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晚春：遠東化纖罷工事件自霄裡溪畔的新埔小鎮爆發，猛烈地震撼了整個台灣。縱然捲進了最優異的工會幹部與社運份子，動員了最多數、跨立場的工人群眾，這場罷工卻仍在霏霏細雨中以失敗告終。三十餘年後的今日，深秋：台灣勞動歷史與文化學會以「新埔風雲：客家工人與解嚴後的狂飆年代」為題，重新向台灣社會介紹這一樁事件。
除了1987-89年那段烽火遍地的歲月外，台灣工運一向不是社會上主流的聲音。那時，推動整體工運前進的時代火車頭，正是1989年發動罷工的遠化工會。面對1984年《勞基法》的制定、1987年解嚴的衝擊，台灣工人壓縮、密集地學習了組織和行動的技藝，在解嚴浪潮中意識到時代賦予的天命，這是剛剛「轉大人」的台灣勞動階級揮出的第一拳。
回望遠化罷工，不只是為了被動回憶或靜態紀錄，畢竟，當年罷工事件中的行動者們，至今仍是工運裡活躍的要角；我們當前所身處的社會，也是自彼時的社會流變而來。對這段歷史的探究，也就意味著對此刻運動的清理與檢討，同時為未來的行動者留下成長的經驗素材。
不過，遠化罷工也不該被看成僅屬於社運的特異註腳，如此重大的衝突標誌著日常生活的斷裂，從秩序的縫隙中顯現了社會的全景。本文除了說明本檔展覽的內容，也嘗試從「客家城鎮的工業化」、「遠東集團的崛起」與「工運史的個人軌跡」等三個向度切入，反思這場罷工展現出的豐富面向。
客家城鎮的工業化
戰後台灣的工業化過程，一方面使得文化產品成為大量複製、營利至上的文化工業，另一方面也讓工業、都市與現代的想像深植人心。時至今日，我們對台灣工人的觀點卻仍頑強地以1970-80年代為凝固的典範，認定唯有滿口閩南粗話、無技術或幹體力活的本省閩南男性工人，才是再現與現實中「真正的」工人。翻轉或強化此一形象，正是《做工的人》等影視作品廣受歡迎的秘訣所在。
但是，這樣的圖像並不是台灣工人唯一或本身的樣貌。從楊青矗的《工廠女兒圈》到鄭文堂的《奇蹟的女兒》，或是陳映真的〈雲〉、李喬的《藍彩霞的春天》、蔡素芬的《鹽田兒女》，以及近日顧德莎的《驟雨之島》、張郅忻的《織》，這些詳實、同理的作品，描繪了女性在台灣勞動史上扮演的重要角色。張郅忻的新作《海市》一書，立基於新竹湖口的自身生命經驗，串起客家文化、城鄉發展與工業化，溫婉而堅定地拉出勞動與流離的主題，為女性的家庭書寫帶來嶄新的風情。
《海市》所描繪的湖口等桃竹苗的客家庄，恰是轉型中的工業與農業的緩衝區域。座落在此邊界地帶，社會變遷時牽動的人口遷徙、勞動轉型與家庭重構濃縮在此地。加工區、工業區這類在工業化下誕生的新興生產空間，為資本開發、召喚且吸納了嶄新的勞動人口。在這些生產空間以外，如遠東化纖散佈在鄉野山間的單一巨型工廠也很值得注意。對新埔而言，與遠化廠的鄰接關係既是祝福也是詛咒──60年代迄今，一代又一代的農家子女紛紛踏入遠化廠工作，對老闆和勞工來說，遠化都是一間「家族企業」；同樣時至今日的是遠化廠老一輩新埔人心中「氣味不佳」的集體記憶，此前不久的道生油外洩事件，更是讓鄰近新埔的竹北、湖口等地都聞到難以忍受的酸臭味。
縱然氣味難忍，竹縣農地間佇立的遠化廠、台元廠等大型工廠，仍吸引了大批在地的農村和山城少女。受訪談的女工大姐告訴我們：雖然她們當年必須日夜輪番上線生產，但在工作之餘，她們也向城市移動，吸收娛樂新知、流行文化和美容保養等知識，追求媒妁之言以外的愛情，以機車出遊和日記書信充分展現掌握生命的積極行動力。這些衝勁和動能化作「女子氣概」，同樣地反映在站上罷工第一線、從被封鎖的工廠中手勾著手衝出的客家女工們身上。
客家人的家庭與宗族組織既是資本家買地招工的重要網絡，也是工運行動者們互相看見、熟識與團結的重要基礎。1986年由遠化、中興等工會組成的「兄弟工會」，即是由同為客家出身的男性工人結拜、換帖而來；遠化罷工前後，工會也運用拜平安戲的時機，翻轉民俗慶典、集體休假與罷工抗爭的意義，成功完成工運基層的動員；客家庄的義民信仰，也在罷工當下發揮強化工人的忠誠與決心、避免背信或背叛的功能。
當我們說台灣從「農業社會走向工業社會」，到底說的是何時何處？當我們想像台灣的工人階級時，想到的又是什麼族群、什麼年齡或什麼性別？當我們闡釋台灣的工會運動時，除了以個別工廠為單位的廠場工會想像外，還可以注意到哪些促進團結的網絡與要素？挖掘客家元素與工會運動之間的連結，並不是重複「硬頸」、「儉約」的「客」板印象，逕自假設客家人就必然有反抗的能耐或者自動地取得抗爭的地位。問題在於：戰後的客家文化如何在歷史過程中取得異議的正當性？這些文化資源又如何被台灣的勞工運動調度與挪用？客家城鎮的工業化後果、女性勞動者的生存處境以及這兩者間的交疊之處，值得我們重訪和反思。
遠東集團的崛起
除了站在勞動者的視角，反思族群與性別經驗的交錯外，遠化罷工的對立面也很值得注意：這場罷工起自紡織業龍頭、上海幫大老徐有庠創辦的遠東紡織公司。作為遠東徐家的化纖業「起家厝」，遠化廠在1960年代末期即因民代的招徠而在犁頭山腳建起，屹立不搖。
與戰後政權緊密結合的遠東集團，其發展歷程具有某種歷史的代表性：從紡織業與針織業立業，一面採掘水泥，另一面生產化纖，發展金融、百貨與旅遊業之餘，亦不疏於經營教育、慈善等社會事業。除了遠東徐家外，新光吳家、台塑王家、裕隆嚴家等家族財團也分別從紡織、塑膠與汽車等業起家，類似地走向多角化的經營之路。獲益於美援物資的滋養、台灣出口擴張的發展策略和高度管制的產業政策，遠東集團跟隨化纖業興起的潮流，透過亞洲民間公司、國際金融公司挹注的國際資金，成功地踏穩通往壟斷資本集團的一步。
企業家口中的「多角化經營」策略，正是資本規模的擴大、集中、寡占與壟斷。壟斷資本的誕生，使得生活需求的各個層面不斷被涵括到大型資本集團的統治範圍內。資本壟斷與政府決策相互加強所產生的正向循環，不只使得獎勵投資的政策路徑與邏輯延續、深化，也讓壟斷資本影響了經濟範疇以外的社會制度形成。例如，今日備受客家委員會青睞的客家花布，便是由遠東集團旗下的遠東紡織廠所印製，俗稱「遠東花仔布」。脫胎自工廠大量印染的花布樣式，既產製了我們對於美感與傳統的認知，也形塑了集體的文化認同與族群想像；另一方面，這些花樣又成了其他「客家」文化產品的美學基礎，進一步擴大文化與創意的商品化與市場化。在更為剛性的經濟領域，遠東集團不只協助政府執行代紡代織、出口配額等貿易要求，透過外貿協會和工業總會提出對經濟與時局的看法，更捐助了中華經濟研究院等政府主導的研究單位，插手經濟政策的擬議與成形。
探究佔據壟斷地位的大型資本的誕生，為勞動史提供了另一個思考側面。相較於以家庭網絡為基礎的中小企業、位處加工區中的外國企業，企業集團所使役的大批工人，他們的勞動條件、勞動意識與工會組織有何不同？工業管理與多角化經營又如何改變了這些工廠裡工人的處遇？孤立田間、佔地廣大卻意外發展出工會運動的遠化廠，正是最好的觀察對象。
工運史的個人軌跡
走過解嚴後的激情，勞工運動似乎越來越不再有當年的號召力；社運的積弱，也讓歷史寫作顯得有些多餘。有些人認為，與其從事學術書寫，不如直接加入工運的行動；也有些人唾棄研究（縱然這種敵意其來有自），將當下的行動視為變革社會的全部內容。在這種環境下，若非2016年的紀錄片影展將綠色小組拍攝的「遠東化纖罷工事件」重新出土，這場罷工或許也就會湮沒在塵埃之中。
事實上，遠化罷工不被重視，只不過是當前工運與勞工研究的病徵之一。時至今日，我們仍讀不到任何一篇或一冊完整勾勒戰後台灣勞動史的作品。或許是這樣的歷史敘事與當下運動的連結太過緊密，寫史容易讓人感覺在「指點江山」；也或許因為當事人仍活躍在工運現場，寫史很難不被看成恩怨情仇的外部化，諸多原因讓為工運或勞工寫史的企圖難以遂行。又或許，工運本身也抗拒被固定為典型的「一套」按年份排列事件的歷史，也抗拒總是在說明倡議訴求、立法成就或官制建立的「歌功頌德」。與其建構能夠自圓其說的完整史觀，工運需要的可能是紀錄不同參與者們的生命經驗與回憶，從中說明個人的勞動經驗與行動軌跡是如何與工運交疊，而工運的訴求又如何被不同社會位置的人們所理解、轉化和接納。
這也是本次展覽的小小嘗試：我們訪談了記錄者、工會幹部與組織工作者等不同位置的參與者，探尋遠化事件的多重版本。這些訪問不拘泥於事件，也紀錄了受訪者的生命史，試圖找到生命經驗與抗爭經驗之間復返、突現的連結。為什麼一個人會到工廠工作，又為什麼會參與工會？生命的選擇除了是外在歷史結構牽引的結果外，也受到情感、偶然性等個人因素的影響。對這些受訪者自己而言，他們所說出的歷史都是「真實」的、由他們所經驗與回溯的版本，足以其他人的版本或是學者的著作相提並論。
抗爭經驗與生命經驗之間的對話有非常多種形式，遠化罷工的要角羅美文、徐正焜和黃文淵之所以投入工會運動、參與罷工，也都是基於自身的經驗，最後走到了一起。之於羅美文，那是剛剛進入遠化廠時的車禍意外，讓他與白色恐怖的歷史相遇，認識了工會的民主潛能；之於徐正焜，那是大學畢業後到外資公司服務，在美國老闆逃跑後協助討回資遣費的經驗，形塑了見義勇為的意志；之於黃文淵，那是在建教合作時到通用器材工作，意外參與了端午節的怠工，烙下對抗爭的想像。這些零散的經驗在心底沈澱，在他們參與工會時再度浮現，成了推動組織前進與打破廠場邊際的動力。因為口述歷史，遠化罷工不再是勞資雙方各自鐵板一塊、壁壘分明，最後讓工運一無所有的最終決戰；而是因為某些共同的經驗、以自己的方式接受了工運的理念和訴求，沿著不同路徑前來的人們輻輳在一起，反抗資本與威權的多重真實。在這樣的多層真實之中，工運沒有全盤皆輸，香火也未曾澆熄。
多重真實的觀點，正好呼應著工業化過程中，台灣不同族群與不同地方的多重勞動與歷史經驗，閩南的、客家的，北部的、南部的⋯⋯各式各樣的經驗，等待後繼訪談者們的收集與拓邊。遠化罷工作為一場已逝的歷史雲煙，針對其展開的歷史研究能否作為一種實踐？記憶與歷史有沒有對現實更積極的行動意涵呢？在徹底飄遠之前，風雲都在那兒，我們試著以聲音、文字和影像留下一些紀錄，也試著讓歷史的雨珠滋養乾涸的大地，或許新的工運嫩芽就能再從那兒長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