多人都是穆斯林，開始要求當局尊重他們權益的時代。在1983到1984年間，他們發起了大規模遊行，許多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冒出。

1989年，正是在上述的新情境中，發生了第一次的意識形態攻擊，重點圍繞在學校能否穿戴頭巾（hijab）。伊斯蘭成為右翼乃至於整個左翼的目標。支持的論點如下：現在法國人口有一大部分是穆斯林，因此一場爭奪他們忠誠的戰爭正在展開，要嘛效忠共和國，不然就是某種外國宗教。在此框架下，恐怖主義被視為是極端宗教狂熱的徵兆，因此公開展示伊斯蘭信仰就是潛在的恐怖主義，威脅了公共秩序及民族團結。而這個論點的「左翼版本」則把伊斯蘭描繪為某種極為反動、危害婦女以及同志權利的勢力。右翼則會談論穆斯林對其他國家效忠，並對法國安全及／或基督教認同構成威脅。但是左右勢力合流，一起猜忌所有黑人、阿拉伯以及穆斯林人口。

與當代伊斯蘭恐懼症的發展一起出現的，是「世俗主義」的意義產生變化。法國的政教（這裡的「教」指的是一度擁有無上權力的天主教會）分離從法國大革命持續至1905年，其過程漫長而艱辛。左翼不斷要求政教分離，並在巴黎公社時期身先士卒，而資產階級的龐大勢力也追求相同目標。然而，自從1980年代起，「世俗主義的保守革命」出現。左翼反對宗教的傳統原則，在重新調整目標後，鎖定了穆斯林少數族群。更加令人惱怒的是，天主教會的特殊地位依舊被法律所保障（例如在阿爾薩斯區或是摩賽爾省，政府與教會並未分離，而且許多天主教節日仍是國定假日），而且仍是重要的保守派政治勢力（例如2013年大規模抗議同志婚姻）。原本在歷史上具有進步意義的法語詞彙「世俗主義」（laïcité），對於對於右翼與極右翼而言，不過只是伊斯蘭恐懼症的代名詞。

伊斯蘭恐懼症影響的，不只是穿頭巾或是公然實踐宗教儀式的穆斯林，還有所有被指認為穆斯林的人。他們被迫效忠法國：抨擊（伊斯蘭）信仰的公開展示；不敢批評法國的外交政治；支持以色列與種族主義警察；以及同意懲罰「伊斯蘭極端主義份子」。此外，所有與穆斯林站在同一陣線的左翼與人權運動者也被貼上「遭利用的笨蛋」標籤，甚至被認為是恐怖份子的共犯。

其實宗教狂熱與暴力之間並無關聯。在法國，以伊斯蘭之名犯下恐怖攻擊的人並不特別虔誠，許多人都有輕微犯罪的紀錄、喝酒，也鮮少前往清真寺。驅動他們的，不只是年輕人普遍感到的憤怒與被剝奪感，還有法國在中東的外交政策，以及對於國內穆斯林的歧視。在法國，約有4百萬人自我認同為穆斯林，約佔人口的7%。犯下恐怖攻擊的犯人之中，來自這群人的充其量也不過數十人。

儘管如此，對於統治階級而言，伊斯蘭恐懼症起到兩個作用：分裂工人階級，使爭取社會權利的鬥爭更加困難；動員白人多數相信虛假的「無階級共和國」意識形態，共和國價值更錯誤地被當成言論自由、女權與公共秩序的守護者。

伊斯蘭恐懼症的左右翼匯合

左翼政黨在伊斯蘭議題上的分歧，對於右翼極為有利。這是為什麼2003年時，席哈克（Jacques René Chirac）的右翼政府推動了禁止在學校穿戴頭巾的立法（該法案在2004年通過）。在此之前，年金改革引發了大規模起義，老師的大罷工也才剛剛發生。然而，2003年的秋天，教師運動者們非但沒有討論如何重啟戰鬥，還在頭巾議題上嚴重分歧，一大部分極左翼份子對於「女性主義／世俗主義」論調照單全收，後來發現自己與政府站在同一陣線，一同打壓穆斯林女性。而無論是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的左翼黨（Parti de Gauche）或是之後的不屈法國（France Insoumise），還是2012至2017年間執政的社會黨（Parti Socialiste），改革派左翼更是打從心底擁護反動言論。

值得注意的是，從2000年初期開始，左翼的態度已有改變。雖然不夠快速，但是變化確實正在發生。特別是年輕的運動者們，在進入2010年之際，大聲疾呼反對伊斯蘭恐懼症，所謂「左翼」伊斯蘭恐懼症的實際效力也變得令人難以接受。絕大多數的年輕女性主義者、同志運動者以及反資本主義者已無暇主張1980至1990年代普遍被接受的伊斯蘭恐懼症論調。

這樣的演化也反映在政黨組織上。例如極左翼的革命共產主義同盟（LCR）在2003年時在頭巾法案表決時投了廢票，其核心幹部更積極參與壓迫穿戴頭巾的學生；如今其衍生新反資本主義黨（NPA）卻在近年清楚反對伊斯蘭恐懼症。甚至是梅朗雄的不屈法國與法國總工會（CGT）也致力於反對最赤裸的穆斯林種族歧視。這個緩慢但穩定的趨勢在2019年11月時達到高峰，上萬名穆斯林與非穆斯林無視政府與媒體的大力施壓，一同走上街頭遊行。這場遊行團結了穆斯林團體以及絕大部分的左翼，其中也包括不屈法國與法國總工會。因此，帕蒂遭殺害後爆發的伊斯蘭恐懼症，也將許多左翼政黨與個人視為攻擊目標。

由法國國家機器發起的投機、伊斯蘭恐懼症攻勢，與法國總統馬克宏的政治困境有關。2016至2017年間，馬克宏的自由派政見盡量避免伊斯蘭恐懼症論調。他將自己化身為一位年輕的世界主義候選人，起身挑戰極右翼的勒龐（Marine Le Pen）。馬克宏批評時任總理瓦爾斯（Manuel Valls）對於伊斯蘭的窮追猛打，更稱殖民主義是「違反人道罪」。然而，之後馬克宏政府越來越右傾，其成員甚至包含當時支持右派總統薩科吉的政客。馬克宏極欲分散民眾的注意力，包括處理新冠病毒危機失當，以及黃背心運動期間浮現且持續延燒的社會怒火。「分離主義」在馬克宏眼中，指的是從外表便可辨認的穆斯林，這群人也成為馬克宏的攻擊對象。2020年10月2日，打擊伊斯蘭分離主義的法案大張旗鼓地通過。左翼則極力反對法案。

帕蒂案後 馬克宏政府如何操作伊斯蘭恐懼症？

此時，2020年10月16日，帕蒂慘遭殺害的悲劇發生。隨後反動勢力的閘門被打開了。

對於極右翼政黨「國民聯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與大部分的右翼媒體，帕蒂謀殺案證明了他們一直以來所宣稱的：聖戰份子正在嘗試掌控法國，這群好戰份子是伊斯蘭武裝先鋒，得到多數法國穆斯林的廣泛支持，因此必須向這群人宣戰，迫使他們臣服，不然就將他們逐出法國。在波爾多，一座清真寺被遍布的種族歧視塗鴉給毀壞；在貝濟耶，法西斯份子呼籲燒毀清真寺；在巴黎，一名種族主義者攻擊穿戴頭巾的女性。

鼓吹宣戰的不僅侷限於極右翼勢力：甚至原本是中間派的《瑪麗安雜誌》（Marianne），也在首頁放上一張被斬首的瑪麗安（象徵法國共和國的女性肖像）圖片，標題寫著：「我們何時將遇襲？」

馬克宏也採取好戰口吻，表示將「戰至最後一兵一卒」，希望能「斬除所有伊斯蘭主義組織」。法國內政部長達馬南（Gérald Darmanin）則下令關閉龐坦清真寺（因為其中一位領袖在帕蒂遭殺害前，上傳批評帕蒂的影片），造成接下來六個月，當地2千名穆斯林無處膜拜。

達馬南甚至想要解散伊斯蘭慈善團體「Barakacity」與「法國反對伊斯蘭恐懼症團體」（CCIF），不過司法應該禁止他這麼做。雖然上述兩個組織與帕蒂被謀殺一點關係也沒有，但是卻積極反對伊斯蘭恐懼症。仇恨閘門被打開後，那些對伊斯蘭恐懼症持反對立場的左翼團體也遭到指控。2019年11月的遊行常被反動政客與媒體挑出來批評。不屈法國更被打成「伊斯蘭左翼」，這類毀謗令人想起昔日「猶太布爾什維主義」（20世紀初期宣稱猶太人在十月革命中資助布爾什維克派的陰謀論）的謬論。

不幸的是，梅朗雄重拾「民族團結對抗恐怖主義」的老論調。膽小的他急忙與「伊斯蘭左翼」的指控撇清關係，宣稱「我認為法國的車臣社群出現了問題」，建議每個車臣難民的申請案都應該重新被檢視，那些活躍於伊斯蘭社群網路，或是與伊斯蘭主義有關聯的人都應該被「抓起來驅逐」。

面對伊斯蘭恐懼症的議題，綠黨內部分歧，社會黨則堅持路線，這也打擊改革派左翼為了在2022年大選推出共主的努力。但是隨著時間過去，政府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利用每次聲明，極力在帕蒂謀殺案中製造恐懼，導致人民憤恨滋長。教師工會發現雖然帕蒂被捧為國家英雄，政府卻毫不關心學校處境以及他們的工作條件。梅朗雄現在說他很後悔發表關於車臣社群的言論，他與其他不屈法國的發言人們開始反擊。教育部長布蘭克（Jean-Michel Blanquer）宣布「伊斯蘭左翼嚴重傷害大學」之後，連大學董事也開始抗議了。

還不清楚政府與媒體鼓吹戰爭的論述將如何影響法國人民。2015年《查理週刊》攻擊事件，以及歐蘭德政府的後續回應，仍深深烙印在人民心中，許多人注意到馬克宏政府正利用每次機會噤聲異議份子，以及助長種族主義，特別是目前最重要的議題應是衛生與經濟。達馬南最新言論甚至讓那些被民族團結鼓動的人也質疑政府是否有理性回應的能力。達馬南表示：「每當我走進超市時，總是為了某某社群有專屬的食物區而感到震驚。」達馬南似乎覺得清真食物（halal）或是符合猶太戒律的食物（kosher），就是通往恐怖主義的入門藥。尤其是，法院正在審判2015年猶太食品超市「Hyper Cacher」的反猶太屠殺案，這種無腦的川普式發言更令人惱火。

目前法國左翼仍未出現合作計畫，走上街頭抗議伊斯蘭恐懼症，但是有跡象顯示大規模示威有發生的可能性：猶太人、黑人、羅姆人團體已經發出共同聲明支持穆斯林，新反資本主義黨的地方組織，以及安娜其主義的自由聯合公社（UCL）已經抗議龐坦清真寺被關閉，被政府攻擊的左翼與穆斯林團體越來越憤怒，這兩股勢力應該可以互相連結。這是我們應該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