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主編：王顥中
近十年來，台灣青年高失業率與低薪就業的問題經常躍上媒體版面，也成為歷任政府在排定政治議程上的常客。兩項問題會如此受到關注並非沒有道理，事實上從2000年開始我國的青年失業率與整體失業率的差距就逐漸拉大，代表青年勞動市場惡化程度更甚於一般，尤其在金融危機以後，青年失業率更站上歷史高點，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LO）去年（2013）發佈最新的《全球青年就業趨勢》（Global Employment Trends for Youth 2013），其中提到東亞地區15至24歲青年失業率仍處在高水準，也特別點名台灣的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依舊無法回到經濟危機之前的水準。面對青年失業的嚴重挑戰，在對症下藥之前，官方如何正確解讀病因將是成敗關鍵。過去勞工主管機關對於青年高失業（或低薪就業）的解釋大致上可以分為五大因素：一是國際趨勢、不足為奇；其次依序是就學人口太多、非典型就業不普遍、就業意願低落（還可延伸至家長過度保護），以及學用落差（技能不足）。
賴家王老五與學院派魯蛇
然而，官方觀點似不僅未全面觸及問題核心，甚至有部分錯誤解釋的危險。雖然世界各國的青年失業率普遍高於平均失業率，唯台灣是格外嚴重，而青年從事非典型就業的比例也與鄰近的南韓相距不遠，南韓的青年失業率卻低於我國；而且更重要的是，無論是就學人口或者就業意願低落的求職者，是不列入勞動人口的計算當中，失業率反倒可能因而下降。
相對的，學用落差、技能不足或經驗不足就成為解釋高失業或低薪的合理理由，如何縮短學校與實務界的落差，加值青年自身的競爭力，是不被市場淘汰的不二法門。順著台灣社會的主流說法，近年來政府大規模地推動實習方案、青年接軌職場的相關計畫，藉由提早投入就業環境將有助於提升工作經驗、職場倫理乃至於後續的勞動條件；但弔詭的是，年輕人的失業率仍然居高不下，勞動條件也原地打轉。
實際上，依照根據勞動部所發佈的2011年《青年勞工就業狀況調查》內容指出，青年勞工初次求職遇到困難情形，在4千多份問卷中僅五成受訪青年在求職過程有遇到困難，又其中僅18.6%是受到「技能不足」的限制，顯然台灣社會過度放大學用落差或技術不足對青年失業造成的障礙。再者，政府又經常指出青年因為缺乏工作經驗以致於求職困難，但行政院主計總處所發佈的《事業人力僱用狀況調查》，針對廠商短缺員工的僱用條件進行問卷的結果，不拘工作經驗的就業機會歷年皆超過七成，同時教育程度要求則以高中（職）與不拘為最多，專科與大學以上學歷逐年減少，都意味著工作經驗、學歷水準並不是我國青年進入就業市場的門檻障礙，學用落差的論述無法經得起考驗，雨後春筍般的實習培訓亦失去正當性，無助於促進就業且改善薪資條件。
抗壓不足的職場逃兵？
另一方面，根據官方提供的數據可以發現，青年高失業率的成因主要是來自於自願離職，似乎與青年不願吃苦的草莓形象十分符合。不過進一步探究青年勞工轉換工作的原因，依次是「待遇太低」、「工作無前景」、「工作太累壓力大」、「工作環境不佳」與「無法發揮技能」等，其中「待遇太低」、「工作無前景」與「工作環境不佳」的比例最高。換句話說，促成離開工作的原因是始自於「資本家因素」，致使青年勞工「被迫離職」成為失業者。同時，調查有機會但未就業者的原因，歷年以「待遇太低」為最多，而另有將近半數的失業者是完全找不到任何工作機會。
長期以來，台灣青年高失業率的成因被歸結為個人條件，但許多統計數據卻明白指出問題的根本是需求面而非供給端。青年因為待遇過低而成為失業者，也因為薪資條件不佳放棄眼前的工作機會，寧可繼續滯留於失業身份；影響所及是許多人力密集的服務產業，可以創造大量專業的工作機會，卻受到勞動條件劣質、工作環境壓力過大的影響，以致於人員高度流動，發生從業人員不足的現象，例如護理師與社工人員，具備就業潛力的產業無法留住人才，人員外流的結果將放大其他產業領域的就業競爭，就可能衍生出工作機會不足的問題。此外，例如產業結構缺乏轉型的結果，無法與高教擴張後的勞動力連結，也難以提供有前景的就業機會。
事實上，當政府與資本家一再過度將責任歸因於求職者或受僱者，無疑是透過貶損來作為合理化勞動條件赤字的藉口。過去主流輿論一直認為勞動條件、工作環境與失業率呈現反向關係，彈性化與壓抑的薪資水準將有利於創造就業、解決高失業率的問題，現實卻是低薪結構導致持續高水準的青年失業率。唯有穿越青年失業的迷思，才能解除實習訓練帶給青年世代的種種壓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