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主編：陳韋綸
金磚五國將成立開發銀行。（圖片來源：https://www.flickr.com/photos/mrebrasil/14497896547/）
2014年7月15日，金磚五國（BRICS）──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與南非──在第6次高峰會達成協議，成立金磚開發銀行（BRICS Development Bank，以下簡稱開發銀行），由金磚各國共同出資、互相扶持。這則在國內並未受到關注、卻在世界引發廣泛討論的新聞，標舉著世界金融秩序即將改變的可能性。
開發銀行包辦了世界銀行資助新興國家發展計劃，以及IMF提供應急儲備穩定經濟的功能，明確展露出與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遺產同台較勁的企圖。多數報導也不會忘記提到金磚國家擁有世界超過4成人口、四分之一產值與一半外匯存底的資訊，這除了說明金磚國家的崛起不容小覷之外，也是為了鋪陳出金磚國家聯合起來的前因——相較之下，這些國家的決策權合計在世銀只有13%，在IMF不到11%，既不匹配它們的經濟規模，也不足以對抗美國（佔IMF決策權15%，形同變相享有否決權）與歐洲國家（單計英法德義四國便佔了IMF決策權17.6%）。[1]
「金磚」一詞本來是個高盛公司為了炒作而發明的概念。如今的金磚各國卻聯合起來對付IMF與世界銀行...等，以發展之名向後進國家予取予求的國際金融機構；以及，在它們的掩護之下操作泡沫，繁榮時拋售股票、蕭條時從賤價收購資產中繼續獲利的華爾街投機商。這是一大諷刺，但也說明了經濟的辯證性質：無國界的資本會激發跨越國境的反抗意識。
典型的政治想像或許會預期，在金磚以外的世界，開發銀行的成立及其寓意，會受到保守勢力的閒言冷語和進步勢力的歡呼。[2]基本而言確實如此，但畢竟只是個簡便的入門圖像。除了不一定合乎各地情勢（舉例而言，受到中國因素的影響，臺灣與香港的媒體評論反而出現通常歸類為保守派者熱切關注 、進步派則反應冷淡的現象）之外，也把各方立場表達得過於扁平，略過了這些結論背後立體的分析過程。我們不妨設想一種相反的組合：進步勢力有沒有擔憂金磚崛起的理由呢？
本文之意不在立論，而是希望把重心放在就此簡單的問題進行陳述——面對金磚崛起，進步勢力在期待之餘，又應該擔憂什麼？這個工作將分三部份：一是金磚國家根本無法引發改變的可能性，二是金磚國家的改變有名無實的可能性，三是金磚所帶來的改變並不為人樂見的可能性；姑且簡稱為失敗論、無效論與倒退論。
失敗論：出師未捷身先死？
也許一個不錯的起始方法，是考察西方或者親西方的媒體大多以何種理由看壞金磚國家合作的前景。儘管關懷旨趣不同，他們畢竟是此一議題目前主要的批判論述生產者，並且可能直指我們也有理由擔心的困境與挑戰。有一種觀點認為：這些國家論史地背景、政經結構與語言文化都南轅北轍，同床異夢甚至各懷鬼胎的情況，讓它們難以推動進一步的整合。[3]
但許多國際組織、國際機構的成員國比起開發銀行，組成更加分歧，但仍運作得差強人意，可見上述的隔閡並沒有不能克服的道理。異質性高的組織自有其組織門道，關鍵在於從異質中凝聚共同利益。
有人[4]已經指出差異帶來互補，金磚國家各有所長，能組成堅強的國際分工體系。我只想在此補充一個較為動態的觀點：當各國從不同的技術層級往前進，亞洲國家產業升級所釋出的製造業將為拉丁美洲與非洲所吸收，金磚國家的發展程度差異，恰好給它們很好的機會組成一支雁行[5]隊伍。它們就像輸送帶的轉輪般，位置有先後之分，但工業化、技術化的方向一致，結合起來互相調節步調，能令它們的經濟轉型「轉」得更順暢。為了支持金磚國家挑戰歐美霸權而不惜倒向自由貿易的立場自然是不可接受的，但金磚國家素有政府主導發展的經驗；它們正在做的事情也不是大開門戶，而是為了國家利益追求策略性的結盟。
事實上，比起相差甚遠之處，這些國家進一步整合的瓶頸，反而可能出現於它們太過「接近」之處，例如功能重疊並互相排擠資源的其他開發銀行與基金[6]、處於競爭關係的產業，以及中印之間的領土衝突等。
至於各種政治算計，更是任何外交場合的常態，但國際合作的進程仍在風雨中持續深化了，而金磚國家又在對歐美陣營的不信任當中取得更堅定的團結基礎。關係不穩的隱憂確實存在，但要由此進行更悲觀的推論，仍太言之過早。
況且，最差的情況頂多就是這些國家進一步的整合不了了之。於是俄國回頭去經營歐亞經濟聯盟的大夢；中國繼續透過對日韓等國的自貿談判以及對非洲的大筆援助等方式對世界施加影響力；南非在非洲聯盟中、巴西在南美國家聯盟中的地位仍會屹立不搖；印度也還是次大陸的霸主。這些國家的崛起早已是現在進行式，即使不順著金磚這個抽象的名義進行組織合作，它們既有的優勢也不會消失。
失敗論不那麼令人擔心的原因之一，在於這是西方行之多年的論述策略，不但「金磚」一詞剛提出時就出現過，也曾用在其他明日之星身上，例如經濟學家Paul Krugman就曾在1994年以〈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一文預測，東亞以儲蓄與公共支出灌水而來的經濟奇蹟，就像前蘇聯一樣不可能長遠維持——這個預言至今仍未成真。固定的修辭形式不會影響內在的參考價值，但久之畢竟成了陳腔濫調，讓外在的說服力多少打點折扣。
再者，失敗論作為一種頗為消極的反擊方式，其凝滯的世界觀既然排除了金磚國家撼搖世界秩序的可能，也就給了一個支持它們放手一搏的理由。反正就算成功的機會再渺茫，世界也不會變得比現在更糟了。
無效論：換湯不換藥？
另外則有一種觀點認為開發銀行的規模還太小；而包括最富有的中國在內，所有成員國都有自己的財務問題。因此即便這場合作成功，開發銀行也只會扮演補充世銀與IMF之不足的角色，難以建立獨當一面的體系。[7]這種觀點跨騎在開發銀行會「失敗」或者「成功得很不足掛齒」的立場之間，讓我們得以開始進入無效論的部份。
不過，金磚各國本來就未曾正式將開發銀行定位於取代世銀與IMF，自然也談不上達成這個任務的成敗問題。值得一提的是，開發銀行即使作為補充的角色，也已足以給予新興國家另一個融資選擇，透過競爭的方式制衡歐美陣營；並且讓人民幣發揮更大的影響力，減緩美元造成的世界景氣波動。因此就算是如此含蓄的估計，只要開發銀行至少保持正常運作，也很難得到它完全無法改善世界的結論。
有些人則對金磚國家的能動性抱有更強烈的信心，但歸根究柢仍認為它們只是接管而非改變歐美創造的秩序。因為世界未必會就此走向多極發展，而可能只是由一個霸權取代另一個霸權。儘管金磚各國目前原則上平等決策、共同分擔責任，但客觀的國力差距確實有可能拱出一個主導者：中國。處於外交困境的俄國缺乏中國的國際名望；印度與巴西的經濟狀況暫且趕不過中國；南非當初列為金磚一員時，負責「代表整個非洲」的政治因素便甚於經濟實力因素[8]，更無法與中國相提並論。
但如果中國成為新的霸權，競爭自然而然令各國關係更平衡的機制便無法作用，接著除非中國主動營造友善的國際氛圍，否則關於世界變得更公平的期待便落空了。世界變了，但也沒變，僅僅從美國當家變成中國作主，而單一強國宰制的秩序依舊。
事情亦可能以另一種方式呈現。德國之聲評論員Astrid Prange並未觸及崛起失敗或中國一枝獨秀的情境，他討論的是個金磚國家一同崛起的未來。但他也認為它們在某種意義上不會帶來新氣象，原因是它們和美國一樣會對周遭國家進行帝國主義式的壓迫，以後可能也不會改寫世銀與IMF的規則。[9]
失敗論與無效論跟下述的倒退論觀點相比尚屬樂觀，而到目前為止，這是分析金磚崛起的挑戰時較為風行的觀點，包括進步勢力都有許多人持類似觀點，他們和保守勢力對一則新聞的同一種解讀擺出了不同的態度，是抱著可惜、而非慶幸的心情，將金磚的合作理解為象徵大於實質意義。恐怕要等到金磚崛起成為更不容質疑的事實之後，才輪到下述的觀點出場。
倒退論：過猶不及？
儘管金磚各國基本上並未脫離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因而這應當理解為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權力重分配，而非對資本主義秩序本身的挑戰；然而金磚各國的合作仍有助於制衡國際金融局勢並使大批人口走向脫貧，乃一重要進展。
但除卻上述意義，這些國家的崛起便未必顯得可喜可賀。
我們不妨思考它們崛起的非經濟影響。歷史上許多國族的成功皆為人文、社會科學乃至日常生活的討論注入新議題，這甚至不需要以它們真的在學術等各種領域起領導作用為前提。像上述〈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就涉及了蘇聯社會主義與東亞國家資本主義掀起過的兩波經濟制度之辯；「芬蘭的」教育與「猶太人的」家教智慧亦屬耳熟能詳的議題，近來西方人則似乎對中國人的養成方式愈來愈感興趣了。
然而，發展中國家汲汲營營於更高的經濟成長，其他的社會問題遭到擱置，它們的崛起或許將不會帶來更進步的新價值觀。
中俄兩國與其說是崛起，不如說是重返過去叱吒風雲的光榮。不過它們打算「從右邊」回到過去——不是要在更高的生產水準之上恢復普遍的公共服務或者平等的分配機制；而是要當個鐵腕施政的中央集權大國，建立一個以自己為首的國際陣營。
於是，俄國在迫害國內同性戀族群、與煽動斯鄰國的斯拉夫情結等議題上，皆可見到保守勢力的擡頭。而在中國，和諧穩定的訴求仍廣受擁戴，並從儒家傳統的回收再製當中獲得歷史深度，讓民主與人權問題目前難有反省的機會。
巴西好大喜功的政府在世界盃中挑起了貧民窟與場館之間的矛盾[10]，這還只是巴西長久以來犧牲民生福利以求富強的歷史縮影；正如其他金磚國家，巴西展現的是一種國家強勢引導的發展模式。
南非的種族問題仍未緩解[11]；前仆後繼的罷工浪潮雖然表示勞工享有罷工權，卻也表示工資、雇傭制度等其他方面的勞權還有極大的爭取空間。[12]
印度已經透過亮眼的成長表現與資訊服務業的發達，證明種姓制度等傳統文化並不會拖累經濟發展；然而階級分立與女權低落等問題雖然在民主自由的印度引起熱議，卻遲遲不見改善的跡象，顯示保守勢力的根深蒂固。
這裡並不是討論它們是否能成功崛起的問題，因而不需將貪腐、公共建設落後或貧富差距懸殊等連這些國家自己都詬病不已的缺點也列入其中。也不需強調價值觀引發的特定社會問題，而應當繞過這些外在事物去考察價值觀本身（很明顯地，就算印度成為再成功的國家，也不會在其他國家掀起性犯罪的模仿潮；但如果印度教像儒學一樣成為顯學，傳統文化當中的壓抑成份被解讀為促成而非阻撓東方社會成功的因素，我們就必須留意保守主義的反撲了。）
因此重點是，它們將示範何種執政風格、社經體制與文化態度？現在的我們還站在西方的道德制高點上批判這個政府的作風太武斷、那個社會的風俗太鄙陋，一旦它們從歐美陣營接過主流價值的詮釋權，又將如何主導對於弱國、黑人、工人、女性、同性戀或政治異議者的輿論？
當然，也不必過度杞人憂天，淪為以進步修辭包裝的新興國家威脅論。社會學的觀點指出，社會不是僵固的存在，隨著中產階級興起，各種價值觀的勢力在這些國家可能會有所消長。但也正是社會學的觀點，提醒著這個事實：鮮少有普世皆準的模式見諸各種社會。如果這些國家自成一格的發展方法能有效調和或壓抑社會矛盾，那麼它們的崛起，恐怕確實會使保守勢力更加蓬勃發展。
結語
再把上述的各種情況重新整理一下。
最近在眼前的困難在於：開發銀行達不成共識，或者成立了但無法挑戰既有秩序；金磚國家的差異太大，合作難以持久。基於上面已經提過的原因，雖然現在還不到蓋棺論定的時機，但我認為提出這些問題以吹毛求疵的成份居多。
接下來的危機則是：世界進入中國獨霸，或者金磚國家共享世界卻因循舊秩序、舊規則的時代。
最後的遠慮是：這些國家現在的氛圍還比較保守，它們會在崛起中改變並成為進步價值的倡導者呢？抑或造成保守主義的復甦？
這不意謂著事情必然會變糟，總的來說，金磚國家與整個世界仍有無限前景。但無論如何，這些國家的崛起已是現在進行式，不管帶來的是進步的新氣象或者保守主義的復甦，都是我們必須正視的課題。而我們能選擇的，就是冷靜判斷局勢，把握並創造為進步勢力鬥爭的有利條件。
那麼，我們究竟能不能期待金磚崛起的未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