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按】距離去年（2023）10月以色列在加薩發動的戰爭，已邁入第7個月。儘管聯合國安理會終於在今年3月25日做出停火決議，以色列仍未停止轟炸加薩。美國拜登政府也對以色列展現出堅定不移的支持態度，持續向以色列輸出軍火。
以色列在加薩實施的種族滅絕，已引燃世界各地民眾對巴勒斯坦人民的聲援。本文指出，全球聲援巴勒斯坦浪潮崛起的原因，不單單只是源於近期以色列在加薩的暴行。而是因為世界各地，特別是來自全球南方的人民，都曾經驗過被歐美帝國主義為維持自身霸權而妖魔化、邊緣化的經驗。這些全球各地人們的創傷，在巴勒斯坦人民被以色列圍困的同時引起了強烈的共感。原文標題為"The solidarity of shared trauma: De-exceptionalising Gaza"，刊登在《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經作者授權翻譯刊登。
「我住在歐海爾（O'Hare）附近。每當夜裡飛機飛過頭頂，我的手就會顫抖。我在尋找可以藏身的地方。然後是警車和救護車的警報聲。我知道他們並不在那兒，但感覺士兵就在窗外。過去，我們看到他們在祖父母家附近的路上徘徊，而我們不被允許說話。他們會騷擾、毆打每個人，包括我的爺爺。我們必須待在屋裡。我的表親被殺了。」去年11月在芝加哥——美國巴勒斯坦人口最多的地區——的一次心理治療中，我的病人這麼對我說。「我從小到大都沒有過這種感覺，也沒有做過這樣的惡夢。」
從去年10月以色列擴大轟炸和入侵加薩以來，全球興起了醞釀已久的聲援巴勒斯坦人民運動，特別是全球南方。至少數千萬人在世界各地的城市發起遊行，抗議以色列的種族滅絕行徑。美國的統治階層和與其關係密切的媒體，即使承認存在這樣的聲音，也通常是將這種聲音簡化為模糊而彼此親近的意識形態，或是抽象的反美或反以色列情緒，甚至常常將之錯誤的理解成反猶太主義。他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無視這場運動的歷史和其所見證的真相：有一種深層的心理和內在連結，把各色各樣背景的無數人們與巴勒斯坦人民遭受的可怕壓迫、以及許多北美和歐洲的政治觀察家對此的漠不關心，聯繫起來。
「我試著不去看，不看那些小孩試圖喚醒他們死去的兄弟姊妹的影片和照片，但這是無法避免的——我也不想避免。這是真相。這是他們的真相，而這也是我和我的家人的真相。」另一名病人這麼說；另一名病人解釋：「你離開了，以為會變得更好。但並沒有停止。只是改變了。現在你可以旁觀並為此付出代價，而不是被困在底下。我不知道哪個感覺更糟。」
從精神科和精神分析診所的觀察，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對許多人來說，當前對巴勒斯坦人民的聲援，共享了跨世代的經驗，根源於美國和歐洲持續對外的帝國主義、對內的種族主義，所遺留的歷史產物。社群媒體使全世界得以首次近距離目睹一場正在發生的種族滅絕——在超過四個世紀的殖民暴力已產生代代相傳、橫跨全球各洲的不斷累積的創傷後，加薩被毀滅的景象和哭號所喚起的已不僅僅是同情，它還觸發了一種深刻的共鳴。許多巴基斯坦人、伊拉克人、阿富汗人、葉門人、越南人、柬埔寨人、緬甸人、愛爾蘭人、海地人、盧旺達人、索馬利亞人、美國黑人和原住民、菲律賓人、波多黎各人、南非人、哥倫比亞人等，現在就像我的病人一樣，正經歷飛機在頭頂或警察在街上，彷若他們是一個他們已太過熟悉的巨大殺人機器的一部分。
從我作為臨床醫師和政治人類學家的角度來看，針對美國所支持的加薩種族滅絕不斷升溫的反抗，反映了一種新興的革命主體。這種主體因為現在突出的殘酷暴行所匯聚的巨大創傷而誕生。這無關個人的同理心，一種想像自己與他人相同的身分認同——這種情感上的美德常常被白人自由主義所歌頌，以證成自身的正義感，同時方便地抹去歷史以及與他人的差異性，也逃避了行動的責任。相反地，這是關於他者的集體化，以拒絕歐美「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這種秩序永遠仰賴創造出和支配想像中具威脅性的種族、民族、以及性／別的他者，來為自身的合法性辯護。
這種共同體所涉及的認同，與巴勒斯坦人或巴勒斯坦文化本身無關，而是基於巴勒斯坦人民長期被歐美霸權——以及它所創造的以色列國和其所支持的軍隊——強迫擔任典型的他者位置。例如，試想「恐怖分子」這個標籤如何經常不加區分地貼在巴勒斯坦人民身上，從小孩到詩人都不放過，使美國評論家和以色列官員可以透過這些詞彙，毫不掩飾地將整個加薩地區的人口視為罪該萬死。又如，為了合理化仇外暴力以及種族歧視的警察治理，移民被誹謗為強暴犯或毒販、或是黑人被稱為暴徒，這些手法再熟悉不過。
在這種脈絡下，美國的酷兒、跨性別、原住民、以及黑人社群已與全世界多元的阿拉伯、穆斯林、亞洲、以及猶太社群聯合起來，包括以色列內部的社群，共同抗議以色列的暴行、還有美國總統拜登政府對此忝不知恥的支持。使這些個人和團體團結起來的，不是共同的宗教、民族、文化觀，而是一種銘刻在身體內的知識，知道自己深愛之人——無論現在還是過去——僅因被歐美權勢和與其相關的白人至上主義常態標記為威脅，就被排斥、妖魔化、和被侵害的感受。這種更多根源於真實情感，而非任何明確意識形態或身分認同的深刻知識，現在正孕育出一種共同的、倫理上的抵抗，拒絕接受這種仍持續存在的對他人的暴力。
正如作家阮越清（Viet Thanh Nguyen）所說：「他者和其歷史需要被哀悼」。我們面對殖民暴力與其歷史遺產的倫理挑戰，是如何擴大哀悼，「使其變得更寬闊，而非限縮為單一的悲傷。寬闊的哀悼承認他人的創傷既不單一也不獨特——還有其他人可以與我們一同承擔。或許只有透過擴大我們的哀悼，我們才能擺脫創傷。透過共同承擔⋯⋯對於他者，我們或可將這種承擔轉化為一份禮物。」
在我的病人、學生、同事、以及朋友——特別是身處邊緣位置的——所分享的故事中，我看見了這種革命主體，與其油然而生的團結正在成形和獲取力量。這不僅僅是基於道德原則，或是基於以色列占領而歐美國家與其種族滅絕計畫共謀的歷史知識所展開的行動；這是關於奪回自身權力、關於將自身家庭與社群的歷史與當今的事件匯合起來、以及重新申明自己與自身先祖曾面對了極其不人道的暴力的真實感受。這是拒絕被動地捲入環繞我們四週的壓迫系統，特別是拒絕美國兩大黨持續許下的承諾。
致力將巴勒斯坦從暴力壓迫中解放出來的萌芽的國際主義運動，不像某些犬儒觀察家所宣稱的那樣，只是個一時的、短暫的政治事業。它是一種集體的倫理上的覺醒、一種情感共同體的產生，源自持續增長的後殖民意識——在世界各國清算殖民暴力與新殖民的金融操盤造成的廣泛影響。它重新使人們意識到，爭取正義和自由的鬥爭，必然要與時間和空間相連結、跨越各大洲與各個世代。每個週末，人們聲援加薩過去半年來遭遇的屠殺所呼喊的口號和遊行步伐，不僅僅是抗議巴勒斯坦人民遭受的特定的不公義。他們正在挑戰全球經濟和與其相關的道德秩序的根基，這個根基建立在對某些生命的剝削和系統性的貶低，用來維持後殖民的歐洲與北美作為仁慈和自由象徵的顯著假象。解放巴勒斯坦的任務同時也是解放我們自身的任務——套用以色列人質的家人懇求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結束他對加薩的暴行的話——創造一個「人人為彼此著想」的世界。
儘管喊出這樣的口號，終究並非所有人都是巴勒斯坦人民。相反地，我們每個人有根本的差異，有著獨特的生活史、居住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擁有獨特的渴望和生活方式。正因為構成我們每個人的差異性、以及捍衛這些差異性有多麼重要，使解放巴勒斯坦人民的運動成為我們這個時代具決定性的倫理和政治議題。其結果已對遠不只單一地區或人民造成迴響，也將為未來一代畫出全球倫理政治鬥爭的界線——他們將不會友善地記得我們當前的政治領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