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讓核四死透？ 公民運動、在地性與發展主義的翻轉

責任主編：孫窮理

2003年6月21日，在鹽寮上岸中的核四一號機。（攝影／圖說：孫窮理）

4月28號中午，一個幾個鐘頭前才在佔領忠孝西路現場被驅離的朋友W，打電話給我，哽咽著問：「我們這麼努力的行動、衝撞，究竟有沒有用？為什麼江宜樺剛剛還是說核四停工不是停建？我們到底還能怎麼辦？」

事實上，這樣的情緒和疑問應該不是W所獨有，甚至應該不少人到現在依舊有這個困惑。

早在今年（2014）年初，台電和經濟部一面加速「核四安檢」，同時持續放話，下半年核四將啟動插燃料棒的程序，想讓核四運轉難以再回頭。對此，反核團體也在籌備3月遊行的過程中，不斷提醒大家「台電是真的想硬幹」，為即將到來的一場大戰預作準備。而在一場劇烈震盪政治氛圍的佔領國會行動後，林義雄先生隨即宣告啟動「禁食行動」，呼籲社會大眾以各種「積極而有力的行動」促使「核四停建」。

全國廢核行動平台集體討論後，響應林義雄先生的呼籲，發動遍地開花的施壓與黃絲帶行動，並在4月26日晚上凱道的靜坐集結晚會上，公開宣告隔日下午遊行將延續「公民不核作」的精神，佔領北市交通要津忠孝西路，要求馬政府停建核四。27日下午，5萬反核支持者將忠孝西路塞滿，宣佈成功佔領忠孝西路。

在一夜的驅離後，28號早上，行政院長江宜樺在行政院開記者會宣佈，核四一號機將在安檢完成後停工封存，二號機立即全面停工、封存，未來若要重啟核四工程和運轉，將透過公投決定；第二，將召開全國能源會議。但江宜樺也對媒體強調，核四政策沒有重大變更，「停工不是停建」。所以，很多朋友相當困惑，核四究竟是停了嗎？這麼多人拼命投入要求停建，算是成功了嗎？

核四到底死了沒？

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從工程上跟政治上來看。核四一號機的硬體工程已幾乎完工，目前在做的是軟體模式上的測試，以及偷渡預算搞改善工程。台電當然知道機組運作還有很多問題，甚至這些問題根本就無法徹底解決，但他們和奇異公司卻還是想鋌而走險，趕快把燃料裝進去，造成難以回頭的既成事實，讓肥肉先到口再說，有什麼問題以後再來慢慢修。而二號機的完成度很低，且早已停擺多時，近來還不時傳出二號機的零件拆給一號機救急的醜聞。

所以行政院這個「停工、封存」的決定，的確是國民黨政府在政黨輪替後，第一次「主動」宣佈停工，縱使不算真正的「終結核四」，但已被迫中斷了台電完工、運轉的企圖。不過，所謂「封存」，是想減少停工過程機組結構隨著時間的弱化，也就是為了保留重啟的機會。所以，這個中斷可以持續多久呢？這可能就要回到政治上來看。

目前藍綠兩黨的接班領袖都已達了反對核四運轉的態度，但這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這當然是基於反核四的民意持續在社會中占穩定多數，國民黨雖必須護航續建政策，但也都知道裝燃料棒絕對會是讓台灣社會沸騰的大地雷，因此現在停工的決定，其實是替他們清理了戰場，拔除煩惱已久的引信。

從政治進程判斷，2016年馬英九卸任以前要重啟核四工程和運轉幾乎是不可能，但只要這個民意沒有巨大改變，未來接班領導人要重啟（不管要不要發動公投）的困難度也還是很高。另外，封存越久，啟封的成本也會越高，重啟的門檻和阻力也越大；同樣的，就算想讓核四重啟，也還是面對大眾對興建品質的質疑，這都是對核四不利的因素。

我們可以這樣說，縱使核四還沒真的「死透」，但確實在興建核四的政策上，馬政府被迫改變了，而未來政治接班人要重打核四的主意，也必然面對巨大的技術挑戰與民意的壓力。從運動的歷史詮釋來看，這個轉折當然是30多年來反核運動蓄積能量的重要成果，並非林義雄先生一個人的絕食行動所能達成，在我的認知中，林先生扮演的是催化劑的角色，促使原本累積巨大能量提前到這個時間點爆發，逼馬政府必須提前面對核四運轉的對決，但這些壓力的前提是廢核民意的長期累積，少了這個前提，再激進的個人行動也很難改變什麼。

不過回到核能政策上，我們也必須務實地認清，就算這個政府改變了興建核四的政策，但它對於核能發電的根本思維卻是沒有改變的，「全國能源會議」就是他們在核四受挫後，想要讓核一、核二延役的伏筆。但換個角度說，因為核四近年自身的工程爭議，也對於能源政策規劃產生了高度的不確定性，從能源政策的角度看，「全國能源會議」同樣也是面對「後核四時代」的關鍵社會辯論，反核絕對需要全力以赴，逼出一個更進步的政策框架阻止延役。

「公民運動」的突破與侷限

2003年6月21日，核四一號機機組上岸，貢寮區漁會與鹽寮反核自救會發動了海、陸抗爭，在此之前幾年的時間，貢寮鄉親年年預演核四機組登岸的抗爭，不知燒掉了多少個紙紮的機組模型，但真的到了這一天，地方反核的力量在多年踽踽獨行的耗損下，已經無力力抗。（攝影／圖說：孫窮理）2013年3月10日，反核大遊行翌日清晨，群眾在凱道早起升旗，福島核災引發大規模的「公民運動」。（攝影／圖說：孫窮理）

台灣已運轉核電機組結構老化的問題越發嚴峻，跳機機率在這一兩年大增，同時，隨著地質研究資料的累積，就越發現地震對老舊電廠的安全威脅，遠遠超乎過去所估計。因此，這個政府想在重重安全威脅下再發動延役，理由其實很簡單，還是不脫缺電跟電價兩個因素。在這裡，我並不想再敘述反核陣營應對缺電跟電價恐嚇的論述，但想指出的是，不管是缺電或是電價的擔憂，都是基於用電需求必須不斷上升的預設。

同樣地，擁核官僚之所以要保留核四起死回生的機會，也是認定如果未來用電需求增加，民調有可能逆轉。這些盤算背後驅動力，當然還是追求成長至上的發展主義意識形態，不認真的面對這個問題，恐怕沒法擺脫掌權者對於核電需求的執念。過去綠盟已經有很多文章從政治經濟政策探討這個問題，在此我想要加入運動主體性質作為一個變因進到這個討論中。

福島災後，因為超乎想像的影響範圍，不少民眾逐漸認識到，核災發生絕不是只有附近居民會受害，台灣地理面積這麼小，「恐怕人人都會受害。」在這個認識上，反核的支持者逐漸跨越了傳統的藍綠邊界和環境運動中常見的鄰避限制，漸漸形成一個受害者邊界較模糊的「公民運動」。這個「公民運動」的格局與理解在核災後一兩年逐漸確立，一方面它讓更多不同角色的社會力自主進場，另一方面也成為廢核民意穩定過半的承載基礎，造成馬政府和台電的巨大壓力。

但如果我們再深入這個公民運動的性質也會發現，它的對抗界面是畫在普羅大眾與政府（或加上電力公司）之間，這樣的劃設有助於擴大「民間共識」的載體，形成更大的政治壓力。不過，它也讓在地的受害者面貌相較過去模糊了不少，進而在對抗發展主義結構時產生侷限。

發展主義的擴張和維持，有它在空間與掠奪對象選擇的邏輯，得利者和受害者之間的界線事實上比畫在民間社會和政府之間來的複雜得多，這也是為何「在地觀點」不該只是簡單的被辨認成鄰避觀點的原因。沒有清晰的受害者面貌，就難以回答為什麼發展的過程裡，受害的總是「他們」，或總是這樣條件的區域？如果略過這個問題，也就很難辨認如此發展的動力邏輯，更遑論凝聚被壓迫的主體，捲起袖子和得利者交戰，根本地挑戰掠奪式發展。

要強調的是，這個發展主義下的得利者，恐怕不只是政治掌權者和財團，同時也包含了更多對核安同樣感到擔憂，但也在發展過程中直接或潛在得利的社群。而點出受害與得利者的辨認問題，不只是想簡單地貼上敵我的標籤，而是如果不同角色的面貌始終模糊，我們也就更難找到翻轉發展意識形態的「撬動點」。在反核的議題中，「在地」當然是最有可能的撬動點。

下一步，有可能讓核電「死透」嗎？

從一個運動參與者的角度來說，當然期望反核能夠成為挑戰掠奪式發展的重要機會，這並不是貪心，因為不正面面對這個問題，就無法根本挑戰台灣需要核電的邏輯，就算在某個時點上能夠阻礙它的腳步，但難保未來會不會再復辟，或是變成推動同樣危害甚巨的燃煤發電的藉口。

不過，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在行動主體上，凸顯在地受壓迫面貌，和訴求更大公民主體來對抗官方擁核企圖的運動軸線，雖不至於是對立，但確實存在著一些矛盾關係。鹽寮反核自救會的幹部就感嘆，在地二三十年來的城鄉壓迫越來越難被理解，但同時又覺得現在訴求「反核四是全台灣每個人的事」，的確比較有力的矛盾心情。

在停建核四的問題上，因為它自己亂無章法的工程品質，所以我們能夠爭取到不少未必反核的朋友願意支持停建，但在接下來反對延役和爭取提前除役的運動進程中，反核與擁核後面的意識與價值鬥爭只會更激烈，更難迴避本質的問題。

因此，提出這個問題意識並非是要暗示未來運動只能零和地兩者擇一，而是想提醒我們正在面對多重而交疊的挑戰。但可以確定的是，如果不帶著這個問題意識慢慢往前摸索，我們恐怕也很難擺脫發展壓迫的輪迴糾纏，讓核電真正的「死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