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14）9月新任教育部長吳思華首度接受立委質詢時，就預告了為因應少子化要讓大專院校的數量從162所減至100所以下，並表示要在5年內完成這項工作。而今年從2月到8月不過短短半年之內，我們便眼見有高鳳數位學院、永達技術學院等校在教育部的核准下停辦、退場，從這些情況看來，教育部推動加速大學退場已是勢在必行，而「少子化」儼然已經成為官方論述中合理化大學退場的主要理由。
在官方的退場語境當中，我們只見「少子化」彷彿是一個如「全球暖化」般的「自然現象」，是必然且不可逆的結果──然而，我們其實也清楚知道，少子化並非是一個自然現象，卻成了官方用以消解其職責的藉口。高鳳、永達的倒閉，揭露出了長年以來，私校在國家教育經費不足以及限制教育工作者勞動人權的背景底下（在2011年《工會法》修正前，教師未能有團結組織工會的法定權利，修法後仍沒有罷工權），高度仰賴學費及低度公共監理辦學模式的公共性困境，以及國家機器在打造市場機制、打壓工會的積極角色。
在高鳳、永達的案例中，學費都占了其總收入約六到七成左右，而教育部的獎補助款僅占總收入的一成[1]，就在國家教育經費投入的不足下，使得它的辦學品質和校務運作與學生人數有著密切的關係，因此在學生數減少時就容易出現財務困難（雖說這不全然源自於學生數的減少，有時還可能關係到校產為董事會違法挪用、掏空等問題，或者是董事會在縮編人事成本上用以壓低勞動條件的藉口），而董事會則藉此為由，進行裁併科系、甚至發生積欠教職員薪資等問題。
遭校方欠薪的永達教師年初赴教育部抗議。（攝影：陳韋綸）可是當大規模的學生人數銳減的少子化衝擊根本還未到來，且整體私校技專院校的學生數仍是增加的同時，高鳳和永達所面臨學生人數減少的問題，我們可以說這是少子化的結果嗎？
實際上，教育部無意要挹注更多資源以降低整體大專院校生師比、放任生師比的惡化，恐怕才是更為關鍵的因素，由此使得部分「前段」學校得以「超收」、吸納更多的學生，造成了對「後段」學校學生數的減少。
另外，對照教育部過去在處理私校停辦危機時的介入角色：1990年國際商專在董事會停辦後，教育部將師生轉介到高雄工專（現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成立的商科部；2001年精鍾商專為教育部所接管；在高鳳、永達宣告倒閉，大量教職員被資遣、學生受教權受損的同時，我們可見國家機器在新自由主義導向下，公共性職能上的萎縮和失能[2]，以及作為非市場的力量，協助董事會完成教職員的資遣和同意、誘使私校董事會得以在利潤、成本的考量下選擇停辦、進行轉型的加速退場推動者角色。
在新自由主義轉向下的高等教育，會是個怎麼樣的模樣呢？首先，若按照吳思華的退場計畫：5年內將有60所大學退場（以退場、合併、轉型等方式），並且要「轉介」老師至產業的說法，則意味著有近百億[3]的公共財可能在轉型過程中被「私有化」，以及將要有約1萬5千名教師（佔總教師人口的約30％）遭資遣，生師比也繼續惡化，同時，當國家機器成了市場的設定、保護者，無意投入更多的公共資源，學雜費只漲不降的高學費負擔，也將成必然趨勢。
結果，我們只見表面上學校數的減少，但教育品質和教育的公共性並未因此提升，反倒是在國家機器同意了私校作為一個營利事業，更緊密地按照市場邏輯來運作。於此之際，指認行動者角色的重要性更甚於以往，高等教育領域中的教職員生，如何在彼此共同作為勞動者身分及利益下團結起來，以集體的力量捍衛工作權及受教權，爭取更多的公共資源挹注以改善生師比、降低學費的個人負擔比例，以及大學的公共監理，已是刻不容緩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