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歐密・克萊恩：以色列如何「武器化」10月7日的創傷經驗

一場華麗、高價的電視製作，有政府高層演講和上千名的現場觀眾，展現出整齊一致的哀悼及堅定的軍事決心。

以色列政府原希望用這樣的方式紀念哈瑪斯去年10月7日發動的血腥突襲一週年，然而一切並沒有照計劃進行。

在當天遇害或被劫持人質的許多人的家屬強烈反對這項由國家主辦的活動，他們表示，這樣的排場應該等到政府達成人質協議，並就當天前後政府失職問題進行獨立調查之後再舉行。一些父母甚至禁止納坦雅胡政府使用自己孩子的名字及照片。

幾個在突襲中損失最嚴重的吉布茲集體社區表示將抵制這場活動。他們選擇聚集在自己的社區，以「親密、細緻」的儀式集體悼念他們的親人，並紀念被挾持的人質。負責籌劃典禮的部長回應的方式是：取消現場觀眾，並將受害家屬的反對意見當成耳邊風。這在社群媒體上引發了更激烈的譴責，一些以色列名人也承諾將支持另一場紀念活動。

納哈爾奧茲（Nahal Oz）吉布茲集體社區成員丹尼・拉哈米姆表示，對政府來說，「一切都只是作秀」。

儘管如此，幾乎可以確定的是以色列官方的紀念活動還是會在10月7日如期舉行。事實是，納坦雅胡政府以及那些歷史悠久、在全球重複以色列政府訊息的猶太組織，不會錯過利用這個具有重大意義的日子來宣傳我們一再聽到的有關於襲擊事件的故事。

這是一個簡單的善惡寓言。其中，以色列是無辜的，值得毫無保留的支持；而它的敵人都是怪物，應該受到不受法律與國界限制的暴力對待，無論它身處於加薩、傑寧市、貝魯特、大馬士革或者德黑蘭。在這個故事中，以色列的作為一個的國家的認同永遠與10月7日所遭受的恐怖事件融合在一起，根據納坦雅胡的敘述，這個事件與納粹大屠殺以及捍衛西方文明的戰鬥無縫接軌。

在德國，有一個概念叫做「國家理性」（Staatsraison）。在過去幾十年間，德國領導人說以色列安全就是德國自身的「國家理性」。以色列也有自身的國家理性，儘管與德國的不盡相同。以色列官方表示，其國家理令就是保護猶太人的安全。然而以色列國家安全的概念與猶太創傷密切相關，這種關係體現在為猶太創傷建立紀念場所、圍牆，或是以此為名發動戰爭。

因此，正如太陽將在耶路撒冷升起，納坦雅胡也必定會在10月7日向世界講述他的復仇故事，沒有任何一個悲痛欲絕、表示反對的家庭可以阻止他。

關於圍繞紀念活動的衝突引發了關於利用、甚至是濫用猶太苦難的深層辯論，這些衝突可以追溯至以色列建國之前，而且不限於以色列國內，而是遠遠超出那惡名昭彰、定義不清的國界。這些辯論涉及一連串尚未解決但風險越來越高的重大問題。

紀念創傷和利用創傷之間的界線在哪裡？紀念和武器化又有何區別？當集體哀悼的對象並非普遍適用於所有人，而是侷限於特定族群時，這樣的集體哀悼意味著什麼？當以色列持續在貝魯特炸毀整棟公寓、發明新的遙控攻擊方式、迫使超過一百萬名黎巴嫩人民逃離家園的同時，對加薩的猛攻亦不斷加劇。在這樣的情況下，集體哀悼又有什麼意義？

隨著全面區域衝突的可能性越來越高，關注以色列如何加劇及操縱猶太創傷的機制似乎無關緊要，甚至是麻木不仁。然而，這些力量彼此緊密相連，以色列講述猶太人作為受害者的故事，為當前這些明顯是破壞性暴力及殖民土地併吞的行為提供理由及掩護。沒有什麼比以色列選擇講述其人民10月7日創傷故事的方式更清楚地表明這些聯繫了——這一事件幾乎從發生的那一刻起就被不斷地紀念。

在以色列及許多猶太離散社群對於10月7日事件的反應之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點是該事件迅速被納入如今所謂的「記憶文化」（memory culture）：將集體創傷轉化為藝術、技術和建築方法。記憶文化通常以人權、和平為名，反對否認歷史真相或者是對於事件的選擇性遺忘。社會通常需要數十年時間，才能準備好誠實面對曾經發生過的大規模暴行。以克勞德・朗茲曼（Claude Lanzmann）的《浩劫》（Shoah）為例，這部關於猶太人大屠殺的開創性紀錄片直至二戰結束後40年才問世。

但在以色列的案例中，以色列幾乎是立刻就採取行動，以各種媒體重新創造10月7日事件的畫面，有時是為了反駁那些否認暴行的指控，但更多時候是為了減少對於巴勒斯坦人民的同情，並且增加對以色列迅速擴大戰事的支持。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已經有一部外百老匯「引錄劇」（verbatim play）名為《10月7日》，取材自目擊者證詞；多場藝術展覽，以及至少兩場以10月7日為主題的時裝秀，其中一場時裝秀的模特兒甚至是襲擊倖存者或在襲擊中失去家屬的人。他們身著模仿受傷效果的義肢、假血，以及以彈殼製成的服裝。根據《猶太新聞》（Jewish News）報導，一名未婚夫在襲擊中喪生的模特兒「穿著白色婚紗，胸口上有一個『彈孔』」。《猶太紀事報》（Jewish Chronicle）則以突兀的標題「以色列重返時尚潮流」報導此事件。

此外，關於10月7日的電影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儼然形成一種新興的次類型。首先，以色列軍方發行的《目擊》（Bearing Witness），收錄了當天最血腥恐怖的影像。在攻擊發生後幾週內，這部影片就在達沃斯論壇及洛杉磯的寬容美術館（Museum of Tolerance）等地向政界人士、商業領袖及記者等特定觀眾播放。隨後又有一系列更專業的紀錄片，例如聚焦性暴力、由前Meta營運長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擔綱主持的《寂靜前的尖叫》（Screams Before Silence）；另一部《#Nova》則使用手機及隨身攝影機的影像，逐分逐秒地展示「令人不寒而慄的暴行」；英國廣播公司（BBC）的紀錄片《活過10月7日：我們將再度起舞》（Surviving October 7: We Will Dance Again）也採用類似的敘事手法。「美國收視率最高的宗教頻道」三一電視台（TBN）播出關於這次襲擊、總長7小時的4集特輯。

戲劇改編通常花費時間較長，但是已有幾部正在籌備當中，包括由《高牆邊的混亂》（FAUDA）創作者製作的長篇電影《10月7日》，由福斯開發的影集《10月的ㄧ天》（One Day in October）則預計本月播出。

最特別的莫過於以色列導演阿隆・丹尼爾（Alon Daniel）決定以微縮模型製作一部寫實風格的電影。他的團隊花費數個月精心重現了一個「恐怖的玩偶屋」，從被哈瑪斯突破的帶刺鐵絲網圍牆，到諾瓦音樂節上被燒毀的汽車以及佈滿彈孔的流動廁所。其中一名製作團隊成員告訴《國土報》：「我們使用3D列印製作這些小型模型，並且為其上色，雖然起初看上去很有趣，但同時也令人感到恐懼，有一種存在於可愛與恐怖之間的強烈反差。」

正因我們所處的世界充斥著暴力與不正義，探討如何道德地紀念現實世界暴行的文獻相當豐富。如何喚起人們恐懼感的同時而不濫用、消費這種恐懼？如何避免強化某些類型的身體注定會遭受暴力的想法，使其反而更有可能發生？如何避免讓倖存者反覆經歷創傷？如何避免讓觀眾因為自己的創傷經歷而產生痛苦反應？召喚恐懼之後是否有補償與治癒的配套措施？以及：如何避免引發像是仇恨與報復等情緒，因為這些情緒只會導致更多悲劇與創傷？

社會學家、《展示暴行：紀念博物館及過往暴力的政治》（Exhibiting Atrocity: Memorial Museums and the Politics of Past Violence）艾美・索達羅（Amy Sodaro）告訴我：「這些問題是那些從事紀念工作的群體經常面臨、同時也是極具政治性的工作。」

我花費了數週研究10月7日事件後出現的龐大紀念文化——血染的婚紗、被燒毀車輛的微縮模型，以及反覆播放的最終語音訊息——我發現沒有任何人認真討論上述問題。也沒有人願意承認關於10月7日事件仍有諸多真相尚未明朗，這是許多受害者家庭要求獨立調查的原因。

除了極少數的例外，這些多樣化的作品的主要目標似乎是將創傷轉移給觀眾：以生動與親密的方式再現恐怖事件，令觀眾及訪客體驗到某種認同融合（identity merger）的感覺，彷彿就是自己曾遭受侵犯。

一名紐約人在觀看引錄劇《10月7日》後表示：「我感覺自己實際體驗了這段經歷⋯⋯，我感覺自己身歷其境，這部劇能將當事人的感受轉移給我。」製作人樂於見到觀眾的這種反應，並在社群媒體上分享了這段回饋。觀眾看完由以色列軍方剪輯的10月7日影片放映後「感到心碎」。人們不發一語地走出房間，要嘛哭泣，要嘛餘悸猶存。「反誹謗聯盟」（Anti-Defamation League）執行長喬納森・格林布拉特（Jonathan Greenblatt）告訴《紐約時報》：觀眾的反應即是最好的讚美。

所有的紀念活動都是為了觸動不在現場的人們的心。但激發情感連結和故意使人們陷入震驚與創傷狀態之間是有區別的，能夠達成後者是許多10月7日紀念活動自豪於其「沈浸式」體驗的原因，即提供觀者與參與者深入他人痛苦的機會。這麼做是基於一種基本信念：越多人體驗10月7日的創傷、彷彿這些創傷就是親身經歷，世界就會變得更好。或者更確切地說：以色列就會變得更好。

沒有什麼比以色列正在蓬勃發展的「黑暗旅遊」部門更能體現創傷轉移的目標。過去幾個月以來，世界各地的猶太教堂及猶太聯合會一直贊助其支持者前往以色列南部參與「團結使命」的旅遊。觀光巴士停靠在諾瓦音樂節現場，如今該地點已佈滿紀念碑，紀念數百名在此被殺害、綁架的人。令當地人深感不安的是，這些遊客踩著瓦礫，湧入仍是斷垣殘壁的吉布茲集體社區。

今年2月，記者瑪雅・羅森（Maya Rosen）跟隨其中幾個旅行團，並為《猶太時事報》（Jewish Currents）撰寫長篇報導，紀錄了這個詭異現象。她看到被摧毀的房屋像是陵墓一般被保存下來，包括一對23歲情侶的家，這對情侶在攻擊中被殺害。這些旅行團在屋內各個房間中漫步，「西凡・埃爾卡貝茲（Sivan Elkabetz）生前與父母的最終的WhatsApp對話截圖被列印出來釘在牆上，一旁還有她母親在她去世後寫給他的信件。」

這已經超越「觸及『真實』」（touch "the real"）的動機——貝爾法斯特女王大學學者黛比・萊斯爾（Debbie Lisle）用這個詞來形容九一一事件後湧入世貿中心遺址的遊客潮。因為這些以語音及文字訊息形式保存下來的個人通訊數量龐大（這些社區中的許多人不斷發送簡訊，花了好幾個小時打電話，等待從未抵達的救援），加上這些地方的血跡及掙扎痕跡都保存完好，參加「團結使命」旅行團的人們幾乎感覺自己也經歷了那場漫長的襲擊。

為羅森所處的社區擔任嚮導的美國拉比表示，自己聽到許多人被殺害的故事，包括「事件發生的每一個階段、在哪裡發生、如何發生，人們被鎖在安全房裡長達數小時，有人被窗外的子彈射殺，或是被拖出自己的房屋。」這些畫面讓她在接下來的5個晚上不斷做惡夢。

其他可供參加的體驗還包括：特拉維夫的「人質廣場」，遊客可以進入一段長30公尺、「模擬哈瑪斯隧道的沈浸式隧道」，其結構配備了模擬隧道上方戰鬥的爆炸聲響。

有鑒於目前已經存在的紀念活動如此之多，很難想像未來將有更多的10月7日紀念活動。儘管經濟危機持續惡化，以色列內閣在9月通過納坦雅胡的提案，將斥資8,600萬美元執行未來的10月7日紀念計畫以及多方面展開的軍事行動。這筆經費將用來保存「文化遺產基礎設施（即受損建築）、建立新的紀念地點，設立每年的國定假日等等。

同時，對於那些無法前往以色列旅行的人，還有虛擬實境（VR）體驗可供參加——包括「360度導覽加薩包圍區」。這是一部長達35分鐘的影片，配有英文與希伯來文字幕，引導觀眾參觀在10月7日遭遇襲擊的以色列社區。在這部線上旅遊影片裡，受害者的兄弟帶著攝影機進入襲擊發生的房屋，並指著地板上的殘留血跡。這也是10月7日事件相關作品的子類型：「沈浸式故事平台」邀請訪客以3D導覽方式參觀一系列房屋。當你在充滿瓦礫的房間之間探索的同時，還會播放從安全屋發送給親人的可怕音檔。

還有更多可以透過觸碰感知的創傷經歷在世界各地展出，其中最知名（也最具爭議性的）就是諾瓦展覽。這是一個巨大且昏暗的裝置，旨在重現音樂節的場景，包括沙灘、露營帳篷及被燒毀的車輛，藉此傳達奇幻體驗被可怕暴力突然打斷的身體感受。這個仍在巡迴展出的展覽收錄從現場搜集而來的真實物件，單在紐約就吸引超過10萬名訪客參觀，其中包括多為政界人士。

這再次背離了藝術家紀念近期創傷性事件（從大規模槍擊事件到氣候災難）的常見方式。在通常情況下，這些藝術作品會以更隱晦的方式表達，要考量到可能對家屬造成的二度傷害、讓觀眾感到恐懼，或是對死者不敬。以槍枝暴力問題為例，紀念工作者通常不會帶領一批觀眾進入黑暗的學校走廊，地上佈滿假血，同時播放槍聲及孩子絕望的呼救聲。

藝術網站「骯髒的夢想」（Filthy Dreams）上的一篇評論，將諾瓦展覽比作營火晚會大合唱與福音教派地獄屋的詭異結合，後者旨在恐嚇青少年不要從事婚前性行為。「我們真的必須藉由站在受害者的瑜伽墊上來感受人們在音樂節上被屠殺的恐怖嗎？」藝評人艾蜜莉・科盧奇（Emily Colucci）如此問道。「跨坐在被翻倒的戶外椅上，盯著難以辨識的屍體，真的是紀念死者的最佳方式嗎？然後這裡為什麼這麼黑？我不需要經歷這些也能明白10月7日的事件有多糟糕！」

理解事件與覺得自己親身經歷這個事件之間是有區別的。前者保留了心智的分析能力和個人的自我感受，後者則不會帶來理解，而是如索達羅所稱的「義肢創傷」（prosthetic trauma），她寫道，這種感受非常容易產生簡單的善惡二元對立，並在政治上起到重要影響作用。

這些體驗的消費者被鼓勵感受到與受害者之間的簡化聯繫，受害者被認為是絕對的良善，而攻擊者則是絕對的邪惡，因此對他們只能抱持仇恨。這種創傷狀態只剩下純粹的感受與反應，人們的視野則變得侷限而狹窄。

在這種狀態下，我們不會詢問沉浸式體驗框架中不包含的內容。以紀念10月7日事件的大量沈浸式藝術作品中，被排除在外的就是巴勒斯坦，特別是加薩。未被提及的還包括隔離牆的另一頭長期令人窒息的生活條件，正是這樣的惡劣處境導致襲擊。還有，自10月7日以來被以色列殺害、導致傷殘的數萬名巴勒斯坦人民——其中包括大量嬰兒與孩童——也被排除在外。

而這正是重點。

當來自紐約或蒙特羅的猶太裔遊客試圖與諾瓦音樂節現場或者被摧毀的吉布茲集體社區的創傷融為一體時，他們與加薩的距離也非常近，能夠聽到以色列轟炸賈巴利亞及汗尤尼斯，能看到煙霧，甚至在轟炸最為激烈的那些日子裡，還能感受到身體的震動。但是正如瑪雅・羅森的報導，儘管感受如此劇烈，他們卻彷彿聽不到，或是無法辨認他們所聽到的內容。曾經參與這些旅行團的工作人員觀察到這些參加者「深陷於自己的創傷之中，而這種創傷掩蓋了戰爭造成的痛苦。」

如同許多參與那些沈浸式（儘管高度選擇性）血腥體驗的消費者，這些旅客表示自己之所以在那裡，是為了「見證」，而「見證」正是當代紀念活動的重要信念。然而他們口中的「見證」意涵為何卻模糊不清。當大屠殺專家談論「見證」的重要性時，他們指的是一種特定的觀看方式。這種見證，通常是對那些被強權國家長期否認或壓制的罪行的目睹，是一種拒絕行為——拒絕這種否認。它也是一種尊重死者的方式，藉由繼續述說他們的故事，並將他們的精神納入尋求正義的事業之中，來防止未來有類似暴行再度發生。

然而，並非所有見證都出於這種精神。有時見證本身就是一種否認的形式。這種見證被狡猾的國家操控，目的是正當化其他更大的暴行。當見證變得狹隘而且僅關注自己所屬的群體時，它反而變成一種避免直視暴行的殘酷現實或是為其辯護的方式。這種見證更像是隱藏，在最極端的情況下，甚至是合理化種族滅絕。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過去一年裡，反戰陣營曾就哀悼的政治出現激烈辯論，並且生產了一套新穎卻痛苦的詞彙來討論悲傷。在（包括我自己在內的）許多人公開悼念10月7日襲擊中被殺害的以色列平民的同時，許多人也指出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命經常被系統性地視為是「不可哀悼的」（借用朱迪斯・巴特勒的話）。相比之下，以色列人的生命則是值得「預先哀悼的」，套用歷史學家加布里埃爾・溫南特（Gabriel Winant）的話，因為「已經有一套體系將他們的死亡賦予意義，其意義之特殊，足以合理化轟炸加薩的行徑。」

黎巴嫩裔澳洲人類學家加桑・哈格（Ghassan Hage）在10月7日的藝術作品中看見一種「優越主義式的哀悼」（supremacist mourning），因為「與那些經常被殺害的巴勒斯坦人民不同，以色列人被視為是特別的。他們是比他人優越的死者，因此需要通過復仇來提醒所有人——尤其是兇手——他們有多麼地優越。」巴勒斯坦學者阿布達爾賈瓦德・奧馬爾（Abdaljawad Omar）在一篇措辭嚴厲的文章中指出：哀悼姿態本身就意味著與創傷事件保持一定的距離，然而對於面對以色列種族滅絕怒火的巴勒斯坦人民而言，他們卻無法與創傷保持距離。「除非達成真正的停火，我們才能開始哀悼，否則我們將持續抵抗，為哀悼的權利而戰。」

藝術與復仇

儘管以色列將10月7日的苦難轉變為媒體與旅遊產品的速度之快（而且有些俗不可耐）令人印象深刻，但這種做法並非首例。911事件後，紐約世貿中心遺址照片也立刻被藝術化成為畫廊展覽，災難電影也隨之而來。在遊客前往紀念世貿中心遺址朝聖的同時，關於如何紀念的辯論也同時展開。

更重要的是，正如今日的以色列，將911事件轉化為一種激發特定情感（例如：悲傷、自豪、愛國心態）的體驗行動，與美國對襲擊事件的殘暴軍事回應同步發生。在極端愛國主義的後911電影及電視劇中，阿拉伯人及穆斯林幾乎毫無例外地被描繪為嗜血的恐怖份子，這些作品構成所謂「反恐戰爭」的文化戰線，在合理化美國最惡劣的行徑（無論是在費盧杰的戰場上或是關塔那摩灣的監獄中）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在更早期的殖民歷史中也可以發現驚人的類似之處。當我與同事、同時也是科技及文學學者卡維塔・菲利普（ Kavita Philip）討論這項研究時，他鼓勵我去了解英國在1857至58年印度起義期間創作的一系列藝術作品。當前情況與歷史事件的相似性之高，令我感覺彷彿透過時光之門凝視過去。

1857年，印度籍士兵反抗英國指揮官，之後擴大為針對英國東印度公司暴政的起義。起義迅速擴大，不止士兵，飽受殖民統治之苦的農民和地主也加入反叛行動。如同10月7日事件，起義強度令目標措手不及：叛軍迅速抵達德里，佔領英國軍火庫。英軍以極端暴力回應，將村莊夷為平地，印度籍士兵也犯下暴行：在最惡名昭彰的事件中，約200名英國女性與兒童被俘虜，最終遭到殺害。

隨後的幾個月裡，一種充滿恐怖的政治宣傳子類型出現在英國，之後在整個帝國內巡迴。在各種草稿、平板畫及版畫中，起義的亞洲人被描繪為猿猴般的原始人或凶猛的老虎，被殺害的英國女性則被塑造為天使，或是莎士比亞筆下純潔無辜的奧菲莉婭（Ophelia）。最令人震撼的是360度全景畫，部分場景甚至會移動，為觀眾提供身處戰場的沈浸式體驗，這些低技術的作品也成為今日以虛擬實境方式提供創傷體驗的先驅。

當時和現在一樣，速度至關重要：當戰鬥仍在南亞大陸進行時，倫敦人可以去萊斯特廣場，以一先令的價格，走進羅伯特・伯福德的全景畫《英國女王軍隊與德里士兵的戰鬥》，或是被更血腥的平版畫《納納・薩希布背叛並屠殺英國婦女及兒童》所環繞。

這些令人震驚的畫面激起英國人對復仇的渴望，為英國在起義之後的鎮壓行動奠定重要的支持基礎。這些鎮壓行動包括派出暴徒掃街並動用私刑，以及將叛軍綁在火砲上處決等極具視覺衝擊力的帝國霸權展示。這場鎮壓最終殺害至少十萬名印度平民，並有數十萬人因為英國報復導致的饑荒及瘟疫而死亡。當時大英帝國士兵沒有抖音可以分享暴行的影像，但是畫家生動地描繪了被綁在火砲上的叛軍，而英國的政治漫畫家也畫出手持利劍、代表「正義」的英國，將棕色的身軀踩在腳下。

歷史上不乏殖民壓迫下的原住民因挨餓及貧困最終起身反抗，這些反抗有時也涉及暴行。這些暴行成為殖民統治者發動瘋狂屠殺的藉口，目的是「消滅野蠻人」，其程度甚至達到種族滅絕。一年前，以色列升高對巴勒斯坦人民的種族滅絕威脅，將後者稱為「人類動物」（human animals）。加桑・哈格及沙伊嘉・帕特爾（Shaijia Patel）等反殖民歷史學者在社群媒體及小型期刊上指出了這些相似之處，並且引用納米比亞及明尼蘇達等地的「殖民者的懲罰性遠征行動」歷史。然而，他們很少能在北美及歐洲的大型平台上提供這些背景資訊。

這是一件憾事，因為它有助於以歷史的視角理解10月7日的事件及其後續影響——不是為了替哈瑪斯的戰爭罪行開脫，而是警告人們以色列將震驚與羞辱武器化，以便執行帝國侵略及可怕的侵犯人權行徑。然而，這些被壓抑的歷史幾乎未被提及。在早些時候，人們還會討論911事件與10月7日事件的明顯相似之處，然而這些討論也很快就消失了。

將10月7日事件融入猶太人大屠殺

站在以色列及大部分西方媒體的立場，10月7日的襲擊只有一個歷史參照點。沒錯，我說的就是持續且重複將10月7日事件比做納粹大屠殺。這種類比顛倒真實的權力關係，將沒有國家的巴勒斯坦人民比做納粹，並將以色列塑造成無助的受害者，儘管前者生活在以色列長期封鎖、非法佔領及種族隔離之下，後者則擁有全球最強大的軍隊、獲得超級大國美國的支持，並以明確政策擴張領土，以及以赤裸的殖民方式抹除巴勒斯坦人民的存在。

這是一個極具煽動力的故事，因為許多以色列人及其支持者認為，如果威脅程度逼近猶太人大屠殺，那採取任何回應都是合理的。正如阿布達爾賈瓦德・奧馬爾所說：「這種殖民式的哀悼將巴勒斯坦人民轉變為現代的亞瑪力人（聖經中以色列人的敵對民族），激起了對於權力、自主性，以及不受拘束的軍國主義的渴望。它也引發了一種種族化的論述，將猶太人大屠殺的悲痛與憤怒，轉嫁至另一個民族身上，僅因為他們存在於以色列國家建立的地點。」

在鞏固這個權力位置錯置的故事中，10月7日的紀念藝術及裝置作品扮演重要角色，它們遵循數十年來大屠殺教育及紀念過程中發展出來的既定模式與方法。

這種對於猶太人大屠殺的模仿，在各方面都很明顯。首先，在描述紀念工作的詞彙選擇上，例如：「永遠不遺忘」、「現在就是『永不讓歷史重演』的時刻」、「見證」等等。這種模仿還體現在大量的「沈浸式」設計，讓人們「體驗」10月7日事件，這種做法源於猶太人大屠殺教育中追求高度真實的沈浸與模擬體驗的趨勢，例如學校舉辦的校外教學，讓學生走進家畜貨車，裡頭配備猶太囚犯的全像投影，或是發給學童假護照，讓他們想像自己被裝上這些車廂中的情境。

將10月7日事件與猶太人大屠殺結合的情況比比皆是。「360度導覽加薩包圍區」網站也提供奧斯威辛集中營的360度導覽。巡迴中的諾瓦展覽也展示了那些在音樂節現場「失而復得」的鞋子，眾所皆知，這是刻意回應「美國華盛頓特區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中的類似展示，一排排的鞋子象徵在猶太人大屠殺中被殺害的600萬名猶太人」，美國NBC新聞網報導道。這種結合還存在於黑暗旅遊中：某些前往以色列南部的旅遊路線會經過波蘭，將奧斯威辛作為「行前參觀景點」的選項之一。

彷彿擔心有人抓不到重點，影響力廣大的倡議團體「打擊反猶主義運動」（ Combat Antisemitism Movement）選擇在猶太人大屠殺紀念日上播放一段影片，該影片在柏林「遇害歐洲猶太人紀念碑」拍攝。在象徵猶太屠殺數百萬人的深色混凝土碑牌之上，一件「數位藝術作品」運用無人機展示一條佈滿假血跡的巨大運動褲，象徵10月7日的性暴力場景，其他無人機懸掛寫著「永不重演？」的黃色星星。在這個畫面中，兩種創傷跨越了空間、時間、權力、民族及規模差異，在視覺上被合併為單一的巨大悲鳴。

儘管這種行為很怪，但卻沒有比我在一篇報導中看到的現象更怪。這篇報導介紹近來以色列流行10月7日主題的刺青。一名刺青師向《哈達莎雜誌》（Hadassah Magazine）表示：一名顧客希望以類似奧斯維辛集中營囚犯序號的方式，呈現襲擊日期「1072023」。

一些負責為未來保存猶太人大屠殺記憶的重要機構，居然也自願參與將10月7日事件及猶太人大屠殺混為一談的行動。例如：無可取代的大屠殺基金會（Shoa Foundation）擁有大量猶太人大屠殺倖存者的影像證詞，該機構在今年新增了一個分類：「10月7日倖存者的訪談」。在今年「生者遊行至奧斯維辛」的活動中，主辦單位特別邀請「在10月7日襲擊中存活下來的以色列大屠殺倖存者。」

這些事件促使哥倫比亞大學榮譽教授瑪莉安娜・赫希（Marianne Hirsch）撰寫一篇具影響力的文章，挑戰她的同事，特別是那些研究猶太人大屠殺的學者，並質疑將創傷記憶代代相傳的紀念方法是否恰當（她將此一過程描述為製造「後記憶」）。

她在某次訪談中告訴我，紀念創傷歷史可以通過促進集體療癒及跨越分歧的團結感來進行。然而有些時候，對於這些團體裡的政治人物而言，治癒並非目標——讓創傷繼續存在的效益更大，無論時空背景是否已發生改變。她說：「起初，猶太人大屠殺研究主要是關於如何保持傷口開放，盡可能直接傳遞創傷。」這種做法也將反猶太主義視為是某種特殊的仇恨、一種無法改變且無所不在的自然力量。這種世界觀被拉比暨學者肖爾・馬吉德（Shaul Magid）稱為「猶太悲觀主義」（Judeopessimism）。

赫希認為：猶太人大屠殺的記憶與猶太復國主義被緊密聯繫在一起，並以創造高度軍事化的國家「以色列」作為對猶太人大屠殺毀滅的「救贖」。這種敘事在猶太學校、夏令營、猶太教堂，以及以色列的「尋根之旅」（Brithright trip）中相當常見，即：「只有『祖國』能提供療癒。」這表示如果祖國遭遇攻擊，例如10月7日的襲擊，所有經由電影、博物館、回憶錄以及恐怖故事植入的創傷記憶便會重新湧現，並且令威脅變得攸關存亡。如果猶太人大屠殺隨時可能再次發生，那麼以色列就是唯一能阻止事件重演的屏障，「這麼想為以色列提供了一個藉口，讓它得以為所欲」，在以色列過去一年持續不斷的行動中，我們已經看到這個藉口帶來的可怕後果。

作為一名學者以及猶太人大屠殺幸存者的孫女，赫希對這種歷史的蓄意混淆感到非常不安。在她看來，將納粹的工業化屠殺與哈瑪斯一天之內的殺害行為相提並論，不僅「是對猶太人大屠殺的輕描淡寫」，「也是對受害者的不敬。而且在歷史上完全錯誤。」她這樣表示。

但是問題來了，那麼為什麼這麼多知名猶太領袖希望以色列經歷一場現代的猶太人大屠殺呢？為什麼他們願意容忍這種虛假且危險的比較呢？

某種程度而言，這麼做似乎毫無道理：以色列的國家理性認為，只有以色列能夠保證猶太人面臨猶太仇恨時的安全，這種仇恨被描述成一種根深柢固、隨時會以種族滅絕形式爆發的原始力量。10月7日襲擊是很殘暴，但是它並未對以色列人或是猶太民族構成毀滅性的威脅。那麼，為什麼以色列要推動一個讓自己看起來並不如實際情況安全的敘事，進而削弱自己的核心使命呢？

有一個理論認為：以色列建國的核心傷痛在於巴勒斯坦人民被迫為歐洲的罪行付出代價。巴勒斯坦人民被迫付出自己的土地、家園、自由以及生命。此一過程被哈南・阿什拉維（Hanan Ashrawi）及喬瑟夫・馬薩德（Joseph Massad）等眾多巴勒斯坦學者及政治領袖稱為「仍在持續的大劫難」（ongoing Nakba）。然而，如果巴勒斯坦人民是新納粹，甚至比納粹更糟糕（我們都曾聽過這種說法），而10月7日事件是新的猶太人大屠殺或其延續，以色列便能「扳回一城」。換句話說，以色列正圍繞10月7日這個充滿創傷的日子來打造新的國家認同，儘管以色列將不如自己所宣稱的那麼安全，但是它相信自己在政治上是安全的，因為按此邏輯，以色列將不再是建立在種族清洗之上的國家，其對象是一群從未對猶太人造成生存威脅的民族。這也意味著以色列可以安心完成大劫難計畫，這正是現在加薩與大部分約旦河西岸地區正在發生的事情。

這種危險的極端思想，在去年12月時展露無遺，當時以色列北部梅圖拉市（Metula）市長大衛・阿祖萊（David Azoulai）在以色列電台節目上表達如何處置加薩以及住在裡頭的220萬名巴勒斯坦人民的構想。根據他的說法，以色列海軍應將所有剩下的巴勒斯坦人民「運送到黎巴嫩海岸，因為那裡已有充足的難民營」，而加薩「應該被清空並夷為平地，就像奧斯維辛集中營那樣。」

他補充道：「在那裡建一個博物館吧！讓世人看看以色列的能耐。讓加薩不再有人居住，因為某種程度上，10月7日就是第二次猶太人大屠殺。」

以奧斯維辛之名呼籲新一輪的種族滅絕，包括建立新的集中營，並將此提議包裝成一個紀念活動，對於真正負責奧斯維辛紀念館的人而言，這種作法實在是太過分了。他們在社群媒體上貼文表示：「大衛・阿祖萊似乎希望利用全世界最大的墓地，作為某種噁心、充滿仇恨、偽藝術的象徵性表達。」

「全世界的正直人類必須正視並堅決反對這種瘋狂的想法，這種想法違反一切民法、戰時法、道德及人類法律，聽起來像是要求類似於奧斯維辛規模的屠殺。我們希望以色列當局回應這種可恥的濫用行為，因為永遠不能以恐怖主義來回應恐怖主義。」

以色列當局並未拒絕阿祖萊的煽動。也許是因為他所描述的其實正是以色列政府自10月7日以來持續進行的行為，儘管細節並非完全一致：利用歷史上的種族滅絕合理化當前的種族滅絕，而其支持者們則利用藝術、電影、虛擬實境、黑暗旅遊，甚至是時尚，將以色列的創傷轉移到全世界。

瑪莉安娜・赫希將這種官方、軍事化的紀念方式稱為「紀念碑式的記憶」（monumental memory），然而，她也跟據傅柯的理論，提出另一種紀念方式「對抗記憶」（counter-memory），這是一種由下至上、來自底層的哀悼與悲痛表達方式，通常與爭取正義、集體療癒與社會變革聯繫在一起。

儘管這些紀念碑創造者佔據主導地位，但是在往後的日子裡，我們將看到更多反抗式的紀念：各個群體的人們認識到，儘管存在許多令人痛苦的雙重標準以及將創傷經驗武器化的危險，悲傷仍是一種強大、持續而且難以駕馭的情感。它需要出口，而且需要被集體承擔。

因此，吉布茲集體社區將在自己的墓園裡，舉辦自己的私人儀式，在紀念人質的同時祈禱他們仍然活著。另一方面，一個名為「如果不是現在」（IfNotNow）的猶太進步青年組織，在全美各地舉辦集會，他們高舉「每一條生命都是一個宇宙」的標語，要求禁運武器至以色列、以列停止攻擊加薩及入侵黎巴嫩，以及釋放所有人質。「我們有足夠的眼淚與寬大的心，為每一條逝去的生命、每一個被摧毀的宇宙感到哀傷，無論是以色列人或是巴勒斯坦人。這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我們需要彼此：如果巴勒斯坦人民無法獲得安全與自由，猶太人也不會安全。」

在這希望能夠變成不只是一句口號之前，我們需要一段共同歷史來解釋為什麼我們會走到現在這個痛苦的局面。這正是以色列－巴勒斯坦團體「記憶」（Zochrot）正在進行的工作。過去20年來，他們默默教育猶太裔以色列人為什麼伴隨他們成長的歷史是不完整且危險的，因為關於以色列建國的勝利與救贖故事，與「大劫難」這個巴勒斯坦人民被剝奪土地及被迫流亡的歷史密不可分。為此，他們帶領旅行團前往已被摧毀且無人居住的巴勒斯坦村莊、散發有別以色列官方版本的地圖、舉辦課程與工作坊，呼籲為這片土地上的所有居民及難民打造一個「共同的未來」。

「zochrot」在希伯來語中代表「記憶」（remembering），與當前經常會加深創傷的紀念活動不同，真正的記憶是關於將破碎與分離的自我片段重新（re）拼湊（member）起來，希望它變得完整。重新記住這片土地、重新記住被驅逐出這片土地的人們、重新記住那些塑造並引發納粹大屠殺的早期殖民種族滅絕事件，這些歷史反過頭來塑造了以色列國家的建立。重新記住擁有核武的以色列正深陷殖民復仇狂熱之中，這種報復行為繼承早期殖民者的懲罰性遠征行動，一樣利用藝術與集體悲傷作為毀滅性武器。

辨別這些深刻的歷史脈絡就是重新記憶工作的一部份，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猶太人大屠殺學者麥可・羅斯伯格（Michael Rothberg）稱之為「多向記憶」（multidirectional memory），在我們逐漸深陷永無止盡且持續重複的種族滅絕循環時，它是我們最好的希望。然而，這項工作日益艱難，因為巴勒斯坦人民正面臨女性主義學者娜德拉・沙爾霍伯－凱沃基安（Nadera Shalhoub-Kevorkian）所說的「解體災難」：身體、土地及政治體系的解體。

與此同時，加薩與貝魯特街頭，人群持續聚集哀嚎，弔念死者。他們知道即便是葬禮，也無法倖免於以色列下一波的屠殺攻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