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政府一系列錯誤經濟政策，加上新冠肺炎疫情重創斯里蘭卡賴以衛生的旅遊業，該國正面臨 70 年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自去年（2021）11 月起，由於食品、燃料與藥物價格飆漲，社會各部門相繼上街抗議、罷工，示威者高舉燒焦的麵包，怒斥總統戈塔巴雅．拉賈帕克薩（Gotabaya Rajapaksa）治理經濟無方。
持續惡化的斯里蘭卡經濟危機，迫使民眾在加油站及商店外排隊數小時購買燃料、食物、藥品與水。在加油站外，有民眾因體力不支死亡，甚至發生爭執後刺死對方的悲劇。基本商品短缺與價格飆漲，加上 3 月底發生該國創紀錄的 13 小時停電之後，3 月 31 日，上千名民眾湧入可倫坡總統府外，要求戈塔巴雅．拉賈帕克薩下台「滾回家」（Go Home Gota）。戈塔巴雅政府宣佈緊急狀態，實施宵禁並禁止社交媒體，警察動用催淚瓦斯與水車鎮壓示威者，造成 1 人死亡、至少 35 人受傷，50 多人遭逮捕，但是仍然無法遏止全國各地的示威潮，斯里蘭卡民眾無視宵禁，持續走上街頭反對戈塔巴雅政府。
斯里蘭卡外匯儲備迅速萎縮，從 2019 年開始的 76 億美元，到了 2022 年 2 月僅剩 23.1 億美元。外匯儲備枯竭導致該國無力支付進口食品與燃料所需費用，甚至出現柴油船已停泊至港口卻因款項未支付而無法卸貨的窘境，政府也因此得實施分區輪流限電。此外，斯里蘭卡的通貨膨脹在 2022 年 2 月創下歷史新高的 17.5%，食品價格也在 3 月份飆漲 30%。
戈塔巴雅政府將經濟危機歸咎於新冠肺炎大流行重創該國主要外匯收入的旅遊業，以及 2019 年曾發生在可倫坡教堂與酒店的炸彈襲擊案件，導致遊客人數銳減 80%。但是示威者與專家認為戈塔巴雅政府自己一連串錯誤的經濟政策也是經濟危機的主因。
2019 年，戈塔巴雅憑藉民粹的減稅政策，攏絡中產階級選民，加上利用民族主義挑動占該國人口七成的僧伽羅人，仇視少數的泰米爾人與穆斯林、基督徒，透過族群與宗教矛盾成功贏得選舉。取得政權後的戈塔巴雅政府實施全面減稅，包括降低增值稅、企業稅，同時提高課徵個人所得稅門檻。在戈塔巴雅執政前，斯里蘭卡稅收僅佔 GDP 的 12.7%，已是所有中等收入國家中占比最低，2020 年，稅收佔 GDP 比更降至 8.4%。稅基縮小意味斯里蘭卡缺乏購買外幣增加其外匯儲備的資金，當 2021 年該國外匯儲備迅速縮水時，戈塔巴雅政府只能藉由禁止進口阻止外匯外流，例如：在 2021 年 4 月，戈塔巴雅野心勃勃地宣示「斯里蘭卡將成為 100% 有機食品生產國」的目標，全面禁止進口、使用化肥，結果導致稻米產量下降 40%，最大出口產品茶葉產量也因此減少。儘管戈塔巴雅在農民抗議後於 11 月撤銷政策，但是已經導致作物歉收，迫使斯里蘭卡必須增加進口糧食，結果外匯儲備的短缺問題更加嚴重。
根據《BBC》，目前斯里蘭卡外債金額約為 510 億美元，其中 70 億美元必須在今年償還。戈塔巴雅政府已宣佈暫停還債，並向中國與國際貨幣基基金組織（IMF）尋求援助。中國目前承諾將提供包括米、藥品與其他必需品在內的 3,100 萬美元緊急人道救援。另一方面，斯里蘭卡也希望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獲得 40 億美元的借貸。自 1965 年起，斯里蘭卡已經向 IMF 貸了 16 筆貸款，最近一次是 2016 年的 15 億美元。IMF 借貸通常以借款國實施嚴苛的撙節政策為條件，壓縮公共投資並且不利於長期經濟成長與社福政策。
斯里蘭卡的債務結構，約有 47% 的借款來自資本市場，亞洲開發銀行、世界銀行、中國、日本與印度則各佔約 10%。馬來西亞知名經濟學者卓莫．夸梅．桑達拉姆（ Jomo Kwame Sundaram）認為，對資本市場的債務是斯里蘭卡債務難以永續的主因。卓莫指出，相較於多邊開發銀行（世界銀行或亞洲開發銀行）和雙邊貸款，商業貸款的借款條件更嚴苛，包括還款期限到期必須清還所有債務，還款期限也更短。自 2012 年至 2019 年，商業貸款債務佔斯里蘭卡外債比例從 2.5% 飆升至近 57%，光是必須支付的利息就佔 2021 年斯里蘭卡收入的 95%。
經濟危機進一步引發戈塔巴雅政權危機。四月一連串大規模示威，已迫使除了總理馬欣達以外的內閣總辭。戈塔巴雅、馬欣達與財政部長、國防部長，以及體育及青年部長都是拉賈帕克薩家族成員，長期以來，拉賈帕克薩家族就被反對派批評涉入貪污與利用裙帶關係。在內閣總辭後，戈塔巴雅邀請反對派入閣卻遭拒絕，後者與執政聯盟共 40 多位議員請辭後，對總統發起不信任案，不過至今戈塔巴雅與馬欣達都拒絕請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