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取民主自由
1973 年 3 月，聖保羅大學的學生亞歷山卓．萊梅（Alexandre Vannucchi Leme）在校園裡被綁架，在「資訊作戰支隊」（DOI）與「內防作戰中心」（Codi）的大樓裡遭受酷刑並殺害。他是聖保羅市大學生的領袖，積極參加革命組織「民族解放行動」。他的死亡引起普遍的強烈抗議，學生運動再度走上街頭。在聖保羅主教座堂（Catedral da Sé）3,000 名學生參加彌撒，追悼這位被謀殺的同志，由巴西最重要的人權活動家之一、備受敬重的阿恩斯樞機主教（Dom Paulo Evaristo Arns）主持。警方包圍聖保羅大學，在聖保羅市的戰略地點架設柵欄，並且在大教堂前方裝置戰爭的器械。然而，那些設法通過封鎖進入大教堂的人，有令人難忘的經驗。24 位神父與阿恩斯樞機主教舉行彌撒，感動全國。就在信徒的面前，歌手兼作曲家若昂．盧特菲（João Lutfi，別名塞吉奧．里卡多〔Sérgio Ricardo〕）走上祭壇，以吉他伴奏，首次獻唱〈地牢〉（Calabouço），使亞歷山卓．萊梅的謀殺案與五年前在里約熱內盧學生食堂「地牢」被槍殺的艾德生．德利馬．索圖產生聯想。
雖然 1973 年的事件標誌反對派開始更有系統地組織，但是真正的轉捩點出現在 1975 年 11 月初，報人弗拉基米爾．赫佐格（Vladimir Herzog）死後一週，又是在聖保羅 DOI-Codi 大樓裡。赫佐格是受敬重的專業人士，指揮聖保羅的「電視文化」新聞部。10 月 24 日警方來逮捕他時，他說：明早他會前往「資訊作戰支隊」，因為他必須完成下一則新聞的剪輯。翌日早上 8 點，赫佐格抵達 DOI-Codi 大樓。同日下午，他被發現死在牢房裡。弗拉基米爾．赫佐格死於酷刑，這一回軍方無法擺脫屍體，「電視文化」的職員全都知道：他是主動前往「資訊作戰支隊」大樓。軍官別無選擇，只能編造自殺。「第二陸軍」指揮官發布官方備忘錄，告知全國：弗拉基米爾．赫佐格在牢房裡用布條（並非他的物品）自盡，膝蓋彎曲且雙腳著地。
截至 1975 年，軍方公布捏造的自殺事故已是例行公事。在赫佐格死亡的 5 個月前，費雷拉．德阿爾梅達（José Ferreira de Almeida）上校在同一間牢房裡自殺，也使用非他所有的布條，屍體的姿勢相同。弗拉基米爾．赫佐格被謀害約兩個月後，警方以相同說法，說明工廠工人曼努埃爾．費里奧（Manoel Fiel Filho）死在 DOI-Codi 大樓裡。曼努埃爾．費里奧是獨裁政府時期第 39 例政治犯自殺，第 19 位上吊——其中兩例，被拘留的人顯然坐著上吊。這是「陸軍情報中心」以「共產黨」中立化為目標，發動大規模鎮壓攻勢，弗拉基米爾．赫佐格、費雷拉．德阿爾梅達上校與曼努埃爾．費里奧是其中的受害者。活動期間，在聖保羅超過 200 人被逮捕，16 位黨魁被殺害。這種攻勢乃蓋澤爾總統控制序幕過程的一部分策略，揭露「共產黨」與「巴西民主運動」的議員有關連。但是赫佐格死亡引起大規模反動，由聖保羅州「新聞從業人員職業工會」率領，抨擊所謂的自殺鬧劇，發起抗議運動，反對非法囚禁、拷問和謀殺。拒絕依照陸軍的指示，赫佐格的遺孀克拉麗絲（Clarice）和兩個兒子伊瓦（Ivo）及安德烈（André），不肯立即埋葬屍體和保持沉默。猶太教法師亨利．索貝爾（Henry Sobel）將遺體葬在聖保羅以色列人公墓中央，而非依照自殺的慣例葬在牆邊，以重申譴責：弗拉基米爾．赫佐格實際上被暗殺。赫佐格來自猶太家族，從南斯拉夫移民到巴西，逃離希特勒部隊的進攻。
炮口倒轉，約 3 萬名學生使聖保羅重要的大學陷入癱瘓狀態。「巴西民主運動」、「巴西記者協會」（Associação Brasileira de Imprensa，簡稱ABI）、學生運動、「巴西律師協會」與「巴西主教全國代表大會」形成廣泛陣線，開始動員反抗獨裁政府。幾乎沒有籌劃，持續數日動員，終於在大教堂舉行合一崇拜。由四位宗教領袖舉行儀式，猶太教法師亨利．索貝爾與馬塞洛．里特納（Marcelo Rittner）、阿恩斯樞機主教以及長老派牧師傑米．萊特（Jaime Wright），加上一位特別來賓，奧林達與累西腓的總主教埃爾德．卡馬拉在祭壇主持儀式。約 8,000 人參加這個禮拜式，公然反抗獨裁政府。一群沉默、憤慨的民眾擠滿教堂的中殿、臺階和廣場。同時，在里約熱內盧，700 位新聞工作者擠進「巴西記者協會」禮堂，為弗拉基米爾．赫佐格之靈默哀。宗教儀式結束後，卡馬拉總主教告訴一位記者：「有些時候無聲勝有聲。」方才發生的事情，他用一句話總結其力量：「今天獨裁政府底下的土地開始震動了。這是預示結局的先兆。」卡馬拉總主教沒有說錯。悼念弗拉基米爾．赫佐格的合一禮拜是轉捩點。巴西社會重獲公共空間使用權，反對派勢力逐漸形成聯盟網絡，對抗獨裁政府。使反對派勢力團結起來，關鍵的需求是回歸合法組成的政府與恢復公民權。從那時起，反對派運動持續朝民主政治前進，並非朝將軍們所提議的受控的序幕。
一個口號使反對派團結起來：「爭取民主自由」。從 60 年代對武裝鬥爭的重視，變成恢復合法的形式進行政治活動。從這時起，反對派開始勾勒再民主化將採取的方向，逐漸採用不同的民主觀點。民主不再被視為達到目的的手段——例如社會主義，而是民主本身就是目的。人民開始鼓吹民主政治是最適合巴西的政府形式。
又花了 10 年，獨裁政府最後幾位將軍才離開聯邦政府所在地高原宮（Palácio do Planalto）。再民主化進程緩慢，時作時輟，但是反對派正在改變轉型的路線。首先，除了左派的祕密組織和團體，他們合併社會各界許多不同意見。其次，反對派運動核心變得較不僵硬，更能適應不同形式的行動主義。
一種最積極的公民權運動在聖保羅市郊崛起，出自政府幾乎見不到的社團，卻是被當局完全捨棄的典型社區。這些社團包括媽媽社團、居民團體與衛生委員會。他們通常在當地教會的教區禮堂聚會，受到「基本教會社區」（Comunidades Eclesiais de Base，簡稱 CEBs）結構的支援和保護。這些社區最初於 1970 年籌辦，不久變成「解放神學」（Liberation Theology）的推廣中心，由神父率領基督徒小組構成。有聖經閱讀班，旨在喚起社群意識，鼓勵團體參與建設性改革行動。截至 70 年代中，成千上萬的「基本教會社區」活躍於巴西全國城市和內地。他們經常在社區裡扮演領導的角色。整整十年這些組織出現大量新的社會運動（生活費用運動、區友社團、貧民窟協會），籌劃參與大規模的宣傳活動，對獨裁政府施壓。
受公民權運動的激勵，幾個政治激進團體在 70 年代崛起，包括「黑人反種族歧視聯合運動」（MMUCDR）、「巴西婦女中心」（CMB），與同志權利團體「我們是」（Somos）。這類組織增添新層面爭取民主。其中許多人出版刊物，確認多樣性需求和推行新範疇，例如性別與性取向：《婦女》（Nós Mulheres）、《街燈》（O Lampião da Esquina）與《辛巴》（Sinba）。這些刊物只是更廣泛的新聞與政治運動的一小部分，共同特徵是與軍事獨裁勢不兩立。從 1964 到 1980 年，巴西約有 150 種小型報紙出版。其中許多報紙有創新的版面和挑釁的文章，雖然並非全都定期出版。因為有限的發行量和極小型的規模，它們被叫作「侏儒報刊」；因為表達批判的立場，與這個國家主流報紙的社論形成對比，它們被叫作「另類」（alternative）。但是在困難的局面選擇政治對抗，就這層意義而言，這些刊物也是「另類」。
70 年代的 10 年實際上是另類新聞的高峰，仿效「攝政」時期諷刺且不敬的宣傳小冊子與「第一共和國」無政府主義刊物的傳統。作家、藝術家和出版商對他們的觀點很狂熱，尋求政治程序的新方向，提議社會、文化和行為的轉變。這類刊物有一些與左派政治組織或祕密團體合作……也有結合幽默、行為和社會評論的小型報刊……有些雜誌反對崇拜偶像，例如《吻》（Beijo）與無政府主義之友《國王的敵人》（O Inimigo do Rei）。許多讀者是大學生，使「革命」的概念——行為、風俗習慣和文化大變革的可能性——產生激進的轉變。學生運動開始經歷重大的變化。如今有新一代學生加入 70 年代的反對派，這些年輕人不曾體驗 1964 年與 1968 年的失敗，反之，他們見證 1974 年「巴西民主運動」的勝利。他們拒絕老一輩左派團體所信仰的武裝鬥爭觀念。
這一代的典範是一個托洛斯基（Trotskyite）組織，全國只有 1,000 名學生成員，卻在 70 年代引發文化、美學、行為與政治的全部試驗。它被叫作「自由與鬥爭」（Liberdade e Luta），略稱 Libelu。該組織的成員完全排斥任何暗示「史達林主義共產黨」所採用的僵硬且威權的文句。他們主要是聖保羅、米納斯吉拉斯、南大河州、帕拉伊巴和巴伊亞的大學生，人數不多卻發出很多聲音。他們聽「滾石」、平克．佛洛伊德（Pink Floyd）、盧．里德（Lou Reed）與卡耶塔諾．費洛索的音樂，閱讀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著作，尊敬達達主義者。不畏懼獨裁政府（他們相信是獨裁政府畏懼他們），利用各種可能機會重述他們的口號，由他們的同情者之一，詩人保羅．雷明斯基（Paulo Leminski）創造的口號：「我們不假思索就戰勝」（Distraídos venceremos）。
但是不必當 Libelu 的成員就可以了解：在 70 年代，學生運動和另類報刊正在發起新型的反文化顛覆活動。1966 年舊金山發生「權力歸花兒」（Flower Power）事件，四年後巴西開始出現這種反文化運動的衍生物，對毒品（尤其是迷幻藥）、反戰論、東方神祕主義和公社很感興趣。他們的衣著也違反規範。原本是以美洲印第安人和吉普賽人的衣服為基礎，在巴西，他們採用非洲裔巴西人和非洲人的風格。反文化運動想要此時此地的天堂樂園，他們帶來小社區的夢想，因為休戚相關而結合在一起的神祕空間，民眾一起工作和生活，並且創造與人生觀一致的藝術。在電影院、酒吧、博物館和戲劇院外面，一整代詩人挨家挨戶銷售韻文，這些短詩表達真相和對日常生活的感受，以困惑和幽默為特色。例如，在里約熱內盧，「吉普賽雲」（Nuvem Cigana）集體企業經常舉行場面壯觀的新書發表會，這是一種新「事件」、詭計（Artimanhas），有時持續數日，包括戲劇化的詩歌朗誦，幾乎總是以派對結束，或是在警察局……
巴西的新工會主義
1978 年令人意外。5 月 12 日，奧薩斯庫罷工被鎮壓 10 年後，在看似平常的工作日，約 3,000 名工人進入聖保羅附近的聖貝爾納多—杜坎普「紳寶—斯堪尼亞」（Saab-Scania）卡車工廠。他們打卡上班，雙臂交叉坐在機器前方。兩週後，在這個國家的工業中心，聖安德烈、聖貝爾納多、聖卡耶塔諾和迪亞德馬（Diadema）——在「經濟奇蹟」定位的期間，耐久消費品和資本貨物的新行業在這些地方合併，77,950 名工人罷工。罷工似乎是出於經濟因素，確實如此，但是罷工有更多含意。聖貝爾納多引發一系列罷工，1979 年和 1980 年金屬工匠罷工，在保利斯塔ABC工業區和全國其他各地亦然。在接下來的兩年中，在 23 州其中的 15 州，超過 400 萬名工人受罷工影響。直到 1980 年罷工幾乎不曾中斷，進而助長其他地區集體化，包括美景市的建築工人、伯南布哥的糖料作物種植者，以及在聖保羅內地所謂的吃冷食物的人（boias-frias），臨時的甘蔗收割者。
雖然罷工和工人組織大多因為金屬工人工會的行動主義，但是其他行業加入他們，通稱巴西的「新工會主義」。此措辭用以描述工會運動，不僅反對獨裁政府，而且自治，擺脫瓦加斯執政時期建立的國家控制；工會可直接與雇主談判集體合同，行動不受「勞動法庭」支配。這些工會從廠區開始，他們在大型的集會做決策，證實不只足球賽可以使巴西的體育場客滿。在 1979 年與 1980 年的罷工，超過 10 萬名工人參加聖貝爾納多「維拉悠克利德斯體育場」（Vila Euclides Stadium）著名的集會。1978 年金屬工人開始週期性罷工，在前後兩個十年交接之際導致兩大勞工運動崛起及合併。第一種，1973 年創立「勞工統一中心」（Central Unica de Trabalhadores，簡稱CUT），幾乎是「新工會主義」的部署。這個組織代表各種派別的工人，包括農村勞工，而且提倡農業改革。它的管理方式民主，支持有組織的工會自治，在工廠自由成立工會。「勞工黨」（PT）代表第二大勞工運動，該黨於 1980 年創立，由下而上，得到工會及其他群眾運動的支持。「勞工黨」的成員計劃在市郊和內地贏得窮人的選票，該黨由工人創立，在民主的環境裡，使社會鬥爭與平等主義社會的原理具體化。套用該黨的元老盧拉（Lula，全名 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的話，該黨的發展快速，「像香附子（tiririca）蔓生，四處湧現」。「勞工黨」由各種各樣政治勢力形成。它結合工會主義者與勞工運動、天主教會漸進派（利用基本教會社區）、殘餘的革命武裝抵抗團體、托洛斯基派，以及形形色色的藝術家和知識分子。
「勞工黨」發揮盧拉的人氣和統御力。盧拉是工廠工人，聖貝爾納多杜坎普和迪亞德馬「金屬工人工會」兩屆會長，在 1978、1979和 1980 年成為聞名全國的罷工領袖。1980年，盧拉 35 歲，有非凡的領袖氣質，只在乎政治活動。然而，他可能想像不到：他會在 2002 年當選巴西總統。1978 年開始週期性罷工，揭露政府控制序幕的政策捉襟見肘，忽視勞工的政治參與。1979 年，罷工開始，「勞動部」立即決定干預聖貝爾納多「金屬工人工會」。因此，公司老闆們封鎖工廠，聖保羅州長保羅．馬盧夫（Paulo Maluf）命令憲兵鎮壓罷工糾察隊、集會（包括教堂裡的聚會）、群眾大會與街頭抗議活動。警察暴力與逐步再民主化的官方論述大相逕庭。1979 年 10 月 30 日，金屬工人抗議遊行時，工會領袖兼「牧民工人協會」（Pastoral Operária）會員迪亞斯．達席爾瓦（Santo Dias da Silva），遭到保利斯塔憲兵槍殺。
1980 年罷工之際，菲格雷多政府放棄冠冕堂皇的言詞，繼續攻擊。兩架軍用直升機敞開著門，各有 8 名武裝士兵，他們的機關槍瞄準「維拉悠克利德斯體育場」的群眾，全世界報紙都刊登這些照片。在聖貝爾納多，部隊占領工會總部、馬特里茲廣場（Praça da Matriz）和體育場。公司被禁止與罷工者談判，15 位工會領導人被拘押，包括盧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