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需行走幾步，就不在任何法律和規則、沒有旅行簽證以及橫跨多國的情況下越過了國界，並從此開展了我的旅程。就這樣，我身處在國界的另外一邊 —— 身上沒有證件，即使不過是同個地球的數步之遙，但那邊的土壤已不盡相同。我，我的軀體、身份和文化都與他們的地方「格格不入」。按照一般的說法，我已「連根拔起」，注定就此凋零。這就是那些不遵從國界管制者的悲慘命運 （Khosravi, 2010）。1
這是斯德哥爾摩大學教授 Shahram Khosravi 在 1986 年冒險跨出伊朗國界進入阿富汗的回憶。依據他在《「非法」旅者：一部國界的自我民族誌》的敘述2，當時剛高中畢業的他因不願響應伊朗政府的入伍徵招及受盡逃避兵役帶來的諸多限制，最後只好選擇偷渡出境需求庇護。然而他的旅程必然不會是一帆風順的。他首次逃亡就被協助偷渡的「中間人」（Middleman）背叛並被伊朗國界警察逮捕並拘留 1 個月。好在第二次透過事先取得的聯繫人協助下，成功偷渡離開伊朗並進入巴基斯坦，得以繼續他的亡命生涯，直到落腳在瑞典為止。
Shahram Khosravi 的逃亡尋求庇護的體驗及敘述，可說是各地難民身處在當前全球社會的經驗縮影。從上段引文中可以看得出，有別於一般對國界之「牆」的想像，國與國的界限，不過是地圖投射在地球表面上一條只需輕輕一躍就能跨越的細線。即便如此，當今各國政府與社會往往在這些細線上投注了不少的精神與資源，從中不單衍生出各式國家、族群、文化與社會等類別，也化為對不同階層人士再具體不過的阻攔或通行。另一方面，凡是越過這些細線的人們，都會背負著其留下的烙印，而當中被烙印最深的，無非就是我們稱呼為「難民」或「移工」的群體。這些烙印可以是那些非常具體展現在他們身體或臉部的「格格不入」的特徵，又或是他們混雜著原生國和客居國的語言，又甚至是更為隱秘和銘心鏤骨的心靈掙扎。這些「難民」和「移工」即使不願被指認（或誤認）為細線所烙印下來的刻板形態都好，一旦他們跨越了諸多界定的細線，尤其是那些「不被允許」者或「非法」的跨越者3，這條細線就是他們唯一的指認方式或罪證。無論他們在跨越這條細線前遭遇了什麼、有沒有真正想要入侵的意圖，又或是在這條細線內外發生什麼事都好，他們往往都先被細線的另一側視為潛在的「入侵者」，即使有時能獲得被收留與庇護的機會，他們更多時候被視為必須以強硬手段移除至細線之外、否則便「有失國體」的存在。
即使在全球大流行前，這條細線也隨著全球化的發展與擴展變得越加普遍、細緻、深刻與「自然」。然而全球大流行非但沒有阻擋這樣的趨勢，反而還讓這條細線變得更為顯著，並對要劃分的人們也越加仔細及切身，即使很多時候這種操作建基在某種迫害妄想之上。誠如陳子豪（Tan, 2020）所述，疫情期間對「看不見」事物的恐懼將會招致尋求化為「可見」的強烈慾望，而這「無形的轉喻」（Metonyms of Invisible）會將原本細微的威脅「具體」地放大到「可見」的程度，以期能從中獲得某種安全感。另一方面，即使所謂難民或移工「問題」在馬來西亞常是被人們廣泛討論的事務，並往往牽動這後殖民國度的國族想像中心，但「問題」中的難民與移工都只能被動接受某種既定可見的「樣貌」，他們的經歷、故事和情感終究還是大馬國民缺乏理解和「看不見」的「無形」。即使有著與我們無異、一樣也會生病的軀體，主流社會往往把對於「無形」病毒的恐懼轉喻或透射在同樣也是「無形」的他們，並從而啟動彷彿作戰的姿態，期望通過抵禦難民、移工與「非法入境者」的「可見」軀體的到來，來達到延遲或緩和「無形」病毒的進擊。
筆者相信上述邏輯已展現在馬來西亞國家特工隊（National Task Force） 2021 年 6 月初在其社交媒體平台發布的海報上。在這張由該隊策略通訊部製作的海報中，烏雲密布的背景襯托出中間 3 名手持荷搶實彈的馬來西亞皇家警察部隊、武裝部隊與海事執法機構人員，而海報四周都有執法或難民船隻的圖像。然而，最突出的還是那句再直白不過的標語 —— 「羅興亞移民，你們的到來是不受歡迎的」（Migran Etnik Rohingya, kedatangan Anda Tidak Diundang）。這張海報所帶出來的信息是非常恐怖的，當中除了本末倒置地把尋求庇護的難民比喻成某種「入侵者」外，甚至暗示國家特工隊的執法人員會不惜動武驅逐難民，讓人不禁聯想到 1979 年越南船民到來時，大馬政府曾一度恫言會對上岸船民開槍的立場（Reuters, 1979）。此外，根據筆者在海報未刪除前網友留下的評論來看，絕大多數者的立場都與 2020 年初在社交媒體一度爆發的「反羅興亞難民」潮那樣如出一轍 （Latiff & A. Ananthalakshmi, 2020）。大馬首相甚至在東盟會議上據此指出國內激烈的排外情緒，有意將羅興亞難民「安全遣送」回仍然紛亂的緬甸 （Malaysiakini, 2021）。
然而，當中最耐人尋思的，就是海報中的標語是以馬來文（即馬來西亞國語）撰寫，而非羅興亞文，因此當中就出現一個問題 —— 這海報究竟是給誰看？如果我們排除那些已在大馬境內具備馬來語文能力的羅興亞難民，我相信答案只有一個 —— 這海報的實際對象是馬來西亞人，但為什麼是馬來西亞人呢？就如上面曾提及外來非公民一直牽動著馬來西亞國族想像那樣，這海報事件與對難民廣泛的負面態度，在多數層面上都與焦慮情緒脫不了關係，或更準確的說，是對那些被稱為國界的另一邊的未知與挑戰感到焦慮，即便他們不過是細線外的一群人而已。
本篇文章以上述背景出發，試圖嘗試從大馬難民與移工相關實施來分析對難民「入侵」的焦慮，以及難民如何適時地被他人所「利用」，並呼籲進一步理解國內日益嚴重的排外情緒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