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謔現實‧鞭笞自我：記《新天堂酒館》

責任主編：陳逸婷

吳錦祥在戲開演前寫了〈記在《新天堂酒館》開張前：歷史為何不能選擇？〉，主要的批評應是認為「差事劇團」對「歷史聯繫」的問題猶豫不決，所以也無法更合理的解釋三位角色的死因。

我覺得這充滿濃濃說教味兒。吳錦祥是誰？是「戰前」參與「秘密抗日活動」的出身「貧苦佃農」的人，並因此被日本官憲召往婆羅洲打仗，「戰後」一年餘回到台灣，重新燃起從前的熱情，接下總共不到二十人的山村小學。吳錦祥大約還有什麼理想，才以為自己是拯救者。

然而戲劇是什麼？戲劇有何種？

吳錦祥討論抽象，但某些觸動就是要與社會真實靠那麼近，這也是「民眾劇場」的核心問題意識吧！我當然不是說「民眾」就不懂詩、沒有哲學（不嚴格意義的哲學）。本來不想提，但是如果像《安蒂岡妮》那樣探討美的可能性的戲，當然也是「劇場」，可是就是朝向純粹哲學的思索可能走往反對一切權力的「虛無主義」（以十九世紀末無政府主義為主調的「虛無主義」）。哲學是可以提供立場的，是可以提供力量的，是「反思性」的泉源，但「以什麼路」通向哲學？什麼方法論？或許才是爭議之點。

兩次版的《天堂酒館》有沒有達到戲劇的允諾，訴說革命者的故事，並以歷史為解？這次不同的是強化了「革命者」的「內心」戲。如天使，她的澎湃的獨角戲是有點誇張化，但這就是社會運動者永遠不願意展露出來的，內心糾葛，因而不能說不寫實。吳錦祥說的對，他說「天使的『小而美烏托邦』值得科學論辯」。但是吳錦祥把它導向「歷史」，於是相對淡化了主體問題與特殊性。

當天使自問「我迷路了嗎？」的時候，看起來是挑戰「共生」的價值。確實可能。它在這兒挑戰了「共生」方案本身，屬於思考社會特性的層次；也就是說，它讓我們去想，「共生」究竟是發揮「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想像嗎？或者說，雖然可以知道「共生」是反應自某種社會經濟狀況或困境、能找到「共生」的現實的、歷史的原因，但如何區分「共生」與當前資本主義社會階段的具有「倒退性」的「文創、小生產者」的關係？並且，天使問的「你們還在嗎？」也挑戰了不同層次，實踐的層次。

一方面，天使的「精神導師」形象，是我們若在現實社會中經歷過運動組織便很能從心中找到具體人物的劇碼，也是要求實踐者對自己做質問；可是二方面，不同於前述「方案本身」的問題，從實踐來看，也可能是社會真實面、指向了實踐者與民眾的關係。實踐者是誰？「民眾」是什麼？實踐者與民眾的關係是什麼？他們從五十三人剩到十三人，只是因為理念本身出問題嗎？

天使表述的依賴與被依賴的、說不清的關係，打開了實踐者的不願面對。某人、詩人也有其不願面對。這不願面對、難以面對、只有自己才知道的內在主體真實的部分，也許是處理「歷史問題」的一條路，倒是戲劇的媒介亦未必能使觀者聯繫得上。「天神與魔障，聖徒與敗德，都在我的身體裡共生著……」，這是吳錦祥沒看到的複雜性，但那才是真實的人性問題。

坦白說！上一次演出，私下有討論認為「某人」的形象太大而且直接指向鍾喬本人經歷的一九八○年代。當時我也覺得「鍾喬的執念將幾十年紛亂的社會鬥爭經驗難以割捨的壓縮，使觀者易於失焦在對話中」。但這次我注意到「大老二」以「強灌」的方式，以「骨灰酒」讓他清醒，這有點兒強化了「清理自我」的力道。

而他又面對了什麼？「某人」在強灌酒之後才召回記憶，更在漫長過程後，知道了「原來我喝的是這些東西（骨灰）」，才「醒」。也正是全部的人一起喝酒之後，大老二說起了六張犁等故事。

「大老二靈魂很重」不只是一種詼諧也是一種現實，「大、小老二」還是與其他三人不同。這是不是就是「以歷史為解」？

我覺得有一種讀法，首先，某人說「背著歷史」當然具有吳錦祥嘗試討論的「歷史不可以選擇嗎？」的層次。但這「過去」同時也有個人的，而且首先是個人實際經驗過了的層次。這是吳錦祥要求釐清「現實－歷史之關係」的重要性，也是不足處，更可以延伸詮釋為《新天堂酒館》將「歷史」予以實現的方法──當然這也是可爭辯的。

這必須回到「差事劇團」擅長的魔幻──即使在這次的舞台上並未完美實現。魔幻也有不同方式，比如，「詩人」這次改頭換面的戲謔，對現實的戲謔。

詩人「努力得不到回報」，詩人的「那又怎麼樣」，應如何理解？吳錦祥說，「把問題視野放至『何以如此？』的時候，問題就指向時代本身，成為了對於一九九○、八○，以至於不斷推前的時代的更大的嘲諷。」我對此是同意的，但弔詭的是，當吳錦祥說這齣戲「無法回答這個問題：歷史如何知道？」的時候，其實也正是吳錦祥忽視了「詩人」的玩世不恭的人格特質可能達到的高度。

「詩人」展示的是一種現象，詩人的台詞是日常生活中常見的辭令。我們可以解釋台詞的世俗就是哲學的匱乏，然而反過來說，純粹哲學卻無法發現這些社會現象，即「詩人」的或可稱為「反文化」的特性，已經具體達到挑戰、激起當權者以加重的警治介入。從直接可感的出發，從社會現象出發，是另一種迂迴接近、反省與認識的方式。

當然，只從現象表面是絕對不夠的，因為需要上升、抽象化。但不從現象出發、不盡量攤開可疑的社會現象，那「歷史聯繫」和「自我的反省」就會是另一種，有可能唯心化的那種。

或者讓我換一個說法。當吳錦祥做出他的批評的時候，利用了歷史性的方式指出不能只看「冷戰」造成左眼瞎盲、也須知道「冷戰」同時產生經濟成長現象繼而造生各種自由多元論的反對論。但吳錦祥呢？他墮落的過程呢？他當初是如何瘋狂的呢？不僅因為「二‧二八」也因為「白色恐怖」。歷史過程如何具體化在人的身上？

這種過程性，其實也是劇中真正未展示清楚的。並不是說劇中展示的歷史事件不夠，而是說，我們已經知道不能倚靠反覆敘事，那麼追逐與縫合歷史應靠什麼？這應該是核心提問。否則即便《新天堂酒館》通過「越戰」聯繫「大、小老二」、明示「美國因素」，餘下僅能讓觀者從自己的知識庫搜尋關鍵詞，也就是吳錦祥說的「無法」從「翻回『冷戰原已肅殺盡了的歷史觀』」。

這是我認為應該看重角色自身可能有的詮釋廣度的原因。人們具體如何反應？而這些反應又如何逐步累積成我們的認知？只有痛苦掙扎、自我鞭笞，才能進一步思考：死了和活著一樣？活著和死了不同嗎？活著是又醒著嗎？什麼才是活著？

我也同意，就斷面來看，「今天」的真實處境是意識形態已然分裂、分岔，甚至對於同樣的認識論也有天差地別的詮釋。吳錦祥也還只是繼續要求補充歷史而已，可是，歷史已經不只是「聯繫的媒介」，歷史詮釋已經是尖銳的鬥爭本身。從這個角度，吳錦祥漏看的「小老二」一路尋找他師兄的屍骨的時候邊收集著人們的遺落，也帶著淡淡的愁苦的溫暖。

我是在這樣的角度期待「差事劇團」，它本次脫離了過去十多年來對資本主義體制及各種派生事物的攻擊，也淡化了歷史補課；其實不是著重詢問「以歷史為解」而詢問「『如何』以歷史為解」。只是可惜劇末仍是耐可奈何「只能繼續下去」的黑暗詩意。

其實在「小老二」陳述他師兄的故事的時候，我還看到一個可能性：什麼是正義？對於（新）帝國主義殺人者來說，正義只需要自以為是。如果本劇是對此的「反」論，眾人「找味道」到最後，竟只能骷髏舞蹈到最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