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麗芳為夜校教師、中央大學英美文學所碩士生
情僧為東華大學華文系學生
【作者按】
依教師培訓所規範的「專業倫理」準則，以及，因應2012年10月更新上路的《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校方不宜洩漏學生個人資料，其中又特別針對越為敏感的議題，例如：家暴、性侵／性騷、憂鬱、自殺…等現代性之「負面」，則越是恪守此類進步法律與單一專業倫理中，僅「莫（默）言」與「一律通報」這一處理方法才堪稱之為「專業」的規範。此類手持「保護」權杖的現代法看似文明、保障個人權益，實質上保護的卻是冷戰時期迄今既有的知識框架與權力結構，對身處第一線的教育者而言，校園裡冷戰結構的轉型與延續非但沒有打開任何言論伸展空間，反造成師生人人自我約束言行，也同時以號稱「多元」實為單一的「專業」標準──即「莫（默）言異議」──來監控他人，使得異議聲音既無法運用公共平台以公開現身的方式討論處理機制的問題性，也無法利用各類各種各方之分享，以獲跨越自我知識框架的除魅開拓與另類知識積累。
【玫瑰少年變奏曲】這一系列寫於這樣的時空背景下，核心批判的是冷戰延續至今的校園文化，同時也試圖探問延續冷戰氛圍下的校園如何處置異己他者。在方法上，由於考量前述校園裡的「莫（默）言效應」可能對文中異議師生帶來的生存擠壓，故特意採取虛擬寓言的方式，寄身以文學的身體來述說現今校園異己的故事，故事內文盡可能保留批判主體，其餘可能暴露隱私的細節則全數轉喻置換。【變奏曲】的第一樂章〈母侵〉由一名教師「鱷魚皮」（化名）所寫，文中以老師左右為難的視角，試圖對號稱「友善」的校園生命治理提出質疑。如此的生命治理立基於滋養並守護下一代的巨大母性位置（the Mother），雖管不了溺愛小孩的父母，卻屢屢伸出觸角探進單親、失親、依親、新移民、新住民、甚或同志等被國家列為「高關懷／高風險」、分崩離析、非正典的家庭／家人關係中，侵探是否發生性平秩序下見容不得的肢體暴力、性侵害、性騷擾或性交易，絲毫未見自身行走於「弱勢」家庭、教育單位、社福機構，並運用社工人員帶走並安置小孩的權力核心之詭奇（uncanny）之處，所展現出的暴力型態絲毫未減於其念茲在茲、鎮日攻謀以滅之的肢體、性侵、性騷等暴力。
【變奏曲】的第二樂章由賴麗芳、情僧主筆的〈黃色密件〉適度改編了《孽子》、「葉永鋕事件」，以隱喻的方式來描述「可疑的犯罪」主體，方法上一方面屏蔽既挑戰又不見容於現行保護觀點中的兒少主體，試圖理解當代在何種時空下影響台灣兒少性健康的意識形態軌跡，一方面也希望突顯特定「社會排除」跨時空的共通性。第三樂章〈希貝爾[1]的節奏〉接續前一樂章的孽子故事，更進一步地指出整個校園裡的性平未來政治宛如日本動畫的希貝爾先知，雖未發展出分析人類精神犯罪數值的高科技設備，但藉由輔導機制來掌握校園師生的性／別色相，亦有異曲同工之妙。第二樂章和第三樂章藉由李青的孽子敘事來挑戰性平敘事下恆為受害的「玫瑰少年」一角，有別於一般閱讀性平事件時，教師們普遍採取（也被鼓勵採取）的「仁人聖士」位置（最教條的莫過於把教育當作是愛與勇氣的行動），本系列鼓吹的是以貼近「孽子／神經病」的位置進行閱讀與分析。
犯罪精神管理
「犯罪指數」超過一定值的人，即使尚未做出任何犯罪行為，仍會被視為潛在犯而受到制裁與管控。──《心靈判官》（サイコパス，PSYCHO-PASS）。
事由：
國中一年級的李青開學後常無故未到校，聯絡簿上也都沒有家長簽名，導師詢問後發現孩子常常沒有回家，甚為擔憂，故轉為二級輔導個案。
程序：
二級輔導。
輔導紀錄：
2010年10月18日
李青的狀況時好時壞，他有時敞開心房滔滔不絕的說了很多，有時卻是不管怎樣都不願意多說，淨說些讓老師尷尬的話或做些讓人困窘的動作，藉故打斷或影響輔導工作的進行。
2010年10月25日
李青說他沒有回家時，都去某位校外人士「大叔」家玩，但李青說話常反反覆覆，一件事情總有多個版本的說詞，目前無法判斷「大叔」是否為真實存在的人物。
2010年11月8日
導師表示李青的動作陰柔，說話時語氣尖而上揚，有時還翹著蓮花指，已影響到他在班上的團體生活，他無法融入班級，但他似乎滿不在乎，給他的團體生活建議也都不願意採納。似乎頗為固執己見。
2010年11月15日
導師反映李青傳紙條給班上男同學，裡面寫「我愛你」，在班上引起軒然大波，但問他紙條是不是他寫的，他都拒絕承認。我趁輔導時問他：「你喜歡男生嗎？」他回答：「才不是，同性戀很噁心。」我又問他是否願意談談上課傳紙條的事情，他一派輕鬆的說：「老師，就不過是傳紙條而已嘛，哪有那麼嚴重呀。」這次的輔導過程很挫折，學生一直在說謊，不願意承認事實。
2010年12月7日
李青不經意透露曾多次和「大叔」發生性關係，地點包括公園廁所和「大叔」家，校方立刻依《性平法》進行性侵害通報。通報之後，家防中心立刻派社工到校了解情況，依程序先帶李青去醫院驗傷，然後再去警察局錄口供。社工極想了解李青與「大叔」之間是否存在著性交易的事實，李青坦承「大叔」原本有答應要給他錢，但事後反悔，因性交易事實明確，李青被依《兒少性交易防治條例》緊急安置。
古希臘的先知化身以「女人」的形象，據說總現身於聖地（holy sites）揭示預言，儼然佔據「智者」、「聖者」等角色。
變形的柔情暴力
友善校園處理的「罪犯」／「嫌疑犯」身上通常被判定具備違反社會常態（有時被稱為「反社會人格」）的氣質，猶在社會神經極度敏感的議題上迸發，例如：兒少「性」（sex）、憂鬱或是自殺。被判定有以上特質的學生將進入校園輔導系統，此項技術主要分成三級，第一級由各班導師發現「問題」進行輔導，經一級輔導後未改善的「問題」轉介至第二級由輔導室派任輔導老師專門輔導，經輔導老師輔導後又「失敗」的「問題」才轉交第三級，由教育局派駐校心理諮商師定點輔導。層層責任分級的輔導制度幫助友善校園尋得擾亂社會神經線的「不尋常」兒少，也在輔導過程中期望將「不尋常」導入社會正途。在輔導過程中，第一線接觸「問題」的導師或輔導老師有權詮釋兒少主體的問題性及可能帶來的社會危害，老師覺得李青一直在閃躲說謊、無法摸清李青閃爍的言詞背後的真相是什麼、給李青建議的時候也總覺得這個學生「頗為固執己見」，當問及：「你是否為同性戀？」的時候，李青拒絕主動投身進入老師的語言框架，因而引發所謂的輔導挫敗，透露出的訊息是老師的知識框架不足以理解偏離常軌的行為主體，然而紀錄卻顯示，老師將輔導工作的「失敗」究責怪罪於「不尋常」主體的不願意配合，故而以轉學、轉介、通報或安置等層層管道將其平行擲出或是往上呈報，過程中早已不證自明地指出李青被鎖定為異己他者的「精神罪犯」位置。
雖說「老師」的位置在第一線主宰了異類學生的生存與否，然而，左右這個位置判斷學生是否淪為異己的意識形態事實上是複雜的。《性平法》的立法為全球的性別平等語言在台灣開出了先路，幫助「在地」校園師生在知識／權力上針對「性傾向、性別認同、性別氣質」不合於主流的異種加以分類，附加以教育部對跨國性平治理（如：CEDAW）毫無置疑的擁抱，將「性別平等」列為評鑑友善校園的關鍵性指標之一，這個指標相對於長久存在於校園中的性保守言論而言無疑是「進步」的，也因此造成了權力板塊的推移和擠壓，使得原本在校園裡主張性貞節（杜絕婚前性行為，篤信將身體獻給一生一是唯一的「真愛」）或安全性行為（一夫一妻單偶且發生於家庭生育的性才算安全）的性（或性別）教育說詞顯得「倒退」而政治不夠正確。教育部為使自身與「倒退」有所區隔，發公文到各級學校推薦範例教案或是推薦民間團體入校宣導，例如，在性別平等議題上頭舉辦CEDAW教案比賽、愛滋宣導的議題上推薦權促會，試圖想要凸顯國家漸次跟進「多元」與「開放」的指導方針，也暴露自身欲藉著踩過「（性）少數族群」／列管的「精神罪犯」的身體，卑微乞求擠身與第一世界大國並列席位的次帝國慾望[2]。
校園裡原就存在的性保守言論首以宗教教義下的單偶忠貞教育為主，解嚴與開放改革後的校園則開放性（或性別）教育的大餅供各家民間團體搶食瓜分，其中不乏一些長期從事性別平等運動的民間組織和社運機構。也就是說，現下影響校園裡性（或性別）教育操作的意識形態來源紛雜，不過各家為了取得教育的正當性，不管是進步或保守的言論，最大的共同點就是──必須取得人性道德的制高點。換言之，影響「老師」這個位置的意識形態要比表面看到的性平教育執行率來得複雜許多，校園裡流轉的性或性別相關的論述既受道德保守影響，也受到道德進步的左右，而兩造爭食的後果則是學校為圖學生管理方便，現成地採取任何可用的論述以支撐管理的正當性，進步的語言或立法在必要的時候反為保守言論提供出路[3]，成為懲戒校園內異己主體的藉口，以有效區分出「作亂分子」來確立「友善」的珍貴與必要，以社會他者對和平的破壞來達成內部居安的幻覺[4]。
本文中的「李青」既不願意接受「同性戀」的色相屬性，也拒絕扮演性平先知系統（Sibyl System，解析學生的性別受汙染指數、判斷屬性與輔導與否）下的「溫良玫瑰」，既不合於文明禮教（不忠、不誠，甚至「背叛」可能長期接濟他的「大叔」）、逃家、閃躲、誇大其辭等等…不願對著母親般溫良的性平秩序坦承回應的種種行為，無法見容於正典家庭／家人教育的文化秩序中，因而被系統斷定為「罪犯」或「潛在犯」，身為「老師」（或其他擔任相同監視工作的角色）的「我們」除了透過系統的先知之眼以外，又該以何種視角來閱讀此類「色相混濁」之流？劉人鵬在〈章太炎的「神經病」：作為生存位置與革命知識情感動能〉一文中透過分析章太炎「神經病」背後的社會語言與時空脈絡，提出了一個具批判性的「神經病」認同位置，取代先知系統所預設的勇者、教育家、為善者甚或壯烈犧牲的烈士[5]等「仁人聖士」的古典位置來思考此類問題。
以此看來，本文使用白先勇筆下的孽子在現下時空裡固然顯得不倫不類，然若1960-1970年代的李青能像穿越劇一般來到現代，他或許不再面對退學的威脅，取而代之的卻是冗長的輔導過程，與輔導「失敗」後的再三轉介，過程中是一套又一套熱心助人的性平生命政治，操作著魑魅魍魎的邊緣他者「活（死）」與否，或可言之的是，在這些編入輔導紀錄中，名為「罪犯」、「潛在犯」以及／或「神經病」的孽子篇章裡，展開文本敘事的社會場景已然不再是新公園，而是心理輔導與安置機構。