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主編：王顥中
在運動當中，不同群體間經常存在著矛盾，設想「最終願景」的目標也經常不同；而在另一些時候，運動路線間的差異取決於「階段性或策略目標」的不同，卻共享著「最終願景」。我認為，當前運動中存在著兩種誤導性的修辭，不僅無助於「最終願景」的實現，甚至是有害的。要真能促成目標的實現，乃至於設想過程中的階段性目標，我們有必要先揭露當下的偏誤。
理想 ≠ 局部加總
第一種偏誤，是簡化地將實踐理想的過程看作拼圖，誤以為任何「局部」的實現都是在朝理想邁進。
事實上，我們不能夠簡單把「理想」分割看做成「局部的加總組合」，因為理想的社會制度，往往就是一環緊扣著另一環，無法分割。舉例來說，假使在一個能有效、平等分配生產所得的理想社會中，或許可以支持讓少數人取得資源並大量生產；但若是在一個無法合理分配所得的社會狀況下，發展出讓特定人富足的體制，卻只是創造特權，而不能視作朝著理想邁進。
其次，在追求理想實現的過程中，每個環節間也不斷發生著動態變化。在親密關係平等的前提下建立區別，和先創造取得資源的階序，然後再期望可以達成平等，這兩者的順序不同，所造就的後果也是截然不同。
在親密關係平等的理想下，移除所有「性傾向歧視」的法律當然是必要條件，但是，如果以國家為單位對關係進行「認證」的法令（無論是婚姻法、或者伴侶法），本身就是追求親密關係真正平等的阻礙，那麼，去創設一個「沒有性傾向歧視的婚姻法」，究竟如何能夠算是一種「階段」，這是需要爭議的。
第二種偏誤，是誤將僅僅有利於部分人向上爬升的，當成是整體朝向願景的「階段」。
當今天婚權運動已經碰觸到社會制度的種種問題，或者像是多元成家的三套法案，本來也就宣稱「不只是為了同志」，那麼運動就不該在遭遇批評時，以「只是推動反恐同、只是推動同志權益」等說詞逃遁。
既然提出了「親密關係平等」這樣子的願景，並以此示人且召喚、代言群眾，就必須面對爭論，說清楚自己所提出的「階段性目標」，如何可能能朝向這個「最終願景」前行。面對「親密關係平等」的理想，現在運動所推動的同性婚姻或者三法案，真的是我們所有抱持共同願景的人，都能同意的「階段性目標」嗎？
兩種「階段性」設想
以下我舉兩種「階段性目標」，在一般運動中，如何以「整體利益」的考量下，去設想其「階段性」，其中包含了「策略性」和「迫切性」的「階段性目標」，藉此凸顯出當前婚權運動聲稱的「階段性目標」，往往只是以口號，去迴避甚至悖反理想的修辭。
所謂「策略性」的階段目標，就好比楔子，是在運動中先去找尋一個容易入手、開展的突破點，更關鍵的是，接著還必須撐大這個突破的縫隙、進一步開展社會的更多矛盾與衝突所在，協助其他原先沒名沒份的人都能進入。當目前被視作「保守」的代表，都已經鬆口表明同意實質權益的修法[1]，持續推進與開放這個戰場，讓所有人的需求都能夠持續被納入、被看見、被討論，這是「策略性」的階段目標所可以採行的。
此刻，代表同性伴侶的群體，如果也想擴大宣稱自己代表「多元親密關係的群體」，就必須面對以「身分認同」為核心的運動，實則造成了極大的排擠性。當一項具體權益成為特定身分的「特權」時，同志必須抉擇：宣稱得不到權益是因為同志沒有名份，因而主張同志要求名份；還是把握現在具有的政治能量，作為所有沒名沒份的關係中的其一，共同爭取主張權益向所有的人開放？如果真當「親密關係平等」是最終願景，那麼唯有選擇後者，才可能稱之為是「策略性」的階段目標。
「迫切性」的階段目標，就是從當前最急迫、最需要被處理的問題下手。對許多運動來說，最直接首要對抗的就是「罪刑化」，罪刑化不純粹是刑法條文本身，而更象徵國家合法暴力與更廣泛的社會暴力。除了常被討論的通姦罪外，太多的相關刑罰正不斷致入於罪卻不被看見。好比說，傷害直系親屬以及殺害直系尊親屬，是極其重罪，然而也正正是因為家庭從來都不只是愛與承諾的所在地，所以常是所有社會矛盾收攏集中、極大化之處。這樣經擠壓而成的傷害，卻必須要被施加更重的刑罰（相對於一般傷害罪／殺人罪），來服膺某種「家庭」與「家人之間關係」的和睦理想。
又或者，針對緊扣著親密關係的「性」，好的、合法的、忠誠的性，依然同壞的、非法的、隨意的性之間，存在巨大鴻溝，社會褒揚前者而懲治後者。近年來，許多人在親密關係中發生性，然後因為親密關係的矛盾與衝突，反過來又以性為由而告上法院，要求國家懲治。國家暴力施展的兩面性，正是透過一面教導「性」應當被呵護、另一面又提供懲戒「性」的武器，而制定、推動、執行與宣揚國家法律的力量，卻又隱身在「人民」之後。
正在發生的台鐵性愛趴民事訴訟，以及針對《刑法》231條的釋憲，更突顯了「親密關係平等」仍然遙遙無期。親密關係真要邁向平等，當然也就包含了，「長期」與「短期」親密關係的平等；「兩人」與「多人」親密關係的平等；以及「不經過中介」與「經第三者媒合、或者提供空間等協助」的親密關係，也該要是平等的。
這麼說來，台鐵性愛趴難道不正是「親密關係平等」的最佳代言嗎？一群男女短暫相約聚在一起，既謹守事先承諾，且紀律嚴明、保護彼此隱私。這樣的實踐卻遭到媒體與社會的圍剿和獵捕，這不正是所有推動親密關係平等者，所必須大力聲援的嗎？而這樣一個已經遭到司法迫害定罪、迫切於得到平反的人，任何宣稱要推動親密關係平等的運動，難道可以迴避，不將他放到運動的議程當中嗎？
連結的對象
當然，以上所提，僅僅是作為一種參照，希望能重啟有關「階段性目標」的辯論，重新界定我們所要邁向理想，其可能的路徑究竟是什麼，而非簡單把這些當成標準答案。不同意以「親密關係平等」這項願景的人，應該持續對這願景本身提出異議；而同意這個願景的人，則必須認真且現實地思考，什麼才是真正可行的實踐；什麼又只是口號，甚至將我們推離目標。
試想以下三個常見的案例：
#2 一對同性伴侶，總共月入百萬，很快買了合適的房子。
#3 一對年老的異性戀夫妻，無法找到經濟可負擔、又願意租的居住空間。
這時候，我們該是如目前的婚權運動，用「關係認證」去爭取名分，將 #1與 #2串連起來，然後說，社會問題是在於 #1和 #2 的親密關係沒有「合法化」，不能像異性戀那樣申請房貸優惠？還是應當要把 #1和 #3 串連起來，去主張一個合理的、非市場價格邏輯的居住空間？
將這三個案例並置，考驗著追求「親密關係平等」的運動，究竟如何設想應該要使人陷入不利困境的結構性因素。而運動又該如何打破造成這種不利的問題核心、追求更好的生活？
這也凸顯了，當前將 #1 與 #2 連結追求名分的婚權運動，恰好遮蔽了社會上真正亟待挑戰、激化的社會衝突所在。在這個意義上，參與發展基進的居住可能，或許遠比任何倒行逆施的實作，更能促進親密關係平等。
歷史的時刻早已到來。在追求親密關係平等的路途上，我們不難發現，極度迫切的台鐵性愛趴訴訟案，聲援人數比彩虹圍城少了千倍，後者甚至還超過了爭取具體社會權益的巢運。任何關注運動的人，都必須在這個情勢下採取決斷：究竟是要為自己爭取一個比較容易取用權益的名份，或者要同所有沒名沒份的邊緣人一同抗爭。此刻的任何選擇與行動，都必將被看見與記錄，並影響著運動的未來走向，最終也要負起歷史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