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主編：王顥中
《厄運之地：給崩世代的建言》（Ill Fares the Land）知名歷史學者東尼‧賈德（Tony Judt），在這本《厄運之地：給崩世代的建言》當中，扮演一個追述者的角色，娓娓道來政治變遷的歷史，以及我們如何失去創造更美好社會的能力。
對賈德來說，歐洲各國於二次戰後所建構的社會福利國家，是一個貧富差距較小，社會內部較為平等的時期。但隨著戰後嬰兒潮世代的反叛，自由市場至上的思維崛起，傳統的福利國家面臨挑戰。而原本應該扮演社會福利捍衛者的傳統左翼勢力，包括社會民主黨在內，卻因為共產國家的倒台，失去了政治理念的方向。因而賈德呼籲，應該要重新建立介入公共政策的語言，並回歸集體的政治行動。
賈德這本書主要設定的讀者是大西洋兩岸的年輕人，因此書中所敘述之英美歐歷史社會背景，和台灣狀況出入甚多。例如，歐洲各國普遍具備社會主義的思想基礎，社會民主派也大多是重要的政治勢力，甚至有長期執政的經驗。但台灣早期的左翼勢力在經過殖民政權的打壓與白色恐怖的迫害後，出現斷層。同時，冷戰結構下的反共教育，更讓台灣民眾聞「左」色變。
種種因素，使得台灣主流政治板塊中，一直缺乏左派的一席之地。因此書中對於左翼政治勢力挫敗的擔憂與呼籲奮起云云，台灣讀者雖未必能感同身受。然而台灣的發展仍舊鑲嵌於整個世界的歷史進程當中，例如美蘇冷戰、新自由主義崛起等影響，所以書中所述的種種當代社會問題，在台灣多半也能找到對應的現象。
書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部分在於，賈德以一個老左派前輩的角度，提出對60年代以降，「新社會運動」與「新左派」的批評。他認為新左派在身份認同基礎上，強調個人的權利、自由與自我解放，一方面對傳統以工人運動為基礎的老左派造成挑戰。另一方面，也將傳統左派的政治共識，切碎成一個個的自我認同。他雖然認同這些新社會運動關注的婦女、性別、種族、人權、同志權益等議題的重要性，但又觀察到這些個別議題之間難以拉出一個共同的政治理念與願景，無法形成集體的政治行動。
我們不在歐美左翼政治的脈絡中，所以對於新舊左派的爭論可能感到陌生。但是台灣從80年代起，也陸續興起賈德所謂的「新社會運動」。而在近年來，這些社會運動之間，在嘗試「政治化」的過程，確實面對到認同政治的侷限，例如原住民主張的權利、關心的議題，就和男同志主張的權利，關心的議題不一樣。對傳統左派來說，可能還可以用「工人階級」的說法，來拉出大家共同的利益與政治的目標。但對於缺乏左派政治脈絡的台灣，更難用「工人階級」作為凝聚的政治共識。同時，傳統左派政治議程當中，也確實難以納入這些多元紛雜，甚至有時相互競爭、衝突的價值。
作為一個社會民主主義者，賈德同意社會民主派的缺陷與妥協性格，然而他也清楚地指出，社會民主派和大部分的左派團體的終極目標一致，都認為應該要往更為平等，注重社會正義的社會主義方向邁進。對他來說，民主是一個邁向社會主義的政治過程，或是對當前的代議政治制度的讓步。
反服貿運動佔領立法院後，喊出「捍衛民主，退回服貿」口號，「民主台灣」在當前是相對於「專制中國」的一道神主牌。然而，透過近期的社會運動，更多人開始意識到當前台灣民主政治的虛假成分。如賈德所言，讓民眾以為投票就可以反應民意，實際上的目的就是要壓制真正的公共討論。那麼，我們要捍衛的民主是什麼？另一方面帶出的問題是，「民主制度」屬於程序正義，對程序正義的主張不能取代對實質正義的思考。那麼，我們主張的實質正義是什麼？如果民主是一個好的程序，透過這個程序，我們的方向或政治目標究竟是什麼？
對賈德來說，問題的答案在於透過行動來重建公共對話，並找回左翼的理念與方向，克服社會資源不均的首要問題。但這帖藥方對當前的台灣是否適用？面對當前台灣政治進程的不滿與失落，各種「進步運動」對政治的無力與失語，賈德的意見仍有其參考價值。而我們也得從自己的歷史與社會分析為途徑，當前的社會運動為基礎，找出集體政治的可能方向，我將在以下簡單摘要賈德本書中的內容。
美好的老時光？
引述書中記載，2005年，美國僅僅1%的人賺取了全國國民所得的21.2%。在1968年，通用電力（General Motors）的執行長全部收入包括薪水與紅利在內，約為一位普通通用動力員工收入的66倍。2010年，沃爾瑪（Wal-Mart）的執行長賺的錢是其平均僱員薪資的9百倍；同一年沃爾瑪創辦人家族所握有的財富，根據估計為九百億美元，
財富與機會的不平等日益擴大；政治腐敗，權貴橫行；國內外的經濟剝削；民主機制失靈，這個世界有太多讓人值得憤怒的事情每天在發生。然而，既有的政黨卻沒辦法回應這些重要議題，人民的不滿日益高張，卻看不到改變的可能。這些，並不是台灣社會獨有現象。然而，對年輕人來說也許無法想像，但老一輩的人卻仍記得，這世界的樣貌並非總是如此。
知名歷史學者東尼‧賈德（Tony Judt）在這本《厄運之地：給崩世代的建言》中，扮演了一個追述者的角色，娓娓道來政治變遷的歷史，以及我們如何失去創造更美好社會的能力。
── 東尼‧賈德
賈德認為，美國與西歐各國在二戰後為了彌平戰爭對社會的衝擊並重建受創的經濟，依著不同的動機與方式，但都走向了社會民主主義與福利國家的道路。當時計畫經濟當道，而強調自由市場的思想並沒有市場，沒有人有興趣聽自由市場派或「極簡國家論者」多說幾句話。他強調，事實上在1945年後，政治辯論的重心並不是在左派與右派之間，而是在左派之內。在共產主義及其同情者，以及佔主流地位的自由派社會民主主義之間。
當時一般大眾普遍相信，溫和的財富重分配，並消除極端貧窮與極端富裕的政策，對所有人都有好處。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知名代表人物康道賽侯爵（Marquis de Condorcet）曾這麼說：「比起把玉米的價格壓低到窮人能買得起的範圍，還不如讓窮人有錢到能買得起玉米；對國庫而言，後者的成本永遠比較低。」賈德強調，在1960年代時，這樣的觀點實際上已經成為所有西方國家的政策方針──受規範的市場，以及推行福利政策的大政府。這創造了長達將近30年大量就業，高度的經濟成長，以及優質的社會服務。
然而，事情並非像回憶這樣美好，70年代有一種感覺逐漸散播開來，「應該負責的」政府，儘管代表人民，卻對於人民的需求反應遲鈍。幾十年來擔任「社會工程師」的政府官員認為自己為了民眾利益而推動計畫，同時也認為民眾並不了解什麼對他們自己才是好的。政府越來越僵化，開始產生一種不受制約也不顧民眾感受的權力症狀。而原本確保社會穩定、安全的機制，逐漸被視為是一種「限制」與「束縛」。戰後出生的年輕世代，因為無法理解這些機制作用的意義，他們一方面抱怨過高的賦稅，另一方面也要求取消這些限制。60世代很大程度上是福利國家成功的產物，但他們現在卻毫不留情地批評福利國家的體制。
新左派興起 挑戰集體政治路線
賈德認為，對傳統的左傾政治人物與選民來說，「勞動者」與社會主義之間的關係，也就是「窮人」與福利國家之間的關係，一直是不言自明。不論其左傾光譜如何，勞動階級以及工會組織，一直都是左傾政黨穩定的支持基礎。然而從1950至1960年代隨著工廠自動化、服務業興起、日漸增加的中產階級，造成左傾政黨無法僅憑傳統勞工選票就當選。60年代激進青年所象徵的新左派，更是挑戰了傳統左派的政治路線，「從前老左派推出的候選人是男性普羅階級，現在新左推出的則是『黑人』、『學生』、『婦女』，以及不久之後的『同性戀者』」，賈德寫到。他認為，新左派有意將自己呈現為，不止反抗資本主義秩序的不正義，而且特別還反抗這種秩序中的「壓迫性的寬容」，後者指的就是那些為供應生活福利的善意規劃者。
他在書中指出，最重要的是，新左派拒絕從老左派那裡繼承傳統的集體主義。對老一代的改革者來說，無論是「正義」、「均等」或「經濟安全」都是共有的目標，都只能透過共同的行動來達成。無論過度干涉的規範，或是由上而下的管制有什麼缺點，這都是為了社會正義必須付出的代價，而這代價十分划算。然而賈德認為，60年代的激進青年主張個人的自由以及自我慾望的自由極大化，每個人的需求與權利都被尊重且制度化。他表示。這些目標本身並不糟糕，但他們本質上都是私人的目標，而非公共福祉。這樣「個人主義」風格的政治主張，最為經典的一句話為「個人的就是政治的」。
「自我認同」開始大量佔據公共的言說，各種認同政治將過去集體的左傾政治弱化。過度強調個人權利最終導致的代價是，大家越來越感覺不到社會共同的目標，左派變的四分五裂，也喪失對公共目標的一切理解。賈德認為，60年代的反越戰或反種族歧視很重要，但是抗議的行為已經脫離了對集體目標的理解，更多被視為是個體的自我表達或憤怒的延伸。「值得禮讚的私人自由」以及「令人惱怒的政府制約」是兩組最能煽動他們情緒的說法。但賈德指出，不僅新左派如此，新興起的右派也擁有類似的想法。
典範轉移，從公共轉向私有
在左派長期佔據政治舞台後，70年代右派重新抬頭，賈德認為，不僅是因為人們遺忘了二戰的教訓，也因為新左派與學生運動對社會價值、意識型態的挑戰，讓右派找到一個宣稱代表「價值」、「國家」、「尊重」、「權威」的位置。也許當代人們覺得，右派理所當然會訴諸這類言論，但賈德提醒，直到60年代中期之前，聲稱左派對這些「保守價值」漠不關心是很荒謬的，因為老一輩的左派其實在這些面向上十分地守舊與重視傳統。
於此同時，發生了一場知識理論層次的革命，公共對話的「典範」在十幾年內逐漸轉移。從提倡集體介入以追求公共福祉，轉變為另一種世界觀。賈德認為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的說法是最好的總結：「根本沒有社會這種東西；存在的只是許多個體與家庭。」社會並不存在，政府也不再是問題的解答，反而成了問題所在。這樣的思維底下，國家的任務被縮小為提供條件，讓個體可以不受阻礙地追求其最大利益。賈德指出，這波新的經濟與政策思維的推動者，是以芝加哥大學關係緊密的經濟學者。他抨擊，這群「芝加哥男孩們」，承襲了一群來自奧地利的學者──包括海耶克（F. Hayek）、米賽斯（Ludwig von Mises）、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卡爾‧波普（Karl Popper）及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等人對於個人自由的主張，以及對於左派政權的敵意。最終轉化為倡導自由市場、有限監管、最小干預、私有化等政策的經濟思維。
賈德特別強調，這套標誌20世紀最後三分之一時期的思想變遷，造成對私部門的推崇，以及對私有化的崇拜。私營部門被認為比起國營事業更有效率，因此大量的公共服務及國營事業被私有化，包括運輸、醫院、學校、郵政、軍隊、監獄、電力、水等等。然而，賈德認為，許多公共服務的價值與貢獻，不能以單純的經濟成本計算。同時，與經濟理論和迷思相反，賈德引用英國一份報告結論指出，私有化對長期經濟成長只有微薄的影響，但卻會造成把財富從納稅人口袋中掏出來，重新分配給私有企業的股東。
當公共領域被切成各種私有的空間，當集體的政治行動被轉化為個人的價值追求，賈德認為，當代的抗議者失去了政治的方向。就像在經濟生活裡一樣，我們在政治生活也成了消費者。面對這麼多相互競爭的不同社會議題和行動，我們難以將其結合成有清楚理路的整體。即便能夠為單一議題匯集數千人抗議，但「我們不再有政治運動了」。
共產主義倒台與左派失語
賈德認為，80年代末期隨著共產主義一起崩潰的，不僅是專政國家或政治教條，而是2百年來對於社會主義，不僅應該實現，而是必定實現的承諾與信念。這套在歷史中支撐起來的敘事一旦消失，剩下的就只是各種利益的政治、妒恨的政治、拼選舉的政治。失去了理想主義，政治被縮減為某種社會的流水帳，重複著對人與事日復一日的管理。他指出，這樣的狀況，對保守派來說，可能過得不差，但對於左派來說，就是一場災難。
歐洲過去主流的社會民主派，一直以來想法介於「社會主義」與「民主派」之間，一方面以社會主義的平等理念為方向，另一方面又提倡自由而非壓迫的手段。如今那面可以倚靠的牆壁崩壞了，在政策上、信念上以及政治語言上，社會民主派跟改革的自由派、或是保守的民主派之間，已經難以區隔了。社會民主主義的務實妥協性格，如今成了最大的弱點，也喪失了引領社會「進步」的作用。
重返政治，打造公共對話
賈德表示，在今天，民眾總是被告知各種經濟政策過於晦澀難懂，因此都是專家的事，就像中世紀的神職人員要信徒們「只要相信就夠了」。賈德認為，我們必須重新學習該如何介入和批評政治，透過憤怒來解放，重建破敗不堪的公共對話。許多異議者是年輕人，年輕人更傾向正視問題並要求解決，也較不易順從，然而也容易走入「政治虛無主義」（apoliticism）。但如果我們放棄去管理公共事務，就等於把社會放手讓給平庸腐敗的政客。
今天，主流的看法鼓勵我們相信，政治會反應我們的意見。政治人物討論，我們用選票回應。然而賈德指出，真相是大多數的人並不覺得自己參與了任何重要的對話，我們只是被告知該想什麼，以及該怎麼想。如果要細究下去，政府就會表示「這些事情不關你們的事」；或是試圖讓民眾相信「這些事情早就被決定了」，於是真正的辯論與公共對話被壓制了。
賈德認為，我們需要重新開啟一種不同的對話，我們需要再度對我們內心的直覺充滿信心：如果有一個政策、行動或決策，不知怎麼回事看起來總是錯的，我們必須找到語言把這錯誤清楚指出來。
他認為，當代的政治討論充滿功利主義的色彩，但公共決策先天具有倫理的性質。為了討論某件事的對錯，我們需要一種能表達目的（而非手段）的語言。我們不必相信我們的目標一定會成功，但我們需要相信這些目標是有意義的。我們需要一些理由，才能去辯論政策的優劣與先後。然而賈德指出，我們欠缺一個道德敘事：一套本身有健全理路的解釋，以便讓我們的行動歸屬於一個更高的，能超越行動本身的目的。
左派要振作 找回方向
賈德認為，在種種可追求的社會目標中，消除社會不均必須要列在首位，如果國內處於強烈社會不均狀況下，窮人基本權利受損、無法獲得醫療照顧、缺乏教育，所有其他可欲的社會目標都會變得難以達成。當我們可以把其他不幸的人擋在外面，並且把利益與優勢留給自己和家人享用，這是社會的病態，也是任何民主政治所面臨的最大威脅。他強調，持續下去，我們很快就會喪失「同胞之愛」（fraternity）──政治本身存在的必要條件。如果社會內部缺乏共同目標與相互依賴，社會這個社群也就難以存續。
然而在過去30年從國家轉移到市場的過程中，社會民主黨人不斷地處於挨打局面，一方面為自己的政策道歉，另一方面，即便政策受歡迎，也擋不住預算浮濫或政府干預的批評。然而，賈德提問，在舊的大敘事失去立足之地的當下，左派能夠提出哪一種政治或道德的架構來解釋他們的目的，並說明這些目的的正當性？
我們都希望生活在「公平正義」的「良好」社會，但是我們需要去探究他們的意義跟本質是什麼？賈德指出，我們對於不公平、不正義、不平等、不道德等議題，直覺上十分熟悉，只是忘了該怎麼討論這些東西。社會民主主義一度懂得清楚表達這些關懷，直到自己也迷失道路為止。即便如此，賈德認為社會民主派仍舊應該要扮演對抗市場至上思維的角色，並重新找回自己的目標與方向。
賈德認為，前一個世代的年輕人對激進政治的熱情，在失去了道德與理想的方向，加上個人主義，自由市場鼓吹個人利益的思維蔓延下，當代的年輕人將企圖心轉而放在追求自我成就。他強調，我們應該要重拾對社會與政治的參與，用批判的眼光看待世界，找出錯誤，並採取行動。他並引用了「有人」說過的那句名言做結；「哲學家只是用各種方式解釋這個世界，但重點在於，改變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